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法中的“沖突規則”——一個相對封閉的wto爭端解決法律適用系統5515122177(完整版)

　　

【正文】 間關系的隱含的“沖突規則”，而且，在WTO爭端解決中適用這些沖突規則的結果是排除了實體的其他國際法規則的適用。它幾乎沒有獨立的“規范力量”，無法提供任何標準以決定一個法律領域是否比另一法律領域更重要或更特別，更難以建立一個優先順序。如果環境規則與WTO規則（例如，GATT第3條和第20條）之間相沖突，適用一般國際法的有關沖突規則解決；如果可適用的沖突規則（例如特別法）確定環境規則優先，上訴機構有責任不適用相沖突的WTO規則。[30]還有學者認為，WTO成員方可以締結可能對WTO條約有影響的新條約。專家組和上訴機構本來可以適用這些協定中的法律，如果它們與爭端的事項是有關的。 因此，在國際法中，關于先后規則之間的沖突，后法規則的適用是有限度的。首先，DSU第3．2條沒有提到維也納公約第30條，因為維也納公約第30條不是規定條約的解釋，而是規定它們的適用規則。在受原先條約和彼此間協定約束的一個國家與僅受原先條約約束的另一國家之間，根據第30（4）（b）條，只適用原先的條約，而彼此間協定則不適用。 （一）后法規則在該案中，上訴機構審查了專家組認定的違反了GATT1994第8條的一項百分之三的統計稅，是否可以借助于阿根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簽訂的諒解備忘錄，對阿根廷實行的據稱沖突的義務予以免除。但是，《WTO協定》本身沒有包含處理WTO法與其他國際法之間關系的一般沖突條款，但又不能機械地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0條，且難以有國際公法的沖突規則適用的空間。該條規定涉及同一事項和相同當事國的條約之間沖突的一個主要的規則是：條約中專門調整與其他條約沖突的具體規定（即沖突條款）必須得到尊重；[1]也就說，如果WTO法中對其與其他國際法之間關系已經作出明確的規定，就必須按照此類沖突規則處理。該宣言包含一個以GATT規則為準的明確的沖突規則：關于貨物貿易，WTO與IMF規則之間的關系應繼續由GATT1947的規定管轄，這意味著，只有在這些與IMF有關的措施條款中規定的例外可用于為違反GATT辯解。[13]那么，在處理WTO法與其他國際法之間關系上，國際公法的這些沖突規則是否有其適用空間？因此，當兩個爭端的國家是涉及同一事項的兩項條約的當事國時，應努力調和這兩項條約的適用：它們仍然有效，且累積適用，但是應給予后訂條約的規定一些優先。如果無法最終確定各當事方的意圖，則條約規則之間的沖突必須首先訴諸第30條的后法規則。在一個WTO成員方與一個非WTO成員方之間的關系上，只適用它們都受其約束的其他國際法規則。至于WTO規則提到或納入的非WTO法，由于它們與WTO法在同一時間生效，因此也沒有第30條適用的空間。[23][25]適用特別法，可以有效地減損一般規則，這已被國際法院證實了。例如，他們認為，如果WTO條約與作為特別法的其他條約，比如多邊環境協定發生沖突，該多邊環境協定應優先適用。多邊環境協定在有關事項方面顯然比關貿總協定更具體。不是新條約締約國的WTO成員方的權利和義務不得受到影響（條約對第三方無損益）。雖然特別法規則非常適合于一個單一的條約內或具有相互關系的條約之間的規則沖突的解決，例如由《歐洲人權公約》及其議定書或WTO管轄的條約制度。例如，該沖突規則可用來處理涵蓋協定與習慣國際法、其他國際協定之間的潛在沖突。相反，它們處理WTO專家組在解釋WTO涵蓋協定時必須遵守的固有的限制。[40]規定司法機構怎樣對待法律與規定立法機關（即WTO成員方）怎樣對待法律相去甚遠。實際上，“增加或減少涵蓋協定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的禁止應被解讀為限制WTO裁決機構澄清涵蓋協定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時不得逾越職權，或者說，是作為對涵蓋協定的過于寬泛的解釋的一種制約或限制。[43]從DSU第7條第1和2款明確提到一些法律（即WTO涵蓋協定）推斷所有其他法律因而被暗示地排除，是錯誤的。盡管DSU并沒有對“可適用的法律”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是，DSU第7．1條規定了專家組的職權范圍，并指示其“按照”爭端各方引用的涵蓋協定的“有關規定”審查提交給它們的事項。 總之，DSU第7．7．11和19．1條中的規定應該被解讀為是避免WTO法與其他國際法之間潛在沖突的隱含的沖突規則。即使是在發生沖突的情況下，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也不能適用其他國際法。不過，當WTO各涵蓋協定中的兩個規則發生沖突時，WTO條約有一系列應以何者為準的規定。 [5]《TRIPS協定》第2．2條規定：“本協定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的任何規定不得背離各成員可能在《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羅馬公約》和《關于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項下相互承擔的現有義務。 [9]See Argentina–Textiles and Apparel，WT/DS56/AB/R，para．69． [15]Joost Pauwelyn，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How Far Can We Go？，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5，No．3，2001，p．545．”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 v．Libyan Arab Jamahiriya），ICJ Reports 1982，para．24． [37]該條規定國際海洋法法庭適用“與本公約不抵觸的其他國際法規則”。 [46]Joel P．Trachtman，The Domain of WTO Dispute Resolution，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0，No．2，1999，p．342． 第 24 頁 共 24 頁。 [42]參見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38]比如，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上訴機構認為，“預防原則并不優先于《SPS協定》第5．1和5．2條的規定”。 [33]Id．，pp．65－66． [28]在歐共體—香蕉案（三）中，上訴機構指出，專家組應在審查一般規定之前審查特別規定。 [17]See US－Section 110（5）Copyright Act，WT/DS160/R，para．6．41；Japan–Film，WT/DS44/R，para．10．65；EC–Poultry，WT/DS69/AB/R，para．79． [11]Id．，paras．69－74． [6]《SPS協定》第11．3條規定：“本協定中的任何內容不得損害各成員在其他國際協定項下的權利，包括援用其他國際組織或根據任何國際協定設立的斡旋或爭端解決機制的權利。在GATT1994與《WTO協定》附件1A中的貨物貿易的另一協定之間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以另一附件1A的協定為準。特別法規則不適于解決彼此獨立的規范秩序之間可能存在的“危險的沖突”。第11條更是明確規定專家組“應對其審議的事項作出客觀評估，包括……有關涵蓋協定的適用性和與有關涵蓋協定的一致性的客觀評估”，該條可謂“白紙黑字”，只提到“有關涵蓋協定的適用性”和“與有關涵蓋協定的一致性的客觀評估”，因此，可將其理解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