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文件)

　

【正文】 ,而 盲目地依據這種并不科學的比較方法去制定我們的收入分配政策 ,那么其出錯的概率就會很大 。如果做個比較 ,那么就可以發現 ,中國和印度的基尼系數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雖然要高于發達工業化國家 ,但是卻比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 ,以及大部分非洲國家 要低得多 (它們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 50 %至 60 %之間) [ 1 —p72～73 ] ,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國和印度的經 濟增長要比加勒比 、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更加強勁有力的原因所在 。現在的問題是 ,印度的這種做法是否比中國更好呢 ? 其實未必 ! 首先 ,印度采取的比中國更為 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并沒有顯著地減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雖然基尼系數變小了 ,但是印度收入 最高的 20 %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僅比中國低了 6 個多百分點 。一個更為重要的 、可以說明印度私人資本外流的數字是證券投資 流量 ,這個數字 2003 年在中國為正的 6. 75 億美元 ,而在印度則為負的 29. 44 億美元[ 1 —p250～251 ] ,這也就是說中國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入國 ,盡管其流入量還微不足道 ,但是印度卻是個證券投資的流出 國 。倘若我們過度 地 、或者不恰當地去追求收入所謂的“公平分配”,那么就有可能窒息整個社會創造財富的欲望而導 致經濟增長的衰退與貧困的再現 。其次 ,是 由居民和私人部門所創造或者擁有的大量流量財富的權利歸屬也沒有得到非常明確的認定與法律上的認可 。由于明確了土地所有權 ,農民 、乃至整個社會至少還可以獲得以下這些好處 :第一 ,明確了的土地所有 權不僅可以杜絕農民對于公共土地資源的濫用 ,而且還有利于促進農民對土地的投資 。在越南 ,則每年平均要多出 9 個星期[ 3 —p80 ] 。比如在土地重置過程中 產生的溢價幾乎都是被政府和投資者拿走的 。很多地方 由于農民人數過多 ,投入土地的勞動邊際生產率甚至可能是負的 。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 ,才能從根本上解 決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與農村未來的發展問題 。第二 ,已有明確所有權歸屬的 小塊土地的生產率明顯增長[ 3 —p83 ] 。企業產權的公共所有歷來是低效率的 ,這一點已經被無數的事實所證明 。第三 ,當存在于國有企業中的 、不可避免的政府干預和企業經理乃至員工的較弱的責任感結合在一起時 ,又必定會導致國有企業過高的成本和不可信 賴的服務 ,而在政治和財政的雙重考慮下 ,政府主管部門注定不會有積極性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結 果國有企業就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 。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說 ,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個根本無法回避的問題 。 除了這種時間上的差異之外 ,產權改革還會導致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損失 。比如 ,在最近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辯論中 ,有人以國有企業工人失業和下崗人數的多少來 判斷其改革正確與否 ,認為只要國有企業失業和下崗的人數多了 ,改革就是失敗的 。第二 ,這意味著國有企業因為產權改革而造成 的失業與下崗只是一個存量概念 ,而不是一個流量概念 。第五 ,至于那些已經喪失就業能力或者到了退休年齡的人 ,本來就應當通 過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把他們養起來的 。出售國有資產應該是一個有利于所有人 的好方案 ,它可以把工廠和其他生產資料轉讓給那些能最有效地利用這些財產 、并能按照資產在市場經濟中應有價值出價的人的手中 。因此 ,我們在這里可以得到的結論是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必須的 ,通過出售產權把國有企 業的資產轉讓給更能創造財富的人的手中這種改革方向也是正確的 ,問題在于方法 。在此我們還有必要指出的是 ,假如中國的政府能夠通過正確的方法完成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 ,那么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將會是極其巨大的 。 第二 ,成功的國企產權改革 還可以為整個金融體系改革帶來更大的空間 。第三 ,如果政府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能夠正確地將國有資產出售后 的所得投向社會保障系統 ,真正地對人進行投資 ,那么因為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而產生的社會經濟成 本就可以得到大規模的對沖 ,中國的普通居民就不必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而支付昂貴的轉換 成本 ,于是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對這種改革的支持 。所以 一旦中國的國有企業能夠通過深化產權改革而走向民營化 ,那么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就有可能得到極大的改善 ,中國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大量占有的局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轉 。在中國憲法中 ,關于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是這樣來闡述的 “:第十二條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為了完成這樣一項偉大的工作 ,我們不僅需要對現實世界有很 好的理解 ,而且還需要對中國的傳統加以認真的反省 。3. 印度必須面對的挑戰 :如何改革種姓制度印度社會有別于其他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種姓制度 。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種姓 。印度獨立后 種姓制度被廢止 ,但實際上依然對印度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 。 基于同樣的原因 ,那些在種姓制度中處在底層的階級 ,特別是那些無法進入種姓系列的賤民階級 ,就根本不會有動力對自己和家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 ,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 ,因為在階層劃分呈現剛性 、 職業完全是自然繼承的制度下 ,或者換句話說 ,在下層居民的就業與接受教育不相關的情況下 ,人們 投資于教育的結果并不能產生任何收益 ,所以任何具有經濟理性的下層居民都不會對沒有任何收獲 的教育進行投資 。由此可見 ,印度種姓制度之所以難 以被改革 ,關鍵就在于它有極其強大的宗教支持 ,盡管種姓制度在理念上并非印度教的本質 。這意味著整個印度社會仍然被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所控制著 。沙爾馬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改革方案 ,那就是把深深地烙上了種姓制度烙印的印度教改造成為一種新型的 、能夠與現代化發展 兼容的“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據此 ,沙爾馬推論道 ,在傳統社會 ,人的生命是較短的 ,人們欲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塑 造自己的人生 ,即上升到一個較好的種姓等級 ,將會受到生命周期非常有限的時間制約 ,所以人們 的種姓歸屬在短暫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實現的 。以上由沙爾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究竟是理想主義的還是現實主義的 ,我們暫時還無法做出判 斷 ,但是這種改革的漸進性則是一目了然的 ,因而對于印度社會的穩定和成功轉型應當說是具有啟 發性的 。對于中國來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是不明晰的產權制度 ,而對于印度來 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則是不合理的種姓制度 。所以 ,盡管中國和印度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發展經濟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相同的 。但是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產權問題 ,中國就必須轉變傳統的“公權高于私權”的價值 觀 。至此 ,我們大致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 ,這兩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要在 21世紀中真正地崛起 ,首先就必須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由此可見 ,沙爾馬所提出的印度教改革 方案就是將印度教中的業報思想加以動態化 ,使得印度教能夠成為一種鼓勵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 、 用自由的種姓選擇來替代目前這種以無情的強迫關系為特征的 、具有剛性的種姓制度 。但是 ,假如我們能夠把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置于這種生死輪回 的體系中 ,那么就可以發現 ,對印度教的傳統觀念加以改革還是有可能的 。只要印度的經濟增長仍在 繼續 ,那么由經濟增長所導致的現代化發展必定會引起日益現代化的世俗社會與仍然停留在傳統的原教旨主義的印度教的矛盾或沖突 。但是 ,有趣的是 ,盡管印度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 ,然而促使印度社會去進行這種改革的緊迫性卻并不顯著 。當我們把以上兩個方面的影響聯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時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 度的種姓制度為什么必將成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障礙 ,因為種姓制度既會導致普 通勞動者缺乏財富創造的動力 ,又會使得大部分底層勞動者缺乏財富創造的能力 。因 為在種姓制度下 ,當人們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 、甚至是沒有機會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及其對于財富 的占有 ,那么人們就會失去工作動力而走向宿命論 。除此之外 ,在印度還有一大批不能進入48種姓系列的階級 ,他們就是那些從事卑賤和骯臟工作的賤民 。在這種制度中 ,最高種姓是婆羅門 ,他們原來是由社會最上層的祭司們組成 ,其儀式性的純潔不容被體力勞動所玷污 。所以法律的 更新可能需要以文化的更新作為其基本前提 。”[ 7 ] 對照《憲法》第 十二與十三條 ,我們很容易看到 ,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還是可以被公權力所征收或者征用的 (盡管這種征收是有償的) ,而不管私人財產的所有者愿意還是不愿意 ,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 以認為 ,在中國屬于私人所有的資產只是受到了法律的有限的保護 ,而這正是導致中國農村土地經 常被低價征用和私人資產大規模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并且形成了一種讓人們更多地關注財富的 分配 、而不是財富積累與創造的價值取向 。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 。經過 20 多年的改革和增長 ,居民個人和私人 企業部門已經創造了數量極為可觀的流量財富 。 第 五 ,最后 ,當我們把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置于開放經濟的環境下 ,那么現在困擾著中國企業國際發 展的很多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 ,只有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得以 推進 ,中國的金融體系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深化 。因為政府一旦沒有了自己的企業 ,它就沒有機會再去參與市 場競爭 、或通過制造壟斷來遏制競爭 。這種不 公平的后果是嚴重的 ,因為它把原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通過這種錯誤的改革方法而變成了 少數國家干部 (國有企業中的廠長經理) 的私有財產 。 第二 ,人們習慣于用事后評價 的方法來評估準備轉讓的國有資產的價值或者價格 ,然而就像我們起先就已指出的那樣 ,國有產權之所以需要轉讓 ,就是因為它被控制在那些不能產生被轉讓以后才能具有的生產率的人的手里 ,國 有資產被轉讓以后之所以會有更高的生產率和產出率 ,實際上是因為購買者追加了屬于他個人的 人力資本投資以后才形成的 ,所以簡單地以事后的產出率來評估事前的資產價格 ,然后來評說國有 企業的產權轉讓價格究竟是低了還是高了是不科學的 ,正確的價格決定機制應當是市場上購買者 之間的競爭 。總之 ,試圖用國有企業下崗失 業人數的增加來否定國有企業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已經取得的成果 ,不僅是沒有道理的 ,反而會把正 在進行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引向歧路 。第三 ,如果因為這樣的改革而使得原來在國有企業拿著“鐵飯碗”的員工現在處在一種需 要積極地進行競爭的工作狀態 ,那么這正是改革本來就想要達到的目標 。其實對于這個問題的正確理解應當 是按照以下的邏輯展開才是對的 :第一 ,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 ,隨著國有企業數量的逐步減少和民 營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加 ,整個社會的就業量是增加的 。面對這樣的挑戰 ,政府所要做的是如何選擇好的改革方法和合理的改革程序來讓更多的人能 夠通過改革而得益 ,而不是因為有人反對就停止必要的產權改革 。為什么說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個 挑戰呢 ? 因為 ,盡管向更為合理的產權結構的轉變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增加 ,但是 ,在 產權關系發生變化的過程中總會引起社會關系的一定程度的緊張 。第五 ,更為重要的是 ,當我們一方面維持國有 企業的產權制度保持不變 ,另一方面又因為缺乏好的企業制度和企業家資源而不得不大量引進外 國直接投資的時候 ,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和私人部門的發展就會因為遭受來自國有企業和跨國公 司的雙重“壓迫”而難以成長 ,而這將會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變得難以持續 ,因為中國沒有堅 實的微觀基礎 ———真正屬于中國自己的企業 。從中國今天實際情況來看 , 國有企業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構成了障礙 :第一 ,當國有企業被允許壟斷經營 時 ,其他企業就沒有了機會 ,即使政府可以在法律上認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 ,也很難創造出兩者間公平的競爭環境 。從理論上講中國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為 全民所有 ,但是實際上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歷來歸政府所有 ,所以在中國把全民所有的企業稱之為 國有企業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遠的不說 ,就最近的發展而言 ,泰國從 1982 年開始的 一項為期 20 年的農村土地登記制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僅僅依靠政府的轉移支付 、農業稅的減免 ,以及所謂的“工 業反哺”農業的做法是絕對不夠的 ,并且還可能是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 。中國的農民為什么會被稱為民工 ,而不能成為城市移民 ,也就是因 為他們在農村擁有一塊產權不明確的土地 ,農民既不能把它們變現成為進入城市投資與生活的資金 ,完成從農民到城市居民的轉型 ,又舍不得把它們棄之不管 ,于是就只能成為徘徊于鄉村與城市 之間的民工 。第五 ,明確的土地所有權不僅有利于土地所有者個人 ,而且也可以通過他們由于投 資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和貧困的減少而使社會的更大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