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最終定稿-免費閱讀

　　

【正文】 語言平實簡潔，通俗易懂。本文得出的簡短結論是：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權必須在刑法規范范圍內，遵循罪刑法定原則行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不是將事實與規范簡單的對應，他需要在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制下探求刑法的公平、正義的精神實質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法官對刑法條文的解釋要選擇解釋方法，對具體案件適用具體的解釋方法，關鍵是實現刑法的合目的性要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有賴于法官素質的提高，高素質的法官才能靈活運用自由裁量權，保障刑法的確定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具體說來，法官的專業素質應達到以下標準：一是熟悉法律和審判業務，二是知人善任。所以，法官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忠實于人民的利益，忠實地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嚴格按照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辦事，堅定地為黨的基本路線服務。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可以有效地防止和糾正包括刑事自由裁量權在內的一切審判權的濫用，提高辦案質量。刑事審判監督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防范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權濫用的重點工程。法律需要解釋方可適用，如果立法機關不作解釋，那就只能交由司法機關來完成。法律的原則性、概括性無法克服的也應盡最大可能地予以明確。三、我國法官運用刑事自由裁量權的現狀及問題第一，我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隨意性較大，實行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選任制后，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進行監督，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對案件又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力，自由裁量的任意性增強，一審二審對案件的適用不統一的現象相當嚴重，各個合議庭之間缺乏溝通，對同一法規理解不同，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變成“任意”。第二、法官自由裁量權是種司法意志，而非法官的個人表現。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權因其涉及人們的人身生命權利，民主自由權利，對當事人的影響最大，更應得到有效關注。第四篇：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權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權的研究李永華*摘要：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權是法律所賦予的，是法官所特有的權力。法官通過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在具體案件的審理中實現了科學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1902年開始修律運動，開始了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改：1906年官制改革，設立法部，建立新的司法機構，引進新的司法原則；1910年頒布《大清刑律》，在原則上規定了罪行法定主義原則；在量刑上改變了以往絕對確定法定刑，采用了相對確定法定刑為主，絕對確定法定刑為輔的原則；1911年仿照西方的民事制度制定《民律草案》，規定了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等。中國的法官自由裁量權與大陸法系其他國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只承認成文法的效力、強調法典的價值、法官地位低下等。至今具有大陸法系傳統的國家也大多數承認自由心證的存在，但是對于法官造法或者法官其他方面的自由裁量權一直就非常反感。因此，我國現今的法律既具有社會主義法系的性質，也保有大陸法系的傳統。其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還得益于立法中一些具體的規定，例如法律條文中的一些兜底條款或授權條款。法律的穩定性與法律的靈活性、效率和公正、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秩序與自由等等，它們之間在具體案件上經常發生沖突。首先，“絕大多數的立法歷史表明，立法機關不可能預見法官所可能遇見的問題”，穩定性、滯后性、不周延性既是法律的特點，也是法律局限性的表現，盡管法律文條種目繁多，浩如煙海，但是其與不斷發展的社會關系之間的矛盾隨著時間推移愈來愈突出，法律不明確和法律漏洞的存在在所難免，但法官的性質決定了法官不能拒絕審判，在此情況下，自由裁量既是法官的權力，同時兼有義務的性質，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成文法的缺陷恰恰就是自由裁量價值所在。因為大多數訴諸于法官的糾紛都是有關事實的爭議，法官向社會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務就在于對事實的權威認定。不僅如此，每一個判例都凝聚著主審法官的智慧、經驗和學識，判例也是一種可以充分利用的司法資源和立法資源。判決的權威，不僅在于判決結果由國家強制力做后盾，而且在于法官進行論理時的透徹性和邏輯的不可抗拒性。法律的合法性最終必須立足于社會的認可，最終說了算的，必須是社會的認同和接受，它所揭示的應當是法官對法律的價值追求和法律意義的深刻追問，所要彰顯的應該是隱于法律規則之后的力量，它所帶來的效果應該是法律必須給出一個在當事人看來、在普通人看來合情合理的結局，而不是一個在常人看來都無法解釋的一紙裁判。自由裁量不是隨心所欲、恣意妄為和信馬由韁，裁量權的行使必須尊重和服從規則，必須受到法律原則的限制，遵循立法的價值取向，不得超越規則。其次，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還能很好地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是克服我國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對司法消極影響的重要方法。完善立法。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并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我國審判機關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并報告工作，受其監督。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權就同橡皮筋，稍拉便長，略松便短。在對判決承擔連帶責任的當事人的執行中，往往采取一種“劫富濟貧”的執行方式，即哪一個被執行人的財產更多，哪一個被執行人的財產好找，哪一個被執行人的財產好兌現，就執行哪一個被執行人，而不管被執行對象是“主”債務人，還是“次”債務人。在審理階段亂用訴訟程序、亂認證、亂裁判和亂改判、亂發回重審。其危害性主要有：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權往往產生于法律概念不清、不明確、不具體的情況下，因而法官有可能濫用解釋權和判斷權，使作出的解釋和判斷背離法律的精神和目的。而確認本身是司法主體主觀世界的一種思維活動，自然離不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結果。事實認定。法官對證據的證據能力的自由裁量權主要表現在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自由裁量。法國公法學家狄驥在社會連帶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客觀法的觀點。也就是說,在司法過程中，法官應在法律規則的結構內體會立法者希望保護的利益，僅僅在法律空白之處創設新的規則。但是，由于我國法律制度的不完備、法官隊伍職業化水平不高和司法環境的不佳等主客觀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現象還不能完全避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司法公正的形象，降低了司法保障發展，維護群眾利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效果，從根本上影響了我國的法制建設。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為了抗衡其他權力給司法施加的影響，法官可以借助于輿論的支持。（二）濫用自由裁量權關于第二個現象，即中國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本文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司法界對法官自由裁量權性質認識不充分以及法官隊伍素質的不足。首先中國是大陸成文法國家，法律規范當然是使用一般語言表達的，因此法律解釋方法對于疑難案件的局限在中國也會存在。一國的法律制度是一個一致協調的規則整體，法官的使命就是通過適用法律來實現社會公正，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權只能在法律所設定的框架體系下行使，并自覺與其保持一致。但是假設二審只能以判決結案，那么根據后果主義論辯模式，法官勢必要就兩種價值做出宣告和衡量。這個過程將會不同社會利益間的價值比較充分展開討論，有助于幫助判斷法官是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還是濫用自由裁量權。麥考密克(NeilMacCormick)的表述，如果把演繹邏輯看作一次證明的話，疑難案件就是還需要證明邏輯大前提的案件，即需要二次證明的案件，正如他所說：“二次證明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若干裁判規則之間做出選擇。其次，法官的職業倫理還要求法官既不能怠于行使自由裁量權也不能濫用自由裁量權，因此必須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落實在一定的范圍內，即必須在其形式和實質上劃定其限制邊界，使得當案件有某一因素落在這一范圍內時，法官就必須行使自由裁量權且行使得合理合法，下面對這兩種邊界進行探討：形式邊界——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條件實現案件處理的公正只是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價值出發點，然而還要確定一個形式邊界，解決法官具體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啟蒙運動時期對自然法的推崇使得一些國家在司法實踐中，賦予了法官可以超越實在法將判決建立在自然法價值上的權力。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法官權力中最能動的一個方面，法官自由裁量的過程也難以規制、預測，自由裁量的最終結果基本上因法官而異。關鍵詞：法官自由裁量權，中國司法環境，自由裁量權限制正文一、問題和意義作為一種極為重要的人類社會的生活規則，法律被認為具有規則的一般特征，即確定性，正因如此人們才能根據法律規范來引導自己的行為，而法律的確定性也造就了法律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作用。我國實行兩審終審制，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的，可以上訴到二審法院。（1）完善立法技術。因此，目前我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較為寬泛的。三．我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但在司法實踐中中，由于我國政治體制、司法體制、法官制度、審判制度的現有特點，司法獨立在很大程度上無法實現，這就影響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公正行使。我國法律規定中的彈性條款過多，自由裁量的范圍廣闊，導致自由裁量權在操作上難度過大，這給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恣意使用提供了空間。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積極價值。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建立法官自由裁量權正確運行機制，規范民事法官自由裁量權意義深遠又十分必要。第一篇：論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論法官自由裁量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司法體制改革提出了具體要求，在整個司法實務界和學術界都引起了廣泛反響。一、法官自由裁量權概念及價值（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概念。一方面克服成文法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約束和監督，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對案件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力，自由裁量的隨意性增強。2．法官審判權是否獨立。（一）我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現狀。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法制建設雖然已取得長足的進步，法官的整體素質及其裁判行為的規范性迅速提高，把握自由裁量尺度的能力也在不斷地增強，但應當看到，我國仍十分欠缺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專門規范，司法實踐中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還是有許多問題。現代司法是一個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活動，這就要求法官有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更要求其具備嫻熟、高超的司法技術，然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法官的整體知識結構和法理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法官很少了解什么是自由裁量權、在什么情況下行使自由裁量權、如何合理地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時承擔的角色性質等問題，或是不知或是知之甚少。自由裁量權是因為立法之不足而產生的，因此在承認自由裁量權的前提下，要盡量減少自由裁量權的比重和運用，就必須提高立法技術，力求使得各方面都有法可依，減少法律空白或者沖突。但是在二審法院的審理并不能完全保證審理的公正性，枉法裁判、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況同樣可能存在。但是，在法律的適用過程中，法律的確定性卻要不斷地被妥協和緩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既是個體法官職業倫理的體現，也承載著社會和公眾對公平正義的價值期盼，“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自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而始。可以看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就是為了通過緩和法律的一般性和嚴峻性的缺陷，從而實現公平正義，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權本身就直接與價值倫理掛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適當與否也直接體現出該法官的職業倫理。首先要提出一組概念范疇：“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關于疑難案件，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例如，當公民的生命權與娛樂權發生沖突時，生命權很顯然處于價值優先地位，如果這個時候法官還做出了保護娛樂權的裁判，那么顯然就是在濫用自由裁量權了。該案中，如果支持趙C,那么背后的價值就是公民權利、權利本位法律理念、限制權力濫用的原則；如果支持公安部，那么背后的價值就是國家經濟利益（因為公安部的戶籍管理系統就必須修改，耗資巨大且耗時耗力）。三、中國問題分析與對策當我們分析中國的法官司法實踐現狀時，通常會在兩個互相對立的現象間困惑：一個是中國法官在審判中僵硬適用法律，怠于行使自由裁判權，導致機械司法；另一個則與之相反，認為中國法官在人治傳統下，隨意司法，濫用自由裁量權。對于上文的三個否定中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理由，本文駁斥如下:第一，審委會的權力使得審案法官能審不能判，連裁判權都沒有，更談不上自由裁量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通常包括這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法官在簡單案件中就運用自由裁量權（這往往是法官受某種利益誘惑枉法裁判）；第二種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不理性，突破了上文所探討的自由裁量權的實質邊界，恣意而為。在現代社會，媒體已經成為第四種權力，媒體的支持往往會給法官獨立審判案件、自由裁量增強信心。因此，規范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就顯得尤為重要。自由法學運動強調審判過程中的直覺和情感因素,并要求法官根據正義與公平去發現法律。“每一個社會都有一種客觀法,正如它必須有一種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以及一塊永久或暫時能生活的土地一樣，一切人類社會都勢必服從社會的紀律，這種紀律構成社會的客觀法，在整個社會團體之內人們勢必要服從某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的總體形成客觀法。證據證明力，也稱證據力或證據價值。由于案情暴露的不充分性、認識主體自身的局限性、調查的事后性等因素的影響，客觀事實的發現過程被人定的證據規則的運用所取代，客觀必然性的尋求最終讓位于“高度蓋然性”理論的推導結果。法官是司法的主體，在對成文法適用過程中，有權對既有的法律規范進行解釋，包括對不確定概念和一般條款的價值補充，并與案件事實對號入座。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完全憑借法官個人的判斷認識和經驗，由于各個法官的價值觀不同，還由于各個法官的認識能力、水平和經驗的不同，可能造成不同法官對同一案件事實和要適用的法律作出不同的判斷、認識和理解，即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少數法官采取委托鑒定、延期審理、中止審理、公告送達、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的所謂的“合法”程序，對案件久拖不結，超審限辦案，無端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為有責任的當事人制造轉移財產，逃避法律責任提供時間上的可能，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人搞幕后交易，人為地重點執行，損害連帶責任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