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受第三人欺詐而為民事行為的效力(更新版)

　　

【正文】 為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對受害方來說，應當避免自己受欺詐，對方也不應當使受害方受欺詐。受第三人欺詐而行使撤銷權的前提條件應規定為受欺詐人的相對人知道或應當知道該欺詐事實的存在參照各國立法，雖大都將受第三人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規定為可撤銷的民事行為，但是，受欺詐人行使撤銷權的條件是否需要考慮其相對人的主觀狀況而不同。鄭玉波先生指出，法律區分無效和可撤銷的民事行為的原因在于，“此乃立法政策之問題，亦即視其所欠缺生效要件之性質如何以決定。我國在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中第54條第2款，也以法律的形式采納了這種觀點。在這些情況下，對受欺詐人利益的維護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欺詐人，欺詐人要求確定民事行為無效，受欺詐人也被迫不得不接受明顯對其不利的后果。而日本的山本敬三則作出明確界定：所謂“第三人”，是指受欺詐的當事人以外的，就基于欺詐的意思表示所產生的法律關系新近取得獨立的、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人。因為“立法對于不合法表意行為的無效評價不一定意味著對行為人的懲戒，對此類行為的有效認定也不一定意味著對行為人的鼓勵。既然雙方并沒有共同實施欺詐行為，那么，對于因欺詐而為民事行為的處理，便不能簡單地宣告民事行為無效，而應當充分考慮到被欺詐方的意志及對其利益保的護問題。這在上文已經詳述，在此不再贅述。《民法通則》的這一規定是有其特定歷史背景的，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的痕跡。可見，依據此款的規定精神，可以理解為：“就一方當事人因受第三人欺詐與對方當事人實施的民事行為而言，無論后者在實施該項民事行為時是否知道或應當知道該項欺詐的存在，該項民事行為都屬于可撤銷的民事行為。”[2]。”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法律規定的欺詐僅限于受欺詐人因相對人的欺詐而為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而對于受欺詐人因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欺詐而為民事行為的效力未做明文規定。而大多數國家民法都對第三人欺詐做出了規定，并將基于此而為的民事行為效力規定為可撤銷的民事行為，即將該民事行為是否履行的權利賦予給受欺詐人，只是不同國家的立法對受欺詐人利益的維護不同。 一、其他國家關于因第三人欺詐的效力的規定《法國民法典》第1116條第1款規定：“如當事人一方不使用欺騙手段與伎倆，另一方當事人顯然不會與之締結契約，在此程度，欺詐為契約無效之原因。”這與德國法關于第三人欺詐的規定相同。二、我國現有立法關于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效力的規定關于對因受欺詐而為民事行為的效力認定，即欺詐的法律后果，我國立法曾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1999年的《合同法》第54條第2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欺詐行為與因欺詐而為民事行為的區別欺詐行為常常使他人陷入錯誤，并使受欺詐人基于此錯誤而為民事行為，因而可以說，因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乃是欺詐行為的結果。如果欺詐一方實施了欺詐行為，不能使他人陷入錯誤而作出意思表示或雖陷入錯誤但未作出意思表示，已不能產生因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梅迪庫斯認為在需受領的意思表示中，“第三人”最終是根據公平性權衡來界定的。因為受欺詐人的相對人在明知或應知第三人欺詐存在的情況下，發現民事行為的履行將對自己不利的，可以主動承認存在第三人欺詐而主張合同無效，從而全部或部分地逃避責任；而發現履行的結果對自己有利便認為民事行為有效，從而獲得不當利益。[5] 所以，將受第三人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確定為無效的民事行為，也不能有效保護受欺詐者。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其意志自由創設、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意思自治原則是合同法的精髓，也是民法賴以建立的基石。因此，應將此類民事行為歸入到可撤銷的民事行為范疇，而不是絕對無效的民事行為范疇。鑒于受欺詐本身畢竟體現著一方當事人自己的失誤，在該當事人存在這一失誤的情形下法律卻要通過犧牲對交易安全與對方當事人利益的維護來實現對前者利益的無條件的維護，這顯得非常不合理。對于相對人不知道或不應當知道受欺詐人是遭受欺詐而為民事行為的，讓其承受無效（撤銷權人行使撤銷權后的無效）后果都是不適當的。當然對于受欺詐人行使撤銷權的期限以及最長期限也應作出相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