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畢業論文(存儲版)

　　

【正文】 的主要難題之一。以美澳協議為代表的條約外部模式有著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首先，并不建立專門的監督執行機構。不同于歐盟大刀闊斧的制度改革，美澳協定中并不涉及任何雙方國內制度的根本變化，也不建立任何監督執行機構，僅僅局限于雙方在互惠互利基礎上相互承認對方特定法律行為在本國也發生效力。自從2003年9月簽署了CEPA六個附件后，內地和香港有關的專業團體和監管機構已經簽署了一些協議：2003年11月初，簽署了產業測量師的資格互認協議。《服務貿易協議》第6條規定了“承認”。而在具體實踐中，2002年2月8日，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與越南科技部簽署備忘錄，越南承認我國摩托車、摩托車發動機、摩托車頭盔的3C認證結果。相互認可的范圍從最初單一的國際貨物貿易領域逐步延伸到國際服務貿易乃至金融、保險等行業。雙方通過條約或者其他方式相互承認對方的合格評定在本國也發生法律效力。開展執業資格互認，既是保護本國經濟技術的重要手段，也是開展學術技術交流、拓展經濟、技術和勞務合作的重要途徑。歐盟逐漸認識到在金融領域完全實現協調統一化在現階段并不可行。一般來說，與貿易有關的法律制度和規則的沖突多表現在認定產品或產品生產過程、方法的技術法規標準或指南等規則以及評估產品是否符合規則即合格評定的程序等方面，不同國家有著自己不同的規則，在跨國商品流動中，貨物將需要符合多種不同的規格和標準，進行充分的評定和程序，不但造成重復認定的浪費，更有可能產生新的貿易壁壘 〔20 〕。〔21 〕具體而言，貨物貿易領域的規則壁壘主要表現為利用不合理的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阻止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這就增加了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和難度，尤其是當產品要輸往多個市場時將面臨多次的重復檢驗。再次，跨國法律協調機制有效的推動了各國法律制度和規則的協調發展。這將有效地促進協議方之間法律制度和規則改革的良性競爭，雙方都傾向于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嘗試新的制度改革，以提高本國的法治水平。一體化要求盡量消除成員之間制度、法律規則的不同之處，實現不同國家法律制度、法律規則的統一，但相互認可則更加強調締約國之間的平等和相互性，互相承認給予對方國民以便利始終放在第一位，而消除制度差異則并非相互認可的重點，這也就順應了當前求同存異的時代潮流。這種法律制度的協調過程是“自下而上”的，最終能夠引導各國法律規則體系的自發協調。同時《TBT協定》，各成員應保證，只要可能，即接受其他成員合格評定程序的結果，即使這些程序不同于它們自己的程序，只要他們確信這些程序與其自己的程序相比同樣可以保證產品符合有關技術法規或標準。以國際貨物買賣為例，在傳統的進口國和出口國分別評定的情況下。比如，銀行在國外須遵守東道國嚴格的規制要求，受其整體經營的影響，它們在國內的競爭力或許因此削弱。首先，跨國法律協調機制有效地消除了區域經濟建設中各國法律制度和規則差異所帶來的障礙。即使是在一體化程度較高的歐盟內部，分歧仍然很大。〔18 〕執業資格互認對于促進人員的跨國流動，尤其是專業服務人員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增加就業和創業機會，提高專業服務人員的就業層次和就業質量，加強經濟技術的深層次交流與合作，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越來越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傳統的框架下，由于各國認證制度不一致和認證不能互認，供應商為使產品進入各國市場，需要在多國反復申請認證，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某些國家也可能利用認證制造貿易中的非關稅壁壘，限制其他國家的產品或服務進入。在這一背景下，以相互認可制度為核心的跨國法律協調機制建設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受到重視。第6條第4款規定的非歧視性，即“一締約方給予承認的方式不得構成在適用服務提供者獲得授權、許可或證明的標準或準則時在各國之間進行歧視的手段，或構成對服務貿易的變相限制”。 《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第2條“全面經濟合作措施”第6款規定，建立有效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簡化海關程序和制訂相互認可安排。《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第15條第1款規定，“雙方鼓勵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推動彼此之間的專業技術人才交流”。但美澳協議中不涉及任何本國內現有法律制度改變、互認爭端解決措施、互認的監督執行等實質性內容，也不涉及對于對方法律制度水平的評估系統，僅僅在于列明雙方同意減免對方義務的范圍及程度。由于超國家的內部模式需要耗費大量的政治、外交資源，超國家機構的建立也就實屬不易。但是歐盟以相互認可為核心的內部成員國跨國法律協調機制目前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在制度建設初期，歐盟只有12個成員國，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狀況、法治水平相差不遠，進口國可比較容易接受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出口國的相互認可。〔10 〕 有學者指出，歐盟的內部成員國跨國法律協調機制是從最低的貨物買賣質量評定領域走向了較高的銀行、金融、保險、投資等無形資格領域，在帶來巨大好處的同時，也面臨著歐盟成員國銀行、金融、保險業監管完全重構的風險，可能會帶來大量監管上的新問題。隨著《金融服務計劃》的出臺，歐盟委員會列出了在金融銀行業推進共同市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核心是要求成員國相互承認對方的銀行金融法律制度和規則，當事人在任意一個歐盟成員國取得金融銀行的法律資格，就可以在全歐盟范圍內開展業務 〔7 〕。由此，歐盟內部的相互認可包含了有形產品和無形的諸如銀行服務、投資、保險等產品。這一機制最早出現在歐盟法院1979年Cassis de Dijon案的判例中，在該案中歐盟法院以判例法的形式首次確立了“相互認可”原則。一、跨國法律協調機制的國際實踐推動區域經濟體內部跨國法律協調水平的提高，已經成為當代世界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潮流。參考資料：》 陳小君主編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相關資料如下：《合同法》有關格式條款規定的評析第三篇：法律畢業論文“一帶一路”戰略中跨國法律協調機制前瞻內容摘要：跨國法律協調機制對“一帶一路”戰略有著重要意義。程序與實體并重，嚴格規范訂立程序。行政裁決的觸角也不再僅僅限于公法領域，還擴及到私法領域，特別是在消費者保護和反不正當競爭及反壟斷等領域強化行政救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國現行的合同法并未對格式合同做出明確規定，這是與經濟發展的現實不相適應的。對于其他行業的格式合同，則可以實行事后監督。，是指由行政機關對合同內容進行審查，禁止不當條款的使用。（2）對格式合同制定專門的法律規則。如果不在締約過程設置必要程序，可能使合同相對方在根本不了解條款內容前提下就已事實上受到格式條款的約束。五、我國格式合同的現狀及立法缺陷由于我國使用格式合同大多是具有獨占地位的經營者，因此格式合同中長期普遍存在著不公平、不平等的條款，即“霸王條款”。例如合同中規定，因不可抗力所發生的損失，概由相對方承擔。“弱者一方只能或多或少地自愿屈從于強者一方提出的合同條款和那些經常只能被模糊理解其效果的合同條款。正如德國學者羅伯特?霍恩提出的，在今天，沒有這些格式合同統一的條款，很多工業、貿易和商業部門的運作將變得難以想象。特別是格式合同以書面形式明示，條款內容經國家主管部門或行業自律部門的審查，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劃清責任，對合同雙方均有利。正如德國學者海因﹒可茨認為，隨著19世紀工業革命后市場的生產和交易的不斷發展，形成了標準化產品的生產系統以及交易流程中的貿易條件的標準化，格式條款應運而生，并對大規模交易的清算的理性化作出了巨大貢獻，這種巨大的貢獻就是它節約了交易成本”。雙方當事人之間經濟社會地位的懸殊，常常帶來事實上的不公正，合同提供方可以通過格式條款的使用，變相地強制相對方附和其提出的條件，以取得更大的經濟利益或減免自身的責任。要約的細節性體現在要約中包含了成立合同所需要的全部條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交易內容的重復性以及社會對交易簡潔、省時高效的要求，導致了格式合同的泛濫。合同法上注重規范賦予當事人自由訂立合同不可排除法律的適用，諾成合同、非要式合同就得到飛速的發展，在《法國民法典》1134條第一款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法律的效力。合同法稱之為格式條款。因此，對于格式合同的非擬定條款的一方當事人而言，要訂立格式合同就必須全部接受合同條件；否則就不訂立合同。【關鍵字】：格式合同 格式現狀 法律規制一、格式合同的概念和特征（一）格式合同的概述格式合同最早產生于19世紀的保險業和鐵路運輸業，20世紀40年代后，被公共事業和商業領域廣泛使用。數罪并罰中允許刑種升格，有利于保證并罰結果和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的一致性。如，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販賣海洛因50克以上，可以判處死刑，而一個人販賣海洛因兩次，每次40克，對他的這兩個同種數罪進行并罰，如果并罰的結果不允許對他執行死刑，則顯然趕不上《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單從最高刑來說，等于30年有期徒刑被死刑替代。如果把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提高到40年，按照正常人的壽命，對上述同種數罪采用數罪并罰的方法處理，也能達到罪責刑相適應。為什么對同種數罪找不到完美的處理原則?我認為這里面有我國刑事立法的深層次原因: 第一，不對同種數罪一律采用數罪并罰的處理方法。如果對同種數罪進行并罰，有時會出現有罪不罰、輕縱罪犯的狀況。五．對“同種數罪”處罰原則的分析同種數罪，是指連續犯以外的行為人實施數個行為，均符合同一基本犯罪構成，觸犯同一罪名的數罪。刑法第71條所確定的并罰方法，即所謂“先減后并”的計算刑期的主法，是指：首先對新犯的罪作出判決，而后把前罪沒有執行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根據第69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其中，限制加重原則居主導地位，吸收原則和并科原則處于輔助或次要地位。被處罰金或沒收財產的，可以在主刑執行之前或執行過程中執行；被判處剝奪權利，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管制的，與主刑同時執行；主刑為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剝奪政治權利應在有期徒刑或拘役執行完畢以后執行；對于主刑已經執行完畢，在執行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又犯罪的，如果所犯新罪無須判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應在新罪所判處的刑罰執行完畢以后，繼續執行前罪沒有執行完畢的附加剝奪政治權利。根據這一規定，對判決宣告以前犯數罪的，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原則并罰。（二）在量刑階段，對于犯罪人犯有數罪實行數罪并罰，一方面是定罪階段認定并罰的必然延伸，另一方面，量刑階段對數罪的并罰更是從實踐操作的角度出發，要在考察各個刑罰方式的執行方式和執行功效的基礎上，決定最終的宣告刑，以達到刑罰執行的可能性功效性的統一。在審判實踐中，即使數罪中有一罪或數罪應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包括死緩），也同樣應該對各罪分別量刑，然后按照刑法規定的原則決定執行其中最高的刑罰。行為人的犯罪事實具備一個犯罪構成的為一罪；行為人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犯罪故意或過失，實施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具備兩個或兩個以上犯罪構成的，就是數罪。第一篇：法律畢業論文數罪并罰及相關問題研究考號：091408243271 姓名：徐飛內容提要：數罪并罰是對犯兩個人以上罪行的犯人，就所犯各罪分別定罪量刑后，按相關原則判決宣告執行的刑罰。正確適用數罪并罰，首先應當注意區別一罪和數罪。但事實證明，數罪并罰中的“估堆”量刑方法既不能保證準確地適用法律，也不能保證辦案質量，判決不當難以被發現，即使發現了也不便于糾正，因而是不可取的。犯罪人犯有數罪，就必須對該數罪進行綜合考量，在分別獨立評價每個個罪的基礎上，綜合評價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這也是刑罰個別化的表現，也體現了刑罰系統論的思想。我國刑法第69條的規定確立了以限制加重原則為主，以吸收原則和并科原則為補充的折衷原則。對于不同種附加刑的并罰和同種附加刑之間的并罰，法律并沒有給予明確回答。即依據刑法典的規定，吸收原則只適用于死刑和無期徒刑；并科原則只適用于附加刑；限制加重原則只適用與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三種有期自由刑。（三）判決宣告后刑罰執行完畢前又犯新罪的并罰這是指判決宣告以后，刑罰執行完畢以前，犯罪分子又犯新罪，將前罪和新犯的罪并罰的情況。（五）數個有期自由刑與多個剝奪政治權利刑的并罰此兩者間的并罰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有期自由刑與剝奪政治權利刑的個數對應相等，即每一個有期自由刑都附加了剝奪政治權利刑，這種情況下，主刑的并罰按照限制加重原則決定，數個剝奪政治權利刑按照并科原則決定，實際執行的主刑與附加刑都要受法定最高刑的制約；其二是只有部分有期自由刑被附加了剝奪政治權刑，這種情況下，決定應執行的刑罰比較簡單，對主刑按照限制加重原則來決定，對附加刑按照并科原則來決定。至于極少數條文規定的刑期偏低，一個人犯同種數罪時難以罪刑相稱，給司法實踐帶來困難，這種情況應通過修改、補充刑法來解決；（3）一個人犯同種數罪和一個人犯異種數罪，社會危害性有所區別，后者的社會危害性大于前者，處罰上對兩者應區別對待，即對一個人犯異種數罪應并罰，而對一個人犯同種數罪則應按一罪從重處罰；（4）從審判實踐來看，對同種數罪按不同的數額、情節、后果來量刑，比較好掌握，輕重也比較恰當。為什么對同種數罪找不到完美的處理原則?個人認為這里面有我國刑事立法的深層次原因: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按照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對同種數罪無論是都按數罪并罰處理，還是都按一罪處罰，或者是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前提下的折中論，都無法做到任何情況下都能得出公正的刑罰結果、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依照我國刑法現有的量刑尺度，這無法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例如，沒有法律規定的特殊情形，一次搶劫行為，按照《刑法》第263條規定，應對犯罪人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三次這樣的行為，依照《刑法》第263條第(四)項的規定，最高刑卻是死刑。如果大面積保留死刑，許多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而數罪并罰過程中不允許將其他刑種升格為死刑，一些同種數罪并罰的結果就無法和刑法規定的量刑幅度相適應。因為過長的有期徒刑，對于一個罪犯來說，也就等于無期徒刑。特別是加入WTO后，格式合同以其自身的價值與特征，被應用于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極大的方便了我們的生活，它提高了訂約效率、節省了時間、降低了成本但它也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些許付面影響，但是由于格式合同自身的一些特點，如事先擬訂性等，對合同相對人的權益造成了侵害，并損害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因此，我們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