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畢業論文(更新版)

　　

【正文】 推行的具有示范指導作用的經濟合同示范文本。我國可以采取事先審查與事后監督相結合的行政管理制度。一方面，法院運用法律以判決的形式將違反強制性規定的格式條款判為無效；另一方面，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即法院在審判活動中，運用民法的誠實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原則等一般性原則，對格式條款的嚴格解釋而進行規制。對格式條款的立法規制分為:（1）民商事一般法的規制。”根據此條規定，《合同法》所指的格式條款為已訂入合同的條款，也即格式條款就是合同條款。如《合同法》第39條第一款規定格式條款提供方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但對于提請注意的方式、提請注意的程度、提請注意的時間等都未作規定；第39條第二款關于格式條款特征的表述，用“未與對方協商”不夠準確，未能完全體現格式條款不能協商的特性；第40條中“排除對方主要權利”之“主要權利”也未作明確。其二，如果立法不能夠對格式合同進行很好的規范，很可能造成市場交易與經濟秩序混亂，從而摧殘、侵蝕民法、合同體系,隨時損害經濟弱者一方的權益。（三）合同的風險分配不合理由于格式合同的預先確定性，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和法律知識，在合同中預設商業風險及司法風險。但是，在這種自愿接受約束的背后，卻存在著當事人被迫屈服于企業強大經濟實力的現實。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許多新型的交易形態，如融資租賃、期貨業、信用證等開始在經濟生活中出現，并且日益普遍。普通合同在簽訂過程中，往往因為當事人專業知識及法律水平有限，導致雙方在簽約過程中都存在著較大的風險，這種風險可能無法預見，也可能因一方惡意設定簽約陷阱，使另一方遭受重大損失。格式合同內容固定、形式標準，要約方是特定的，而承諾方是不特定的，要約人可以一種固定的合同內容向不特定的多數人反復使用，把要約過程簡化為要約——承諾，這種簽約模式免除了逐條協商及起草、審查合同的過程，節約了當事人的時間、精力及其他交易成本。一般而言，格式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在經濟實力方面有較大差異。格式合同要約的廣泛性體現在其一般總是向不特定的多數人發出，或者至少是向某一類有可能成為承諾人的對象發出的，而非只向某個特定對象發出。(三)以大量生產消費為內容的現代生活關系，使得企業與顧客均希望能夠簡化締約的程序。而輕視意思表示的形式。在我國格式合同也非共同接受的名稱，有的學者稱之為標準合同，有稱之為附從合同者，定式合同者。由此可見其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可見一斑，格式合同成為20世紀合同法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 、并罰與司法實踐第二篇：法律畢業論文格式合同價值之研究姓名：格西拉姆【摘要】：格式合同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合同理論與實踐進步的必然結果，隨著格式合同的廣泛應用，它在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密切相關。數罪并罰允許刑種升格，尤其應該允許達到一定年限(如30年)的有期徒刑并罰升格成無期徒刑。在數罪并罰中，無論是同種數罪并罰，還是異種數罪并罰，除非其中有個罪被判處死刑，不允許將其他刑種升格為死刑。在刑法明文規定同種數罪按一罪處罰的犯罪中，很多時候也是用刑種升格的辦法來懲治同種數罪的。例如，按照我國《刑法》第236條第l款的規定，在沒有其他特殊情況下，強奸一名婦女要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一名罪犯五次強奸了5名婦女，沒有其他特殊情形，按照數罪并罰的方法對他進行處罰，他最多被執行20年有期徒刑。從前面的分析可知，按照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對同種數罪無論是都按數罪并罰處理，還是都按一罪處罰，或者是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前提下的折中論，都無法做到任何情況下都能得出公正的刑罰結果、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少數條文雖然只規定了單一的量刑幅度，但由于這些條文規定的一般是較輕的犯罪，基本上也能做到罪刑相適應。第二，假釋的犯罪分子在假釋考驗期間被發現漏罪或又犯新罪的并罰，依據刑法第86條第1款、第2款，對于漏罪，適用“先并后減”的方法，對于新罪，適用“先減后并”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不論漏罪或新罪的性質與前罪是否相同，數罪并罰的制度都適用。已經執行的刑期，應當在新判決決定執行的刑期以內。我國刑法采用的數罪并罰原則，全面兼采各種數罪并罰原則，包括吸收原則、并科原則、限制加重原則，且所采用的各種原則均無普遍適用效力，每一原則僅適用于特定的刑種。從法條上表述分析，其僅指主刑與附加刑的并罰。三．數罪并罰的原則數罪并罰的原則，是指對一人犯有數罪并需要合并處罰所依據的原則。具體講，對數罪實行并罰，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一）在定罪階段，對于犯罪人犯有數罪必須實行數罪并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刑罰個別化原則的運用。對數罪所采取的并罰，在刑法頒布之前及頒布之初，司法實踐中較為普遍的采取“估堆”的方法，即只對各罪分別定罪，并不對數罪分別量刑，只將數罪作為一個整體籠統量刑。這是適用數罪并罰的前提。數罪并罰制度是刑罰裁量制度的一種，它所要解決的是，在一個特定化的刑事訴訟過程中對實施了數個犯罪的行為人，如何予以定罪量刑的問題。只有對實施了數罪的人，才能進行并罰。數罪并罰制度產生、發展和完善的最重要根據是刑法的公平性和正義性。這就要求在數罪并罰制度的理論體系中，對并罰的方式應當進行科學合理的設置，根據不同刑罰方法的不同特點，規定不同的并罰方式，以確保數罪并罰制度并非只是理論上的空泛探討，而能在司法實踐中實際運用，從而發揮其應有的目的。（一）吸收原則吸收原則是指在對數罪分別宣告的刑罰中，選擇其中最重的刑罰作為執行的刑罰，其余較輕的刑罰被最重的刑罰所吸收，不予執行。（三）限制加重原則限制加重原則又稱加重原則、限制并科原則，是指對數罪分別宣告刑罰后，以其中最重的刑罰為基礎，再加重一定的刑罰作為執行的刑罰；或者在數罪分別宣告的數刑的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并規定刑期最高不得超過一定的限度。四．數罪并罰的幾種情況根據犯罪人實施數罪或司法機關發現數罪時間的不同，數罪可以分為若干不同的情況。這里“前罪沒有執行的刑罰”，是指前一判決確定的應執行的刑罰（既包括宣告一罪后應執行的刑罰，也包括宣告數罪且進行并罰后決定應執行的刑罰）減去已經執行的刑罰部分。連續犯雖然也是觸犯了多個同一構成要件，但是由于行為人具有連續意圖，因而應以一罪從重處斷。并罰論認為，同種數罪與異種數罪一樣，也應進行并罰。我國現行《刑法》對走私罪、強奸罪、搶劫罪等犯罪，明文規定同種數罪按一罪處罰，并規定了相應的法定刑，其中規定的一些法定刑重于按數罪并罰規則得到的刑罰結果。實際上，異種數罪的并罰，也面臨這一難題。其他這一類犯罪，如走私罪、偷稅罪、強奸罪和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等等，都存在著用升格刑種的辦法懲治同種數罪的現象。然而在數罪并罰中，即使允許刑種升格，也不能允許將其他刑種升格成死刑，因為這樣做缺乏理論上的根據。六．結語數罪并罰作為量刑制度的一種，似乎與復雜深奧的理論無關，然而在寫作過程中，我發現數罪并罰制度有著深厚的社會正義與倫理根基。格式合同的產生和發展是與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由于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不同，對格式合同的稱謂也不同。也有學者定義為“一方當事人或者政府部門，社會團體預先擬訂條款或印制成固定格式以供使用的條款”。”在壟斷階段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壟斷性大企業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公用事業的私營化，19世紀保險業與鐵路運輸業開始出現了格式合同。三、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征格式合同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合同，與普通合同相比有其自身明顯的特點，一般而言，格式合同具有以下幾個法律特征： 。定型化，是指格式合同條款具有不變性和穩定性。四、格式合同的利弊分析格式合同以其高效快捷的締約優勢，逐漸代替普通民事合同而成為現代經濟生活中最主要的合同形式。比如：由于郵局使用格式條款，顧客只要填寫事先準備好的格式條款，交易便能很快完成。（三）格式合同能體現交易關系對形式公平的價值要求格式合同內容和形式一經確定便相對穩定，所有合同的相對人都平等地，無差別地按照格式條款的規定簽訂合同，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不受相對人所有制形式、企業規模等因素的影響，使相對人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市場競爭，體現格式合同的公平價值。這些統一的條款使大宗交易成為可能，并為計算機的使用提供了便利條件?！保ǘ└袷胶贤嬖诓还綏l款損害相對人的利益由于格式合同限制了對方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就發生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無論是自然人或法人參加市場交易,一旦其能單方面決定合同內容時,它就可能利用這個權利來規定有利于自己的條款,片面保護自己的利益或獲得不當利益,其結果就會損害對方的利益。對此,德國學者曾經指出:“一般交易條款(即格式條款)曾被廣泛地用來規避法律規則,制作由對方承擔一切風險和不利的契約形式?！鞍酝鯒l款”的表現可以分為五類：一、排除、剝奪消費者的權利；二、經營者和消費者權利義務不對等,任意加重消費者責任；三、違反法律規定,任意擴大經營者權利；四、經營者減免自己責任,逃避經營者應盡義務；五、經營者利用模糊條款，掌控最終解釋權。格式合同雖然屬于合同的一種，關于合同的一般規定也應當遵循，但格式合同作為一種定型化、標準化的契約，其具有的單方預先擬定性、條款的不可協商性、締約雙方地位的不平等性等特征，與普通合同有很多不同之處，因而對其規制，從訂立條件、方式、效力及控制方式等應與普通合同有所不同。六、格式合同的法律規制由于格式合同是把利弊并存的雙刃劍，它在給人們的經濟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所以需要在法律上予以規制。如英國1977年《不公平契約條款法》以及1976年《德國一般條款法》中的規定。包括事先審查和事后監督兩個方面。，是指合同制定方或同業工會對其使用的格式合同條款自行檢查，防止不當條款的使用。當然，格式合同的法律規制也不僅僅是合同法的任務，其他有關法律對格式合同的規制也具有重要作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關當事人因消費者權益糾紛可以向有關行政部門申訴的規定就是一種很好的立法例。不斷規范其格式合同，避免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的產生；要加強宏觀調控，適應“兩個轉變”的需要，督促經營者盡快轉變觀念，樹立市場意識和正當競爭觀念。規定一般條款及立法的解釋原則和方法，并確立非格式合同和格式條款的優先性。從國際經驗來看，以歐盟為代表的超國家法律協調和以美澳互認雙邊條約為代表的雙邊或多邊認可協議是跨國法律協調機制的主要做法。在這其中，以歐盟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區域經濟建設中對跨國法律協調機制的構建尤其引人關注：從20世紀80年代起，歐盟以超國家的模式在其成員國內部大力推進的成員國法律制度的相互認可，直接推動了歐洲從經濟上的煤鋼共同體到政治上的歐洲聯盟的轉變，成為區域經濟內部互認的典范。根據這一原則，在一成員國內合法生產或銷售的商品須為所有其他成員國接受，即使它們并不完全符合接受國的技術法規或質量標準。在貨物買賣領域，只要在歐盟的一個成員國取得了質量評定證明文書，則可以取得相應等級的歐盟質量護照，憑護照可以在歐盟各成員國免除重復質量評定的義務。隨后，在2001年歐盟正式出臺了實施這一方案的Lamfalussy計劃 〔8 〕，提出全歐盟范圍內金融銀行乃至保險行業互認的三步走策略：首先，從歐盟的層面上，在金融、銀行、保險這些不同的領域之中以法案的形式建立合作互認的方向性原則和計劃。〔11 〕同時，這種成員國之間的互認可以被看作是一體化的前奏和鋪墊，隨著成員國之間互認水平的提高，制度結合得也更加緊密，從而為法律制度上的一體化鋪平道路。但當歐盟東擴之后，新加入歐盟的中歐和東歐國家經濟水平、法治水平要遠低于西歐發達國家，而歐盟發生的幾次重大質量安全事故，其源頭也都在東歐國家 〔13 〕。而相比較之下，條約模式則允許協議方以相對較小的制度資源達到構建跨國法律協調機制的目的。最后，美澳協議強調雙方法律制度和互認水平的“高水平相似”，即便在協議簽訂之后協議方內部出臺法案或者執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對方國家產品和服務在本國的實際認可程度，或者對方的法治水平發生一定的變化，只要雙方的認可程度或者法治水平處于一個“高水平相似”的水平之上，即視為符合條約的約定。目前，兩地在專業資格互認、促進專業人員流動等方面都采取了積極的行動，有關部門根據CEPA的要求正在修改相應法規，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規章。該款對成員達成相互認可安排予以認同。最后，第6條第2款鼓勵相關主管機構就“獲得授權、許可或證明的標準或準則”進行談判。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發達國家紛紛對外簽訂相互認可條約。相互認可則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執業資格互認的實質是允許不同性質的規制機構共同合作，允許專業人員機構及許可機構參與相互認可協定的談判，更好地表達自己的特點、需求與意愿，通過相互學習、交流和借鑒，改善專業服務標準，優化專業人力資源的配置，促進全球范圍的專業服務自由化。歐盟曾經大力推進成員國之間金融法律制度和規則的統一，從而實現歐盟金融的一體化，但在實踐中困難重重，遭到成員國強烈的抵制。隨著貿易自由化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不懈努力，各國的貿易壁壘和關稅壁壘已經得到了大幅度的消減，但各國在法律制度和規則上的差異所帶來的沖突逐漸成為阻礙貿易自由化的新障礙，而以相互認可為核心的跨國法律協調機制正是協調化解不同國家之間法律規則和制度沖突的有效手段。第四，尤其重要的，在保護主義、官僚主義或信息不暢通影響下，不同法律制度和規則之間的沖突和差異性將成倍數地被放大，極易形成貿易壁壘。由于進口國不認可出口國認證機構出具的報告，生產企業在將產品銷往不同市場之前需要根據各市場不同的技術要求進行檢驗和認證，包括運費、時間消耗，如果沒有通過認證或檢驗還需要再運回。國家間法律協調制度形成之后，各自評定機構的結果被相互承認，又可以在各個成員方內互設合格評定機構，形成一個合格評定市場公平競爭的格局，使合格評定資源得到充分利用，避免重復性認證，避免了經營費用的增加，降低了商品檢驗中可能出現的風險，促進了貿易自由化。而從國際的實踐經驗來看，在相互認可制度下，當事國的法治水平將放在國際層面與國際標準和其他國家進行參照甚至相互比較，本國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不再是本國特有的、只在國內范圍之內發揮效力的事務，將受到締約國乃至國際層面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