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北魏財政體制變遷論稿(存儲版)

　　

【正文】 ）拓跋珪對爵制進行規范化整理，“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重大改革[6]。 如前揭文所述，北魏尚書仆射的設置始于太武帝拓跋燾神 元年（428），“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諸曹尚書十余人，各居別寺”，但北魏前期尚書仆射和左右丞的財政職能《魏書》全然無載，其職責不明確。由此推測度支尚書一職可能就是在孝文帝太后十六年“議定百官”時設立的。同時，北魏太和改制后在大司農之下增設了司竹都尉這一機構，使其事務性機構的性質進一步明顯。 作為六卿之一的少府卿在太和十六年官制改革后扮演著何種角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典牧署屬于太仆寺所轄，如宇文福在孝文帝后期因掌管牧馬有功，“及從代移雜畜于牧所、福善于將養，并無損耗，高祖嘉之”，“領太仆典牧令”[18]。 [2] 參見李錦繡著《唐代財政史稿》上卷2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 趙超著《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86頁，《楊播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魏書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孝文帝甚至到了“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的地步[2]。同時下面一例就有反映。自遷都之后，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 北魏后期度支尚書下統何曹，史無明載，但從“后齊制官，多循后魏”，“北齊度支統度支、倉部、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來看[12]，應該說北魏后期度支尚書也有此六曹。 財稅的儲藏與管理仍是北魏后期財政管理的重要內容，而由太府卿取代少府掌管財物庫藏則是北魏后期財政體制的重大變化之一。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后出之”[19]。 左右藏署是北魏太府卿下掌管庫藏的主要機構。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而“九賦”是賦稅的統稱，這說明北魏太和改制前單獨由太倉尚書掌倉廩之事到北魏后期又轉為太倉由大司農統領，以此來看北魏大司農職能要重于北齊。 作為服務于皇室需用的御府在北魏后期仍然存在，但其財政職能和北魏前期相較已不可同日而語，僅成為皇室掌管御用財物的機構。禮儀》中有較為詳細論述。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28]。據刁遵墓志記載，北魏后期，大司農仍然掌握著財賦的出納，是國庫的大總管，職位頗為重要。北魏太和以后也有左右藏令，這顯然是受蕭梁財政體制影響的結果。至于有學者指出，北魏后期將少府卿更名太府卿，雖然其職掌未變，但卻隱隱透露出魏晉以來皇室財政囊括國家財政的局面已開始松動這一重要消息[21]。太府少卿為太府卿之副，協助太府卿掌管財物庫藏。但北魏后期確實有金部郎中一職，如邢臧在孝明帝元詡“永安初（528），征為金部郎中”[16]。元旭入見，于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及逾一年，事乃得釋”[11]。如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南伐蕭齊，“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與仆射李沖參治留臺事”[9]。 北魏后期官制的南朝化，陳寅恪先生早有定論[6]，無須贅言。太后十七年，王肅自建業投奔北魏，深得孝文帝器重，“雅相器重，朝野屬目”[1]，“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此論甚為精審，反映了太和改制之際制度變遷的一面。檢課牧產屬于太仆卿的主要職責之一，如孝文帝后期，宦官李堅出任“太仆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17]。太倉令、太倉少卿“皆掌倉廩之事”[15]。因此，北魏中期大司農的職位仍然較高，史言，“后魏初大司農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為第三品”[10]。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 在北魏前職品令中，孝文帝所設與財政管理有關的官職主要有尚書左右丞、度支尚書、太仆、大司農、少府等。 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創百官”之事余以為就是《魏書其年秋加武衛將軍中道都督，率騎三萬，北出雞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還。財政收入基礎和來源的變化以及支出對象的轉變必然對原有的財政體制提出新的要求，這一點李錦繡已經注意到，認為北朝國家的主要收入建立在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調制之上，因而財政機構的設立與職權的變化與均田、租調制度息息相關[2]。從李“復為”太倉尚書可見此前北魏就已經有此職，可能出現于太武帝拓跋燾時，如穆顗在拓跋燾時曾經“領太倉尚書”[35]。如拓跋燾太延五年（439）指斥沮渠牧犍十二條罪狀中的第二條就是“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32]。遷侍御，典監藏”[28]。北魏太和改制前內庫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幾十萬匹的絹帛，儲藏物資之多以及賞賜范圍之廣，足以說明內庫和御府物資儲藏量之大，也證明了內朝財物在整個財務活動中的主導地位。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特遷為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23]。但令人疑惑的是，除商賈二曹之外的其他財政機構均是和游牧經濟有關，這雖反映了北魏前期經濟構成的特色，但對漢族統治區的租調、貲賦征收以及政策制訂的機構在史料中卻了無蹤跡，是否由南部和北部尚書負責，因資料闕失不得而知，只能略而不論。呂羅漢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亂后，孝文帝命其將所獲生口、馬匹進行重新分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19]。商賈部的設立與拓跋鮮卑的經商傳統直接相關。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賜三年（406），“置散騎郎、獵郎、諸省令史、省事、典簽等”[13]。駕部在北魏太和前職能的重要與該時期北魏游牧經濟色彩的濃厚有直接關系。北魏駕部設有駕部尚書令、駕部給事中、駕部郎中、駕部校尉等職。如雁門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時“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1]，但其職責不明確。就中央財政體制而言，內朝官系統參與負責財政管理的內容頗多，外朝官則在財政管理上幾乎無所事事。 拓跋燾剛繼位，就“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15]，將三十六曹恢復。但在同年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書省。這一切都對該時期北魏財政體制產生了一定影響，只不過內外朝體制對北魏太和改制前財政制度的影響更大而已，這是首先要明確的。他指出北魏建國伊始，便并存著內、外兩個官員系統，各有職司，分庭抗禮，認為北魏內行官的文官系統主要職責在于“主顧問，拾遺應對”；掌機密，出入詔命；“察舉百僚”；“攝行祭事”；典掌內庫；典諸曹；領御食、醫藥等事；折獄。史載，拓跋什翼犍在建國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眾職”[4]。先賢曾有不少卓見[2]，對我們深入研究該問題不無裨益。而如何從官制轉型中探討北魏財政體制變遷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要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因資料闕失其難度顯而易見。 拓跋鮮卑內朝形成的時間，遠早于登國年間。 有關北魏初期內外官并行的政治體制，嚴耀中有深入研究。 當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轉型并非單純的內外官體制的形成，還包括爵制、禮制改革，中央集權逐漸加強，生產方式變遷等諸多方面。天興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同時也說明在魏晉時期負責財政管理的尚書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時期徒有其名，不可能發揮財政管理的職能。隨著皇權的加強，部落大人權利漸趨衰微，中央財政權力逐漸集中。 北魏殿中尚書何時設置不得而知，但從《魏書》記載看，殿中尚書在拓跋珪時就已有之。 駕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馬驢騾的重要機構。就生產而言，駕部負責掌管皇室牲畜的飼養、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證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駕部負責保障皇室成員出行所需的車輿、馬匹。游獵曹的設置與北魏初期對游牧經濟的重視有直接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商賈部是拓跋燾時較為獨特的財政機構之一，如費于就曾“遷商賈部二曹令”[15]。拓跋弘時，高車人乞伏居“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18]。 從以上相關財政管理機構各司其職可以看出，北魏太和改制前所設財政機構主要為皇室需要服務。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這些都反映出內庫與御府在物質儲藏上的區別。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北魏太延年間，司農的重要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