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中國金融業發展研究(存儲版)

　　

【正文】 ，對本國銀行和金融機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重點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取消和出售經營狀況不好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扶植那些經營良好且有效益的銀行及金融機構。其次，在金融危機初期，ＩＭＦ曾給陷入金融困境的亞洲國家開出了緊縮經濟的藥方。這主要得益于居民投資重點從房地產股票轉向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股，高科技股的高成長性則基本上同股指增長同步，進一步支撐了股市的發展。為知識經濟提供融資保證。據統計，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美國風險投資平均增長３０％，１９９７年已達１６０億美元，美國８０％的高科技公司靠風險投資提供融資支持。（二）日本吸取教訓，重視金融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據統計，１９９７年日本信息技術產業規模約達３７萬億日元，美國達到１０２萬億日元，全世界的這個數字為１９４萬億日元。為了使上述信息技術產業在新千年發揮更大作用，并成為日本的新興主導產業，日本政府制定了２１世紀經濟產業政策展望報告。（三）東亞國家采取金融對策努力糾正片面發展電子工業的措施。有鑒于此，此次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一些國家把以信息技術為主的高科技發展放在經濟復蘇的重要位置，并運用金融財政手段促進科技企業的蓬勃發展。（四）拉美國家逐步認識到信息技術的重要性。巴西信息業研究機構最近也指出“如果沒有信息技術，你所受到的另一個經濟沖擊便是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相對薄弱。第四是金融效益———金融機構購并的驅動以及金融法規的健全與完善使美國金融機構的全球份額和實力處于明顯優勢。歐洲金融重在重組與整合歐洲金融競爭的潛在優勢在于5個效益的支持：首先是歐元效益———歐元的成功啟動有利于信心的支撐，歐元對歐洲經濟的穩定起到重要的信心支持。其次是由于投資者普遍看好日本經濟的前景（而非日本實際經濟出現好轉），長時間的持續不景氣使人們愈發加大對日本經濟的期望。目前世界經濟國際金融發展中較為明顯的影響因素，一方面在于國際石油價格的上漲，表明世界經濟發展加快，需求旺盛加大油價上漲；另一方面，歐元的持續疲軟加大經濟壓力與風險的上升，使世界經濟的穩定性和國際金融的均衡性受到嚴重沖擊，加大國際金融風險的預期。目前歐元疲軟的原因，有經濟增長滯后美國的信心因素，有利率水平低于美國的心理因素，也有歐洲經濟政治未統一的效益因素。美元匯率的變動將是未來金融市場關注的重點，并有可能導致全球資金流動的較大波動與調整，金融均衡中的風險將進一步加大。表現為三個擴大：———高新技術規模擴大。目前國際金融規則改革完善的主要發展方向和目標則具體為：第三、交易網絡化。第二、機構集團化。經濟全球化使得全球的金融關系已不是個別國家或地區的利益問題，而成為牽涉于跨國別和跨區域，甚至全球的共同問題。歐洲央行對歐元利率的再度聯合干預在于提高貨幣信心，美聯儲的參與則有更為強烈的信心與心理的因素。因此，歐元匯率波動的加大是利率調控效益欠缺的實際反應，利率調控被動于美國的狀況形成對歐元的弱化。但拉美也同時受到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和金融主導的利益支持，尤其是銀行業的較好業績和結構性改革將會促進金融穩健發展。而金融持續的弱化卻加大了未來的預期，畢竟日本擁有較為強大和實在的資金實力和市場規模，其優勢在于以下幾個方面。其原有的競爭優勢和潛在實力將會使歐洲金融的整體效益逐漸顯現。在全球1000家大企業中有494家為美國企業所占據，企業排位呈上升趨勢。高新領域的信息技術占到美國GDP的35％、全球1000家大企業中美國占到494家、利率水平遠高于歐日并主導匯率走勢的貨幣政策效益以及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獲利和金融全球化中收益，都成為影響和牽制國際金融發展狀況與趨勢的重要因素。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國際金融市場的最新變化和把握其發展趨勢，本報特約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譚雅玲就此撰寫一組兩篇稿件。正因為如此，拉美一些國家紛紛認識到信息技術發展的重要性。誠然，電子工業也曾對該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起了推動作用。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日本對８０年代的失誤進行了反思，決定把知識經濟納入議事日程，在知識經濟中后起直追。可以滿足不同風險組合的融資要求，進而使得知識型企業能夠以比較低的融資成本取得資金支持。瓊斯指數更是突破１００００點大關。據統計，１９９８年美國家庭持有的股票值總金額高達１３萬億美元，１９９１年的這個數字僅為４０億美元；１９９８年美國家庭直接或間接持有的股票超過他們稅后年收入的兩倍多，％。據統計，１９９６年美國銀行對信息產業的貸款已占其總貸款的４０％，超過對其他任何行業的投入。到頭來，一遇機會，金融風險的巨大沖擊波就將迎面撲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西方經濟“滯脹”的出現，就是明顯的例證。從中可以看出，美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對世界金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首先，美國進口的大幅度增加，既刺激了國內消費，又為陷入金融風波的國家贏得了擺脫困境的大好時機。但因盧布的國際儲備保證比率大幅上升，反倒使盧布貶值導致通貨膨脹上升的幅度不怎么明顯。其三，由“代理公司”對俄羅斯１００多家出現問題的銀行進行改組，政府還在各地扶植和建立一批具有實力的支柱性銀行。第二，各國政府，特別是東亞國家還把較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對原有金融機構的整頓，關閉那些難以生存和即將破產的銀行和金融機構，與此同時，亞洲和拉美主要國家先后制定和重新修訂了金融法規法令，促使銀行機構更加規范化，如拉美一些國家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通過內部財務制度改革等，明顯增加了金融業的透明度。例如，智利總統于１９９９年６月宣布實行振興經濟計劃，政府公布了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和經濟復蘇的一攬子措施。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受危機打擊沉重的亞洲國家、俄羅斯和拉美國家不得不轉向求救于凱恩斯的擴展的財政政策。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初步統計，１９９９年，外國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直接投資超過了９７０億美元，比１９９８年的７３０億美元增長了３２％。就外債還本付息而言，％％，但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和拉美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抑制通貨膨脹是金融形勢好轉的一個方面表現。然而，經過各方面的一致奮斗，拉美最終于當年５月抑制了金融動蕩的繼續惡化，從６月份開始轉入經濟金融復蘇。但經過一段時間后，這些國家的股市又重新活躍了起來，突出表現為，股市指數出現上升。在此期間，亞洲其他國家的外貿出口也出現了明顯地回升。到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末，僅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就高達１．３３萬億元。“九五”中后期以來，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超額儲備居高不下，表明一部分資金資源被銀行集中后存放在中央銀行，處于“空轉”和閑置狀態，從社會資金配置角度看，這是沒有效益的。（一）信貸政策：大力調整信貸結構。隨著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價證券回購利率水平的變動對金融機構買賣有價證券的行為的影響程度越來越大。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可以有以下四種選擇：①中央銀行的再貸款利率。除了對券商可給予股票質押貸款外，我國目前貨幣結構中缺乏對大規模金融交易的特定供應渠道，意味著可能由于金融交易需求形成的分流效應造成廣義貨幣Ｍ2總量中原本僅考慮對應生產、流通的媒介貨幣不足。（二）關于中介目標的選擇。在“十五”前期，以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消除通貨緊縮趨勢為主要調控目標。未來發展趨勢表明，金融安全課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考慮到政策性金融口徑的變動因素，在“十五”期間，金融發展中要注意研究政策性金融發展思路。十二是個人理財、個性化金融服務與對公、模塊化業務的關系。外資銀行資金雄厚，在網上有較成熟的經驗，可通過網上銀行，跨越營業網點及地域方面的限制，迅速擴大市場，國內銀行所具有的地域分布、營業網點普及等優勢將逐步弱化，由此會對國內銀行的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九五”中后期，我國一些非銀行金融業務，如信托、融資租賃等處于整頓、萎縮狀態，相應地部分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托投資公司大量被關閉。問題在于目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十分脆弱，城鄉資金流動缺乏有效機制和渠道。五是政府信用、銀行信用、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的關系。這與近年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迅速回落不無關系。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總體上看，資本盈余有限，對外進行資本輸出能力不足，金融業先行走出去，通過聚集和運用國外資金資源，既有利于金融業的自身發展，也可有力支撐我國其他產業有效實施“走出去”的戰略。而我國自１９９６年以來連續７次降息，加之開征利息所得稅，使目前國內人民幣存款收益率大幅度下降，本外幣利差擴大，加大了外資進入我國的機會成本和資金外流的可能，造成了外資流入下降，外商對人民幣資金需求攀升，增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同時也形成了本外幣置換的套匯風潮；（３）外匯儲備經營運用問題。從發達國家金融發展道路看，金融業的“脫媒”化趨勢愈來愈顯著，直接融資迅速發展。十五中國金融業發展研究之二(2000年文獻)(5712字)宏觀經濟管理20001208因此，要注意研究解決“十五”期間提高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十五”期間，利率市場化要邁出實質性步伐，要研究分階段、有步驟地推進本外幣利率市場化進程。“十五”期間，要發揮金融市場配置資金的基礎性作用，就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并實現在一定程度上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接軌。面對這種挑戰，如何保持國有資本對銀行業的控制力、鞏固國有金融的主導地位成為重要課題。因此，既要注意金融調控的統一性，又要考慮金融調控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經過２０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在迎接２１世紀到來之際，金融體制改革進入了攻堅新階段。六是如何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和與國際金融接軌。十是如何順利實現國有上市公司向現代企業制度的過渡。換個角度看，與國外發達國家比較，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現狀也反映出銀行儲蓄存款比重過高，而其他有價證券偏低。按招募說明書實施的實業投資，其數額通常不及上市所募集資金的１／３，大量資金被用于炒作、拉抬自家股票、認購國債、證券公司的增資擴股（券商用于自營業務，進入二級市場炒股）以及支付陳欠債務、存放銀行或拆借等。加入ＷＴＯ，將加速我國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我國金融對外開放將進一步在寬領域、多層次上展開。我國利用外資主導形式是外商直接投資和借用外債，Ｂ股、海外上市規模十分有限，以投資基金作為工具的間接投資基本處于空白和起步階段。但是，為了防止重復建設和盲目投資死灰復燃，在一定時期內，地方籌集建設項目資本金的市場準入，應考慮由中央政府來統一掌握和控制。從政府信用角度看，政府信用總量已相當龐大，但信用主體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要研究打破單一由中央政府發行國債的格局，允許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發行建設債券，以籌措債務型建設資金，如市政建設債券；從銀行信用角度看，應繼續保持在社會信用總量中的主導地位，以信用規模平穩擴張為基礎，求得信用質量的提高；從企業信用角度看，現行企業信用發展十分滯緩，“十五”期間需躍上一個新臺階。但是，債轉股的規模不大，影響有限，要從根本上調整我國高負債經濟現狀，還有賴于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但是，隨著國民經濟上行周期的到來和“十五”期間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然要求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經過２０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金融機構體系在１９９１年首先出現增量存差，到１９９５年開始實現余額存差，此后每年都持續出現增量存差。從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看，非銀行金融業務發展擁有巨大潛力和空間。總之，國內金融機構不僅要在金融業務品種方面注意創新，而且要運用網絡信息技術，大力發展網上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進行金融運作方式的創新和金融服務方式的創新，對網上銀行發展、安全體系、風險與防范以及監管等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加快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法規，以推動網絡金融服務在我國的健康發展。毫無疑問，“十五”期間，隨著我國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個人理財與個性化金融服務需求勢必迅速上升。一、關于“十五”期間貨幣政策主要考慮：“九五”前期貨幣政策取向主要是防止通貨膨脹，而“九五”后期則主要是抑制通貨緊縮趨勢，汲取“九五”金融調控經驗教訓，避免“十五”時期貨幣供應“冷熱不均”，在貨幣調控方面采取供給與需求管理相結合方式，既要避免貨幣供給不足，又要防止信用膨脹和貨幣需求過熱。隨著利率市場化步伐的加快，“十五”中后期，應該逐步向市場利率為主、貨幣供應量為輔的中介目標體系過渡。因此，在難以對貨幣供應量增長水平與結構的變動區間作出明確判斷的情況下，試圖發現影響其增長水平的主要因素是至關重要的。“九五”期間，利率杠桿運用頻率相當高，存款準備金比率進行過兩次較大幅度的下調，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也初見成效。截止２０００年８月底，雖然再貸款余額仍高達１．６萬億元，但政策性貸款占大頭，超過４０％，而屬于政策性劃轉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再貸款超過２０％，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僅占１０％，其再貸款余額繼續下降。有價證券回購利率作為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尚不成熟。結構調整是“十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結構調整可通過增量優化和存量重組兩種方式實現，目前銀行貸款基本是通過支持增量優化來促進結構調整的。（二）實行寬松的業務市場準入制度，鼓勵金融創新。近兩年，在民間投資不活躍的情況下，政府通過向商業銀行發行國債進行投資拉動，使得商業銀行配套投入相當規模的信貸資金，但是商業銀行在配合民間投資或積極啟動民間投資方面的巨大潛力卻無從發揮。美國經濟學家埃爾溫“十五”期間，必須解決清欠這一老大難問題。“十五”開始，進一步嚴格界定政策性金融業務，除依據現行政策性業務框架加大對西部開發的政策性金融投入外，可以考慮在支持企業創業、技術創新等方面發揮政策性金融的獨特作用，而對于一般性傳統的政策性金融業務的發展，建議要進入適當穩定期，注意挖掘存量資源，多收多貸，少收少貸，控制政策性金融風險。從１９９７年夏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到１９９９年上半年拉美基本擺脫了金融動蕩，這場震撼全球的金融風波前后大體延續了近兩年的時間。全球金融風波的緩解，是有客觀事實為依據的。從１９９９年第二季度開始，亞洲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其中，％，％，秘魯接近３％，其他拉美國家經濟于２０００年也將不同程度地得到恢復。從中可以看出，拉美通貨膨脹將不斷下降。但是，％，％。１９９９年巴西吸引外資高達３１０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