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電杰案”淺析我國刑訊逼供的防治(留存版)

　　

【正文】 員的誘導下承認了自己的“殺人行為”，并編造了殺人細節。但在警方的眼里，胡電杰卻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個，死者家的院墻外有一枚腳印，經過警方的比對，恰好與胡電杰相同。 案例中，胡電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決書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震驚，更多的是對當今中國的法制建設缺陷的憂思。此時根據證據的定義來看，此種證據也是一種非法證據，法院本應當排除適用。其次是懲治違法者手腕不強硬。(二)刑事案件被害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的規定，以財產未返還或者認為返還的財產受到損害而要求賠償的。（6） 馬世奎《關于律師在場權制度的思考》，山東律師論壇。最后，就國家而言，對刑訊逼供的受害者要予以及時的賠償。”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執行該規定，側重聽取犯罪嫌疑人的辯解，分析口供的真實性以及和其他證據有無矛盾，這樣才能有效遏止冤假錯案的發生。其次，非法證據雖然號稱“毒樹之果”，但如果“果實”是于懲治犯罪有效的，我們是否也應當否定其效力呢？因此，雖然非法證據的獲取手段是違法的，但適用非法但真實的證據并不違背其程序正義, 它無義務也無必要因制裁警察的非法行為而喪失在審判程序中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統一。第五次審理時，濮陽市人民檢察院以“事實、證據有變化”為由，決定撤回起訴。本文就是以一個冤案來分析我國刑訊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將從六個方面，針對我國當今缺乏的相關制度來討論這個問題。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重申“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一審判決，裁定發回重審。筆者認為，刑訊逼供不僅僅是要在辦案人員身上下工夫，我們應該更多的去考慮如何完善我國的訴訟制度，減少刑訊逼供發生的幾率。最后，律師在場權也是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的一種保障，它將犯罪嫌疑人同偵查機關處于平等地位，而不再是在偵查機關的強制力面前的弱者。這一點也體現在了本案中，根據胡電杰的復述，當時辦案人員還獲得了領導的表彰，這幾乎就是為了辦案效率而變相的支持辦案人員采取刑訊逼供手段。我們可以看出，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仍然是一個不能松懈的工作。【參考文獻】（1） 呂萍、張會中《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及對策新解》，《人民檢察》2000年第10期。我國《刑法》第247條明確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綜合我們的案例來看，如果律師在場權得到了確認，胡電杰就可以在被通知訊問之時就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也就不會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直接確認其為犯罪嫌疑人遭受嚴酷的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