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留存版)

　　

【正文】 國和印度的財政結構完全不同 。 盡 管在信貸獲取的法律權力方面印度要好于中國 ,但是兩者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在取值為 0 10 的指 數中 ,中國為 2 ,印度為 4 ,僅高出中國兩個指數點 。但是 , 與發展服務業不同 ,制造業所需要的卻是比較均質的勞動要素 ,特別是在制成品生產部門 ,通常所 雇用的都是訓練有素的職工 。1. 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 :根除貧困還是公平收入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 ,不僅取決于它的由各種各樣的技術性因 素所決定的經濟增長方式 ,而且還取決于其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而且在經濟增長的初期 , 由于資本要素供不應求 ,勞動要素供給相對過剩 ,因此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一般會對資本比較有 利 。國內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和政府及其它公共機構 的債權增長率在中國分別為 15. 9 %和 0. 2 % ,而在印度則分別為 5. 0 %和 4. 1 % ,這說明印度私人金 融活動的規模遠比中國要小得多 。在 秘魯 ,有了明確的土地所有權的人外出工作的時間比沒有明確土地所有權的人平均每周多 20 個小時 。世界銀行對泰國這一項改革的調查 和研究表明 ,泰國這項改革的兩個預期目標都已實現 :第一 ,已經明確土地權利的農民要比沒有明 確土地權利的農民以更加優惠的條款更加安全地借到了更多的貸款 。因為產權制度的變更總是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其中的一些社會成員獲得了更多的利益 ,而另外一些社會成員則只能獲得較少的利 益 ,甚至還有一些社會成員只能在改革奏效后的經濟增長中才能獲得由產權改革所帶來的利益 。更近的一個例子就是關于中國出售國有資產的爭論 。所以 ,在我們看來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中國 金融改革之必要的微觀基礎 。所以 ,為了能夠讓中國的經濟可持續增長 ,對與財產權 有關的法律條文加以更加合理的修改 、對私人所有的資產提供更加可靠的保護是中國未來社會與 經濟發展中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二 ,它會削弱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 。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居民在地理上和社會上都是可以流動的 ,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 ,能讀能寫 ,從而不同于傳統社 會的人 ,他們的壽命也要比傳統社會的人長約兩倍 ,如果有了這樣的前提 ,那么就可以對印度教的 “業報輪回”思想做新的解釋 ,從而使印度教原有的那種生命取向脫離傳統的和不利于未來經濟增49長的種姓制度 。同樣 ,為了有效地解決種姓制度問題 ,印度就必須將印度教中的轉世說轉變成為現世說 。面對這種即將到來的矛盾與沖突 ,印度能有什么辦法來加以解決呢 ? 最近《,我們時代的印度教》一書的作者阿爾溫德問題的關鍵在于印度的這種種姓制度 是剛性的 ,即不同種姓的成員相互之間不能通婚 ,不可在一起吃飯 ,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會交往 ,由此 產生的后果便是階層或者階級劃分的凝固化 ,以及社會地位和職業的自然繼承[2 —p106 ] 。第十三條 ,公民的 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與此相反 ,它為了從企業的稅收中獲得政府開支所必須的稅47收 ,就只有盡力去為企業的公平競爭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和投資環境 。 第四 ,少部分因為缺乏人 力資本而不能找到新的就業機會的人 ,應該是由政府有關部門為其提供職業培訓來增加其市場就 業機會和求職競爭力的 ,如果這里存在什么問題 ,那么也不是改革的錯 ,而是因為政府有關部門的 服務存在問題才造成的 。其實中國今日資本市場的糟糕表現與國際競爭中缺少自己的品牌等現象再也清楚不過地證實了我們所說的論點 。在這方面 ,我們必須應當牢記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所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論點 ,即 中國的問題在農民 ,而農民的問題則在土地 。從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來看 ,在巴 西 、印尼 、菲律賓和泰國的農村 ,由于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土地轉讓價格上漲了將近一倍 , 而且最為關鍵的一點是 ,這些由土地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溢價收入主要是歸農民所有的[ 3 —p80 ] 。其實 ,對于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 ,就像我們在前文中分析中國和印度兩國間財政結構差異時所看到的那樣 ,印度的稅收是以所得為主的 ,而中國的稅收則是以交易為 主的 ,因此稅后的收入分配印度肯定要比中國更為公平些 。43為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 ,我們在這里還需強調的是 : 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中 , 基尼系數的變化都不是單調的 ,它既不會單調遞增 ,也不會單調遞減 。三 、中國和印度所必需面對的挑戰以上 ,我們從兩個角度討論和分析了中印兩國在經濟發展模式上一些主要的差別 。2003 年在 中國 ,小學教育的總入學率達 116 % 、中學為 67 % 、高等教育為 13 % ,但在印度 ,同一年的各類總入 學率都要低于中國 ,其中小學的總入學率為 99 % 、中學為 50 % 、高等教育為 11 % ,從而呈現出比中國更為明顯的 、接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才供給嚴重不足的問題 。所以 ,我們的結論是 :中國劣于印度的金融體 系的初始條件 ,以及在這種初始條件下所選擇的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做法反而走出了一條比印度更 加有效的經濟增長道路 。由此可見 ,在 1990 年到 2003 年間 ,印度經濟中增長最快的部門是服務業 ,而且與 服務業的快速增長相比 ,工業和制造業甚至有相對萎縮的趨勢[ 1 —p203 ] 。對于這樣的看法 ,我們也是不能贊同的 。與此同時 ,只要印度本國的公司發展到一定 的規模 ,也將面臨優質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基礎設施供不應求的發展瓶頸 ,而這正是印度的制造業發 展為何遠遠落后于中國 、并且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為數很多的印度企業要到海外投資的原因所在 。2. 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不同再從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來看 ,這兩個國家也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別 。但是 ,由于 中國與印度的國情不同 ,中國和印度走向市場化的道路存在著很大差異 。第四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表明 ,盡管各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 ,以及文化遺產可以不盡相 同 ,但是 ,實現經濟增長 、擺脫貧困 、走向富裕和現代社會的必經之路則是市場化 、自由化與國際化 。印度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 ,其貧困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 36 % ,但是在市場 化改革僅 8 年之后 ,其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就顯著地下降了八個百分點 ,平均每年降低一 個百分點[ 1 —p64～65 ] 。毫無疑問 ,由中國和印度所帶動的東亞和南亞的各個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必定會打破 世界經濟原有的平衡而導致全球貿易和資金流向的巨大變化 ,特別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 大國崛起而帶給整個世界經濟的沖擊極有可能超過歷史上德國和日本崛起所帶來的沖擊 。　　[ 摘 　要 ] 　在過去的 10 多年中 ,中國和印度兩國經濟高速增長 ,這正在改變著世界經濟的格局 ,并引起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 。而這正是世界各國給予中國與印度以如此深切關注的理由所在 。毫無疑問 ,中國與印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巨大突破既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 走出貧困樹立了信心 ,也為世界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可能 。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4 年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以十分贊嘆的語句肯定了市場經濟在解放社會生產力中所發揮出來的驚人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用了“法術般地呼喚出來”的詞匯來描 述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的景象 ,并且還為我們描繪了當這種被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隨著市場邊界的 擴張而走向全世界時又是怎樣引起整個世界的制度變革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 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 ,而印度在其改革開放以前所實行的則是以私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 ,這種制度上的根本差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 ,必須要選擇不同 的改革道路 。就中國而言 ,對 外開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 ,而印度的對外開放則采取了對外投資與自由貿易的方 式 。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 、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其基于種姓制度之上的 精英教育體制結合起來 ,再加上由于英國殖民而留下的語言遺產 (英語被英國殖民者確定為印度的 官方語言) ,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印度為何無法采取鼓勵出口的發展戰略 ,并且在政府無法作為3的自由化貿易戰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外包式國際分工的道路 。不錯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往往都同時面臨著雙 重的制約 :既有軟性的制約 ,如制度和技術 。眾所周知 ,中國和印度的稟賦特征是非常相似的 ,可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道路為何還會產 生如此重大的差別和非常不同的做法呢 ?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就有必要對中國和印度的投資 和商業環境加以比較分析 。第二 ,從商業環境上看 ,中國在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 。再從教育成果來看 ,2002 年中國成 人的識字率男性為 95 % 、女性為 87 % ,青年識字率男性和女性均為 99 % ,但是在印度 ,相應的數據 則為 68 % 、45 % ,以及 80 %和 65 %[ 1 —p88～97 ] 。現在 ,我們還將從未來發展的趨向上進一步闡述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 。根據庫茨涅茲的發現 ,社會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指數 ,也就是我們在此所說的基尼系數 ,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趨于上升的 , 只是到了人均收入超過某一個臨界點時 ,該指數才會掉頭向下 ,社會收入分配也才會出現漸趨公平 的現象[ 5 —p276 ] 。現在的問題是 ,印度的這種做法是否比中國更好呢 ? 其實未必 ! 首先 ,印度采取的比中國更為 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并沒有顯著地減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雖然基尼系數變小了 ,但是印度收入 最高的 20 %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僅比中國低了 6 個多百分點 。由于明確了土地所有權 ,農民 、乃至整個社會至少還可以獲得以下這些好處 :第一 ,明確了的土地所有 權不僅可以杜絕農民對于公共土地資源的濫用 ,而且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對土地的投資 。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 ,才能從根本上解 決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與農村未來的發展問題 。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說 ,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個根本無法回避的問題 。第五 ,至于那些已經喪失就業能力或者到了退休年齡的人 ,本來就應當通 過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把他們養起來的 。 第二 ,成功的國企產權改革 還可以為整個金融體系改革帶來更大的空間 。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印度獨立后 種姓制度被廢止 ,但實際上依然對印度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 。沙爾馬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改革方案 ,那就是把深深地烙上了種姓制度烙印的印度教改造成為一種新型的 、能夠與現代化發展 兼容的“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所以 ,盡管中國和印度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發展經濟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相同的 。但是 ,假如我們能夠把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置于這種生死輪回 的體系中 ,那么就可以發現 ,對印度教的傳統觀念加以改革還是有可能的 。因 為在種姓制度下 ,當人們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 、甚至是沒有機會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及其對于財富 的占有 ,那么人們就會失去工作動力而走向宿命論 。”[ 7 ] 對照《憲法》第 十二與十三條 ,我們很容易看到 ,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還是可以被公權力所征收或者征用的 (盡管這種征收是有償的) ,而不管私人財產的所有者愿意還是不愿意 ,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 以認為 ,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只是受到了法律的有限的保護 ,而這正是導致中國農村土地經 常被低價征用和私人資產大規模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并且形成了一種讓人們更多地關注財富的 分配 、而不是財富積累與創造的價值取向 。所以 ,只有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得以 推進 ,中國的金融體系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深化 。總之 ,試圖用國有企業下崗失 業人數的增加來否定國有企業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已經取得的成果 ,不僅是沒有道理的 ,反而會把正 在進行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引向歧路 。為什么說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個 挑戰呢 ? 因為 ,盡管向更為合理的產權結構的轉變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增加 ,但是 ,在 產權關系發生變化的過程中總會引起社會關系的一定程度的緊張 。遠的不說 ,就最近的發展而言 ,泰國從 1982 年開始的 一項為期 20 年的農村土地登記制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三 ,明確了的土地所有權還可以讓農民更加自由地經營自己的人力資本 。從 2003 年的統計數據來看 ,中國的國內儲蓄占 GDP 的比重為 47. 9 % ,而印度則僅為 24. 8 %[ 1 —p42～73 ] 。但是 ,當一國借助于市場經濟制度和工業革命 而開始發生經濟增長時 ,原有的那種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就會被迅速地打破 ,那些擁有生產率相對較 高的要素所有者 ,或者擁有某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