張文顯教授講座(存儲版)

　　

【正文】 然不會用兩個不同的詞來表述了。那個時候，法律的數量不多，已經制定的法律也非常簡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遠遠不能與政策相比。彭真同志將中國治理方式分為三個階段，一開始主要依靠政策治理；改革開放以后，過渡到了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這樣一種政策，這么大的一個變化，一時一個樣是不行的，這就可以看出政策是因地制宜的，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政策，比如說新農村建設，江蘇、浙江、內蒙古和新疆是肯定不一樣的。第一是民辦教師。剛開始有些轉業到企業，條件還不錯，但是后來企業改制后，國有企業變成民營的或者股份制的，除了少量的，新的管理階層都把他們攆走，這種情況下，收入水平明顯下降，這些人生活也沒有了保障。這反映了很多政策侵權沒有司法救濟的渠道，所以依靠政策來治國理政必然會留下許多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是回答什么樣的思維方式是法治的思維方式，什么樣的方式是法治方法。堅持法治的民主思維其實要重建和發展協商民主。美國的眾議院體現代議制，不管紐約州比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多么大，參議院體現的是協商民主，不管州和州之間的人口差別是多少，每個州都兩個代表，眾議院是按照人口的比例來分配代表，代議制民主通過眾議院體現，協商民主通過參議院實現，我們現在是怎么樣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當中都能夠體現出兩種，這就是法治的民主思維。但是從法律思維來講，弱勢群體的利益本質上是權利和人權的范疇，當我們把弱勢群體的利益上升到權利甚至人權的高度就會更加關注和重視他們的處境，增強改善他們處境的法律意識，在憲法面前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和保護，不僅應當是我們應有的道德關懷，不僅是我們應當有的福利救濟，更應當是我們黨、政府、社會組織和每一個人肩負的憲法責任，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們的憲法原則，那弱勢群體的溫飽問題上升到人權的高度，就會把它上身到憲法的范疇，上升到國家義務的范疇。在美國主要有兩者民主形式，一種是參與民主即代議制，一個是協商制。既然我國憲法把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為國家的權力機關，確定為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主渠道，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無論在什么職位都可以治國理政，它在現階段主要是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這是我們當前治國理政的基本的內容，所以要學會運用法治的思維和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推進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在立法法涉及到公民財產問題的立法只能由法律來規定，這屬于立法法的事項，甚至是法律的事項，地方性法規沒有剝奪公民財產的權利。去的十萬人回來的只有7萬人，于是這些人的親屬就開始不斷的上訪。政策不具有可訴性，政策侵權應該如何救濟？我最近到河南做了一個調查。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政策，所以它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2011年，吳邦國委員長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任務緊迫時間又短，形勢不允許制定完備的法律來知道社會主義建設。那么，依法治國屬于政治文明，以德治國屬于精神文明。在今天市場經濟下還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話，沒有哪個商人會同意的，今天市場競爭中就是要損人利己，依靠自己競爭力減少對手的市場份額，甚至將其排擠出市場。各個階層，各個利益群體、利益集團普遍認同和接受的道德觀念、道德標準、道德規范已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那么建國以后依靠群眾運動進行土地革命，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也解決了一些突出的社會問題。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只有靠搞法治，依靠一兩人的聲望必將導致人亡政息。我估計50歲以上的中國人，包括我們知識界和各級領導干部，大家對這個問題都有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認識。那么，緊接著中央政治局開會，集體學習法治，胡錦濤做了詳細的論述。十八大提出以后，快一年了，我想課堂上老師已經講了很多很多了，但是今天我講的角度有所不同。提出法治中國，我覺得意義很大。因為國家與社會是對應的，既然要把政府單列出來，那么就也要把法治政黨從法治國家里單列出來。只有執政黨依法執政，我們這個法治目標就更容易推進和實現。今年的7月份，在長沙召開了“法治中國的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是我提倡和主持的。由于十七大之前我們主要講的是法治國家，我們都知道法治國家還是一個政治層面的概念，是國家層面的概念。2007年之后，五年間，全面落實取得了很好的結果，加快建設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所以到了十八大的時候就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所以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并且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的基本方略，這個時候我們國家法治建設的目標才算是非常明晰了。那么憲法棄之不用，國家都被打碎了，那么國家機構不能正常的開展工作，人民代表大會很少召開了，公檢法也砸爛了，再說憲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也發揮不了作用。他說現在的法律都是司局長制定的，司局長拿著方案去開會討論通過，言外之意是我們怎么能用司局長的東西來約束和規范我們呢，毛主席還說人大有人大那一套，國務院有國務院那一套，我們黨中央有我們這一套。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建設在50年代的時候，有兩句話體現了當時的法治建設目標，這就是董必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那么我有這樣一個觀點，大家到底應該怎樣定位我們這個法學，要從國家法治發展的戰略角度來考慮，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經過十多年，到了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那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包括在共產黨依法執政這個總的綱領、總的格局當中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五個大的方面?，F在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很難形成共識，其實每個法學院的院長都在主導著他這個學院的發展方向，主導著這個學校的人才培養模式。）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法治中國的概念或者說法治中國這樣的思想形成和演進的過程。所以在1958年中央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這次會議的議題之一是要討論刑法典、民法典草案，但會議召開沒多久，毛主席就講了一段話，他說刑法民法那么多的條文誰記得住，憲法是他參與制定的，他也忘記了。然后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等，像這樣的都屬于總章程之下的。也許是我們翻譯的問題，也許是前蘇聯就這樣提的，但大家總感覺到這個時候再不前進一步，還停留在法律和制度層面是不夠的，所以經過黨內外、法學界大家的爭取，所以在十八大把制度的“制”改成了治理的“治”。所以這個全面落實和加快，一是對現狀的分析，另外一個也是在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法治中國這一概念的提出意義重大。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