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鎮村干部培訓班上的發言-全文預覽

　　

【正文】 黨員身份）中推選2名人選，經居民代表大會信任表決投票后，鎮紀委聘任產生。**社區居民委員會是社區的執行機構，居委會設立主任1名，委員4名，由**社區居民會議直接選舉產生，**社區居民委員會對**社區居民會議負責，負責執行社區議事機構的議事決議。社區居民會議是社區的最高權力機構，社區居民代表大會是社區全體居民行使自治權利的常設機構，由居民會議授權，每月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隨時召開。居民自治組織及其職責。這種支部設置模式，把支部建立在了產業、行業和經濟組織鏈條上，方便了黨組織活動的開展，增強了黨組織凝聚力。（如圖）黨組織及其職責。三、**鎮**社區構建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的實踐**鎮**社區是**區按照“城鄉統籌、四位一體”的發展要求建立起來的新型社區，該社區位于**城區以北，轄15個居民小組，人口4185人，有黨員93名。完善村（居）委會的服務，增強村（居）委會服務能力。明確各組織的職能職責，黨組織一般情況下不再直接干預村（居）務管理，將管理權限交還給村（居）委會；建立相對專業的集體經濟組織，專門負責集體經濟的發展事務，使集體經濟的管理權限從村（居）委會剝離；升格村（居）民議事監督小組，設立獨立于村（居）委會之外的監督委員會，構建村級權力監督制衡機制。通過發展集體經濟、擴大和增強村級組織服務等方式，將群眾與村級組織、村級事務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激發群眾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盤活資源，提升村（社區）發展的綜合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增強村級組織的“治理”能力。拓展基層民主范圍，依靠群眾處理好群眾事務，真正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具體目標有以下幾點：加強黨的領導，轉變黨的領導方式。但是，產權制度改革后對現行的村級治理結構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一是明確了農民對集體資產的權限，將農民的利益與集體經濟的發展直接聯系起來，增強了農民參與集體事務管理的意識，“代民做主”的時代已經終結，迫切需要回歸“村（居）民自治”的核心價值，建立起以民主價值為核心的新型基層治理機制；二是產權制度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盤活農村資源和資產，改革后期的土地流轉、資產入股等一系列舉措都涉及到民生民利，關乎到農民的重大利益，一方面需要建立和規范新的議事機制，保障“大家的事情大家說了算”，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增強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能力，確保農民“增收”；三是對村級組織的服務要求進一步提高，村級組織面臨從“管理型”向“管理—服務型”轉變的艱難過程。廣大農民不需要向村（居）委會和政府交納任何稅費，生產生活的自主性進一步增強。（三）缺乏有效的監督。同時，容易導致群眾將村級所有矛盾向黨組織集中，影響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二）村級組織間分工不明，職責不清。同時，在實踐的過程中，現行的村（居）民自治體系也暴露出一些薄弱之處，主要體現在：（一）村（居）委會過多承接政府職能，不能專注于自治事務管理。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建立了人民公社全能治理模式。所以，今天的交流談不上是經驗介紹，只是把我們的一些思考和探索拋出來與大家進行碰撞，希望能對大家今后開展工作有所幫助。說句實話，關于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的構建，我們有過一些思考和探索，但是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的構建畢竟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有其繁復性、嚴密性，至今我們也還沒有思考透。一、構建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的必要性村級治理存在已久，我國歷史上先后出現過鄉紳治理、官督紳辦、官治等模式，這些治理模式是與當時的社會體制和社會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并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但由于歷史因素、體制因素、經濟狀況和運作機制等方面的原因，村民自治制度尚有許多值得探索完善和改進的地方：人民公社全能治理模式和村（居）民自治模式比較治理模式治理內容人民公社時期全能村級治理模式村（居）民自治模式生產資料全民所有，集體經營全民所有，家庭承包，自主經營生產方式集體勞動自主經營，個體勞動分配方式集體掌握，按“工分”分配按合同交糧交稅，自付盈虧，多勞多得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承擔政府為主，少量集資自籌社會管理生產大隊、小隊負責各項具體鄉村管理事務負責綜治維穩、糾紛調解、承接民政事務、計劃生育、文化、宣傳公共服務政府配給理論上應以政府、村（居）民自治組織、市場共同供給，實際上村（居）民自治組織公共服務職能被弱化村級組織管理方式黨政合一，高度集權，全能管理村（社區）兩委共同管理通過兩種治理模式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與人民公社時期全能村級治理模式相比，村（居）民自治順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突出了對農民主體地位的尊重，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減少了村級組織與農民的直接聯系，加上民主管理制度還不十分健全，使“治理”功能有所削弱。這種狀況，削弱了村（居）委會管理村級事務和提供服務的能力，使村級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這種運行機制，必將導致村（社區）黨支部與村（居）委會權責關系混淆，要不弱化村（居）委會作用，要不造成推諉扯皮、落實不到位。一方面，村（居）委會不是專業的經濟管理機構，普遍缺乏對接市場、盤活資源的能力，致使村集體經濟停滯不前，引發群眾不滿；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監督，群眾對集體經濟收入的開支充滿猜疑。2002年取消農業稅和治理“亂收費”后，以從農村汲取資源為特征的“動員型”基層治理基本宣告終結。產權制度改革，重新建立了農民與村級組織的聯系，標志著基層治理向“分配型”結構轉型。在深度推進城鄉一體化和推行產權制度改革的新形勢下進行基層治理機制改革探索，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推進新農村建設，促進鄉村和諧，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借用產權制度改革中的一句話，叫做“還權賦能”，把管理居民自治內部事務的權利還給村（居）民自治組織，賦予它更多的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職能，黨組織不再直接管理村（社區）的具體事務。重構村級組織與群眾的聯系，調動群眾參與村（社區）建設的積極性。二是要理順村級組織間的關系。探索設立村（社區）政務服務站，負責承接政府延伸至村（社區）的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成立在鎮紀委指導下的監督委員會，形成議事、執行、監督相對獨立的村級權力制衡機制。（一）組織架構及職能職責按照“完善社區管理與服務功能，保障社區居民民主權利”的思路，**社區形成了“3+2”的村級組織構架，即：設立了黨總支、社區居民自治組織、社區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加上群團工作委員會和社區服務站。在做好常規黨務工作的同時，就業支部主要幫助指導搬入集中居住區的黨員、居民實現就業；創業支部集中了社區所有從事個體經營的黨員，指導他們守法經營，組織他們為推動社區經濟發展和帶動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