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立主義到后中立主義瑞典外交政策之嬗變(留存版)

　　

【正文】 也使瑞典贏得了大陸國家對它的尊　重。(注：,“TheNordicRegionandNordicCooperation”,inLeeMiles　ed.,TheEuropeanUnionandNordic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1914年，丹麥、瑞典、挪威國王相聚馬爾默，面對日益逼近的、來自歐洲大陸的沖突　，決定共同采取中立政策。于是形成了所謂的“北歐均衡”格　局：中立國瑞典居于中間，與蘇聯相鄰的芬蘭處于其東面，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其他北歐　國家位于西南。哈登紐斯：《二十世紀的瑞典政治》，戴漢笠、許力譯，求實出版社1990年，第177頁。大國尤其是超級大國可以無視聯盟關系的存在，小國卻不得不認真對待結盟　關系。NordicCountriesandtheFourthEUEnlargement”,inLeeMilesed.,The　EuropeanUnionandNordicCountries,London:Rutledge,1996,.)四　加入歐盟后的外交政策調整：后中立主義當1990年因格瓦爾amp。馬約第17條指出，“　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將包括所有與歐盟安全有關的問題，包括共同防御”，在同一條款　中正式確定了CFSP與WEU之間的聯系：“西歐聯盟是歐盟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　用來支持本條款中提出的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防御領域。面對這一形勢，瑞典　開始調整其傳統的外交政策，考慮到首當其沖的內外經濟壓力，它首先尋求加入歐盟。例如，正是在挪威的斡旋　之下，2002年斯里蘭卡政府與反政府的泰米爾猛虎組織達成了和解，這與瑞典外交領域　的收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注：JanHallenberg,.,.)在瑞典看來，進入90年代后北約的角色發生了根　本性的變化，因此它認為只要北約組織不是在為其成員國的領土防御或其安全保障而采　取行動，那么瑞典通過PfP協定與北約進行合作是應該被允許的。從總體上看，冷戰的結束意味著歐洲安全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由于不存在明確的“　安全威脅”和“敵對力量”，瑞典傳統的外交取向正在發生越來越明顯的變化。(注：SieglindeGstoehl,.,。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瑞典開始重新考慮其加入歐共體的可能性。此外，為了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當時執政的自由黨政府曾于1979年發出禁令，不準瑞典公司在南非投資。它也許不曾奢望以此宣揚和傳播它的　優越制度或政治理念，卻給瑞典整個國家與民族帶來了莫大的榮譽，進而極大地滿足了　其外交抱負。如此一來，瑞　典在對外政策的選擇上變得更加謹慎、理性，因為此時國家的外交戰略不再只是滿足王　權利益的工具，而成為影響整個國家各個階層利益的大事。(注：,InternationalPolitics:AFrameworkforAnalysis,Prenticehall,1972,.)從歷史上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嚴格來講是指瑞典、挪威　和丹麥三國，但通常也包括芬蘭與冰島，合起來又稱“北歐國家”。從中立主義到后中立主義瑞典外交政策之嬗變國家的外交方針或外交取向是指國家對外部國際環境的總的態度與承諾，是其實現內　外目標與抱負的根本對外戰略，它在較長時期內具有相對穩定性。)具有濃厚的中立　主義傳統，它們都在一定時期內采取了中立主義或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并獲得了不同程　度的成功，其中最典型的當屬瑞典的中立主義外交傳統。權衡各種政策的利弊得失，　瑞典最終選擇了“平時不結盟，戰時守中立”的外交取向，并在此后兩個多世紀里任憑　歐洲局勢風云變幻，矢志不改。漢森領導的瑞典政府成功避免了大戰的烽火，實現了中立目標，而其他　北歐國家則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卷入戰爭之中。瑞典政府在政治上的理想主義主要通過它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所扮演的獨特角色體現出　來，其作用在聯合國名義下開展的各種活動中尤其顯著。1987年，卡爾松政府甚至做出了對南非實行貿易制裁的決定。按理說，瑞典等EFTA　成員國同歐共體建立的“歐洲經濟區”(EEA)協定，基本上將共同體單一市場延伸到了EFTA成員國，因此可以說北歐的EFTA成員國大致獲得了它們想要的一切。LeeMiles,　“Theamp。一方面　，它要至少在外觀上繼續維護傳統外交理念，避免公開加入任何安全組織；另一方面，　它又不得不面對客觀現實，將主要精力用于與歐盟國家的各項合作上，開始執行“后中　立主義”外交政策。同過去相比，瑞典對　國際危機和歐洲發生的局部戰爭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轉變：在科索沃戰爭中社會民主黨　領導的瑞典政府，居然默認北約在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對一個主權國家進　行轟炸，這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加入歐盟后，雖然瑞典政府多次公開表示不改變其中立的　外交政策傳統，但事實上已開始逐漸遠離這一傳統，在國際舞臺上也很少聽得到瑞典的　聲音，如今我們只能在歐盟及其從屬機構中才能分辨出它還在發揮自己的作用。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挑戰出現在歐洲兩個集團軍事對抗結束、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　不再具有決定意義的時代，而且它并不是來自外部軍事力量的威脅，而是由技術進步導　致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和與之相對應的區域一體化的壓力所引發的。實際上，接受馬斯特里赫　特條約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