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專題片晉商解說詞(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有可能會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場波動。　　他們到底是些什么樣的人呢？在這些莊重的神情、沉穩的目光之后，還隱藏著一些什么不為人知的故事呢？二、走西口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據說它已經流傳了一兩百年。 　　這首歌不但山西人會唱，山西鄰近的內蒙、陜西，甚至更遠一點的寧夏、青海、甘肅也有許多人會唱。 　　中國有句老話叫“十里不同音”，說的是民歌有很強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許多地方的人會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當時有許多山西人曾到過這些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這首歌，時間長了，當地人也學會了。 　　包頭，現在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過兩百萬。在一百多年前，這里還只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子。包頭人說，因為山西人到這里做生意，才一點一點有了今天包頭城的雛形，現在包頭城里還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這樣的說法。復盛公就是山西一戶姓喬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開的商號的名稱。 　　山西，明、清兩朝的許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當時山西人到西北謀生的經歷。由于有這種經歷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種風俗。 　　《太谷縣志》中記載太谷縣的人“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 　　《盂縣志》中說“往往服賈于遠方，雖數千里不辭”。 　　《壽陽縣志》說鄉民“貿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時間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開始，那么截止時間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應該是在明末清初，這個時候數量是最大。所謂走西口呢？應該前后持續了將近三百年左右，而且應該說走西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由于山西當時人口比較多，所以生活比較困難。于是呢？人口外遷，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內蒙這一帶，當時的邊防需要，所以晉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時候，內蒙邊防的需要發展起來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于到后來的票號。所以走西口這個現象，實際上就是中國移民的一個部分。” 　　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歷史，這段歷史包含著成千上萬人的命運。而他們的命運又或多或少地和那個叫西口的地方有關系。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 　　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它位于山西、內蒙交界處的右玉縣，它實際上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真正的名字叫殺虎口。 　　在明代時，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這里曾駐扎了大量軍隊。明朝和蒙古部族關系緩和之后，它又被開辟為雙方貿易的市場。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后勤基地。戰爭結束后，這里成為山西人進入西北地區的門戶。由于來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是繁榮啦，過去我聽人說這地方有三千六百家人家。從這兒一直走，就到了呼市、大同、包頭、西包頭，出了外面了。這會兒大概有四五百家。”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從來提起右玉縣，沒名，一提起殺虎口來，叫小北京，有名。”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過去是天天進斗金斗銀的地方，我自己沒牙了，說不真。聽懂意思了沒有？沒有什么可說的，反正過去有個戶部衙門，樓房挺多，七十二座廟，旁的一時咱們也記不住了。”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余、張、馬。這三家是大有錢的，人家門前有旗桿的，都是做過大官的。” 　　殺虎口的變遷，其實可以看做明、清山西歷史一個縮影。如果我們站在整個中國的角度打量山西，就會發現，山西北鄰蒙古草原，南邊緊挨著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農民種的茶、紡的布，中原的農民種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養的馬。這種相互的需要，必然會造成商業的往來，如果商業往來被人為阻斷的話，就只能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 　　但不論戰還是和，山西可能都是連通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之間最短的一條通道。這一點，那些想在中國建立強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關之前，在制訂他們經略中原的戰略時，就把山西作為必須控制的地區之一。他們認為“山東乃糧運一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極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這些話并不是說說而已，清兵一入關，順治皇帝的屁股還沒有在紫禁城的龍椅上坐穩，馬上召見了當時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賜服飾”，又是請客，又是送禮，最終還把這些商人編入了由內務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順治皇帝超規格的禮遇，為清朝后幾任的統治者換來了極大的回報。雍正十五年，朝廷調集九省大軍，平定青海叛亂。清軍進入草原深處之后，由于補給線過長，軍糧供應發生困難。 　　正當朝廷上上下下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叫范毓賓的山西商人站出來說“這件事就交給我做吧！”范毓賓的爺爺，恰恰就是參加過順治皇帝賜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個國家都很難做成的事，一個商人做起來可能就更加艱難。有一次，范毓賓運往前線的十三萬擔軍糧被叛軍劫走，他幾乎變賣所有家產，湊足一百四十四萬兩白銀，買糧補運。 　　今天，我們可以在《清史稿列傳》中找到范毓賓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貴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這篇《列傳》中說他“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鄰，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 　　范家以“毀家抒難”的做法，贏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賞識，作為回報，朝廷慷慨地把與西北游牧民族貿易的特權交給了范家。這一下對范毓賓家族來說，稱得上是天大的商機獲取，因為在此之前，朝廷是嚴禁漢人進入草原和牧民進行貿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這樣被打通了。 　　學者余秋雨：“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西北，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于東北，但是對西北還是陌生，生態也還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面，我們按照我們現在想起來，叫后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的所有用度有沒有通過一定的商業方式，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那么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的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面，山西正是首當其沖。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非常重要的門戶，這叫因緣際會。在這么個大形勢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體就有了方向。” 　　這些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發財之后為自己修造的房子。現在它們被作為晉商財富的象征。如果略微探究一下這些大院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幾乎全是一些在家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 　　喬家大院，這里過去曾住著山西最有名的一戶大商人。他們的商號主要開在內蒙古的包頭市。鼎盛時期，他們幾乎壟斷了包頭的一切貿易經營活動。而喬家由寒酸貧困通往大財大富的發展道路，就是由先祖喬貴發走西口開始的。 　　喬貴發第六代孫喬挹青：“一開始去包頭的時候，喬貴發一分錢都沒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來掙了一些錢，但是當初買賣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開始種地了。他在包頭的那個小買賣，就請一個姓秦的老鄉在那兒守著。” 　　山西祁縣史志辦主任武殿琦：“乾隆二十年的時候，他有一個機遇。那年是糧食豐收，老秦那個時候感到糧價很便宜，他就收購了大量的黃豆、玉米這一類東西，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因為價錢比較便宜，存了一部分，沒想到第二年天氣大旱，一旱以后大莊稼種不下去，只好種點兒小秋。黃豆值錢了，買賣有了轉機，老秦又把老喬叫到那兒去。兩個人從那個時候開始有點模樣，有點規模了。” 　　歸根結底，喬貴發走西口是因為窮。在當時，山西有很多像喬貴發這樣的窮漢，他們窮困的原因并非因為懶惰，而是因為山西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清朝山西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續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說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于農民來說，不僅是家里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伙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拼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拼命地干，田里產出的糧食仍不夠糊口，清朝一個叫任啟運的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說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斗”。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里，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于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 　　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開始在山西的村頭、路邊響起來。它的歌詞其實是妻子送別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時說的一些家常話。因為分別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時候再能見面，所以叮囑的就多一些，瑣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還是走了，咬住牙，想著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來，后來他們真的回來了。就在這片逼著他們不得不走出去的貧瘠土地上，給妻子、兒女蓋起了一座座結結實實、富麗堂皇的院落。 　　這是一張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線圖。 　　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不論走哪條路，首先都要穿過橫亙在那里的長城設置的一系列關口。 　　既然是長城上的關口，最初的作用是作為軍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險要。 　　雁門關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脈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據說是因為這里位置太高，關城建好之后，空中飛的大雁也只能從城門洞中穿過去。一兩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著崎嶇的山路，翻過這些一眼望不到頭的大山，為了能在春天到達草原，他們又往往必須選擇在數九寒天就開始這種漫長的跋涉。 　　在這種條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過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這樣走過。固關是山西東北部的一座門戶。通過固關關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鋪成，由于往來人員車馬川流不息，年長日久，甚至在這些青石上，軋出了幾寸深的車轍印。 　　如果說，這些只是地理上的關口的話，那么翻過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還要面對一座座心理上的關口。 　　出雁門關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個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邊有兩條大路，一條通往殺虎口，一條通往張家口。雖然兩條路最終都可以到達蒙古草原，漫漫長途到底該往哪兒走呢？ 　　對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來說，蒙古草原只是寄托著他們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們到底能做什么？結果又會怎樣？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無奈，只好咬著牙忍著淚從家里義無反顧地走出來的人們，面對眼前的選擇時開始猶豫了。當年，他們中的許多人，就站在這處叫黃花梁的山岡上，唱起那曲悲涼的歌。 　　山西山陰縣歧道地村民：“南面的人上來，到在這兒來說了，一爬上這個梁，就可以看見下面（兩條路），這就是說‘上一個黃花梁呀，兩眼哇淚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這意思也就是一個順口溜哇。” 　　山西山陰縣歧道地村民：“他就沒有把握，他就不知道哪頭去，生意好生意壞，他就到這兒扔鞋板兒呀，把這個鞋一脫一扔，扔在哪邊他就走哪邊，好與壞他就走在那頭兒。” 　　這樣的做法，不是聽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種賭博，和命運，和老天爺的一種賭博。賭注就是自己的一條生命。 　　內蒙古作協專業作家柳陸：“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搶劫他，有一個叫黑土崖子，從府谷縣一進入包頭，有個地方叫黑土崖子。這個地方是土匪出沒的地方，所以好多人葬身在沙漠里面沙蒿里頭，被搶被劫；還有就是被凍死的，因為北方草地氣候寒冷，它不像中原地帶，不像山西口里那樣暖和。他不了解，那個時候沒有什么氣象部門預報，他不了解，遇到暴風雪，道路不通，沒辦法被凍死的，還有被餓死的，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燕治國：“有個關，在關里頭還是內陸的風光，也沒有風沙。但從這個關口一開大門，我開過那個大門，外邊一股風就吹進來了，再往前跨一步，就進入蒙古荒原了，到處是風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現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頭，尸骨，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經貿廳研究員渠紹焱：“結冰，零下四十度；夏天，熱得能昏過去，就是這樣的話，山西商人照樣走過去。”有需求就一定要有供給，誰先掌握這種商機，誰就有可能發財。《恰克圖條約》簽訂之后，最早出現在恰克圖的就是山西商人。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從恰克圖貿易來講，在這個問題上，最早研究的是渠紹淼先生。他在《山西外貿志》未刊稿里面收集到一條很珍貴的史料，也就是格蘭頓將軍周游世界以后，國人問他什么足以向大家稱道？他說，足以向大家稱道的是，猶太人在世界上經商頗為有名，但是胡服辮發之中國小商人，迫使猶太人讓出了很大一部分市場。這里所指的胡服辮發之中國小商人，主要就是山西商人。因為恰克圖貿易主要是山西商人壟斷的。而山西商人壟斷的恰克圖貿易市場，當時占到了俄國對外貿易的49%，占到中國出口貿易的19%。” 　　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實際上，馬克思談到中國有兩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恰克圖貿易》。這篇文章里，馬克思做了很多的統計數字。據我所翻閱的資料考證，在恰克圖貿易的中國商人有二十多家，其中兩家是非山西籍的，好像是北京一家，新疆一家。剩下全部是山西人，就是恰克圖貿易是由山西人壟斷的。整個屬于茶葉貿易的路線，有三個重要市場。恰克圖是第一大市場，第二個就是海拉爾市場，就是東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塔爾巴哈臺，塔城市場，就是現在阿拉山口往西去的那個市場。這三個重要市場，但交易量最大的還是恰克圖市場。從康熙年間開始，這條路上已經比較活躍了，一直活躍到了中國與蒙古關系發生變化以后，就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這個路線才基本上冷落下來。” 　　沿山西商人開辟的商路一路走過來，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這種會館的功能，不僅僅是聯絡鄉誼，它們當初還被山西商人當作休息的客棧和堆貨的貨場。 　　在這些會館中最顯要的位置，山西商人都修建了供奉關羽的殿堂。 　　他們對關羽的崇拜，還產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在中國許多地方，商鋪的顯要位置都供奉著關羽的神像，此時這位山西籍的神圣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公平、信義，它還象征著財富和興旺。 　　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這樣被奠定了，也許最初走西口的漢子們并沒有想到日后會有如此輝煌的家業。他們當年只是為了追求一種富裕的生活，背井離鄉，他們用幾代人的汗水、淚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條條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