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民事訴訟解決機制研究碩士畢業論文(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并由此實現多元利益的協調、相互容納和共存,以此來維持良好的秩序,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和諧是利益衡量機制的結果,也是其追求的目標。訴訟作為利益衡量的最優化體現,其最終的目的也是達致利益的有機協調,秩序的平穩和諧。[11]在群體訴訟中, 處于弱勢的一方當事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凝聚成為暫時的群體，與對方當事人形成力量均勢，使訴訟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同時，基于訴訟兩造的實力明顯不對等,為盡量達到雙方在訴訟能力上的平等,群體訴訟對傳統民事訴訟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改造，如對辯論主義進行了修正，緩和了受害方的主張責任，強化了被告方的主張責任；強化了受害方的證據收集權；適用舉證責任倒置，降低證明標準等，從而實現救濟弱勢群體合法權利的目的。（五）促使公共政策形成群體訴訟案件所爭議的問題往往超出了個人利益，關系到其他眾多社會成員的集體利益，具有公共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因此，案件的處理結果與眾多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的經濟地位、生存地位、生存狀況和資源配置的改變直接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群體訴訟在擴散性解決糾紛的同時，也在尋求改變現行的公共政策或確立一項新的公共政策，或者為制度變革和政策形成提供了契機。“該裁判一方面可成為同類案件之裁判先例，而對于該案件當事人以外的社會上一般人以及準司法機關或準行政機關之程序當事人，提供類似于確立法規范的效果，以作為以后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準繩；另一方面，其裁判內容及結論通常可能被當作已經獲得公認的社會價值，而對于當時之政治狀況造成某種程度之壓力，或促使發動立法權、行政權，以調整或形成公共政策。”[12] 第二部分 群體民事訴訟解決機制的理論基礎群體民事訴訟解決機制目前已成為各國立法中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盡管各國在解決群體性民事糾紛上所采取的具體訴訟制度不同，但都對群體訴訟一次性解決糾紛寄予了較大的期望，筆者認為群體民事訴訟解決機制之所以能得到普遍認可與適用得益于以下理論的支持與推動。一、訴訟效率理論社會化大生產不僅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方便，也產生了許多諸如消費者糾紛、證券糾紛、環境糾紛、社會福利糾紛等新型糾紛，這些糾紛往往涉及人數眾多，所受侵害的利益由個體利益變為擴散性利益和集合性利益。在司法資源相當有限的現代社會以及人們對訴訟及時的追求，使得各國在針對群體性民事糾紛設計訴訟制度時不得不考慮訴訟效率的要求，訴訟效率理論成為各國群體訴訟制度設置的共同理論基石，也是各國進行司法改革的一大動因。效率原本屬于經濟學術語，亞當斯密首先將經濟學的視野擴展到法學領域，開創了以效率為取向評價法律制度的先河。現在，效率已成為衡量訴訟活動是否科學與文明的另一重要標尺。訴訟效率所描述的是訴訟進行的快慢程度，解決糾紛的數量的多少，在訴訟過程中人們對各種資源的利用程度和節省程度；作為一種理論分析工具，其強調的是要盡可能地快速解決糾紛多解決糾紛，盡可能地節省和充分利用資源。這樣界定，體現了效率的可比性—“多”“快”“省”“充分利用”的涵義。[13]訴訟效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訴訟過程的經濟合理性；二是訴訟效果的合目的性。[14]前者要求在司法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合理地設計訴訟程序和科學地配置司法資源，以實現訴訟目的。由于難以依靠大量增加司法資源，通過最大程度的投入來解決眾多的案件，因而就要通過司法資源優化配置達到訴訟收益最大化。后者要求法院審結的案件數量與質量的統一。如果法官為了保證裁判的品質而精斟細酌，案件處理必然延遲，當事人只能得到“遲來的正義”。如果法官提升辦案速度，辦案品質必有下降，當事人只能得到“粗糙的正義”。一審裁判質量下降又導致更多的上訪，致使上訴審法院不堪重負。[15]因而，高效率地配置司法資源，力求將群體性民事糾紛予以一次性解決已成為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此外，從程序公正的角度來看，參與、中立、平等對待、自洽、合理、及時、終局，這些都是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所要求的必備要素。[16]程序公正的要素體現著訴訟效率的要求，訴訟效率也是考量程序公正的良好指標，具體而言，通過公正的程序而保障公正的裁判是最有效率的；公正的程序要求盡量減少訴訟的遲延，避免和減少當事人及法院在訴訟過程中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公正的程序應盡量降低程序的成本，體現訴訟經濟的品性。[17] 訴訟效率理論為群體訴訟制度的構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群體訴訟制度針對新型民事糾紛建立了不同于單一訴訟的程序機制，其通過設置“代表制”，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解決了具有相同或類似需求的大量糾紛，不僅節省了司法資源，而且保障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滿足了民眾對司法救濟的需求，有效保障了訴訟公正的實現。二、接近正義與公民訴權理論一種真正現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可能是唯一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須是，司法能有效地為所有人接近，而不是僅僅在理論上對于所有人可以接近，即實效性接近司法。[18]然而，在訴訟活動中總是存在著一些影響公民實效性接近司法的障礙，煩瑣的訴訟程序、高額的訴訟費用、漫長的訴訟周期、司法制度發現事實真相和適用法律的正確程度等都使當事人對司法救濟望而卻步。訴權作為公民合法權益受到侵犯而提起訴訟尋求國家司法機關保護和救濟的權利，已被很多國家和地區作為一種基本人權上升為一種憲法性的權利加以規定，但因為以上種種原因而使訴權的功能大打折扣。為保障訴權憲法化的落實，西方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卡佩萊蒂教授倡導下發起了接近正義運動。[19]接近正義運動自肇始至今已經歷了三“波”（三個發展階段）：第一波是為貧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第二波是讓消費者或者環境保護主義者有機會要求獲得“擴散利益”的機會，即提倡公益訴訟；第三波是以非正式的制度來代替法院和司法程序。[20]如前所述，群體性民事糾紛涉及的多是“小額多數”的“易腐權利”，若通過單個的受害人提起訴訟來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往往因為投入的時間、金錢等訴訟成本過高，以及本身處于相對弱勢的訴訟地位而出現受害人不愿提起訴訟的情況，導致大量“小額多數”的“易腐權利”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違法者的危害行為得不到及時地遏制，甚至變得變本加厲。如何為這樣的受害者敞開司法保護的大門，為其提供獲得有效司法救濟的途徑，保障其訴權的順利行使已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不得不解決的突出問題。將具有共同利益或共同利害關系的眾多當事人集合在一起，通過一個訴訟程序一次性地將群體性民事糾紛予以解決，不僅滿足了當事人獲得司法救濟的愿望，而且節省了訴訟資源，有效保護了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使其不再成為社會發展中的犧牲品，已成為各國群體訴訟產生的原動力。總之，當事人對司法救濟的需求需要國家創設便利當事人行使訴權的有效方式，群體訴訟制度正契合了這一需求，因而從接近正義與訴權保護的角度來說，群體訴訟制度獲得了存在和發展的堅實基礎。 三、公共利益理論傳統型民事訴訟所解決的糾紛類型僅限于對等主體之間的“一對一”的民事糾紛，法院只需要適用立法機關預先制定的法律，確認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歸屬，最終達到解決糾紛的目的就完成了其所擔負的任務。在這種訴訟模式下，當事人之間爭議的利益都是特定的、具體化的并且可以自由處分的私法性質的權利紛爭。而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產生的現代型糾紛，諸如公害糾紛、環境污染糾紛、消費者侵權糾紛、壟斷和證券糾紛等，涉及的人數眾多而且具有不確定性，其侵害的利益已成為一種超越個人的不可分的公共利益，呈現出擴散性、集團性、公共性的特點，其波及的范圍也呈現出廣域化和規模化的特點。傳統型民事訴訟對此已無能為力，因而，群體訴訟制度應運而生。當然群體訴訟并不必然涉及對公共利益的保護，但在很多情況下與公共利益有著或多或少或隱或顯的聯系。由于公共利益是不特定的多數人的利益，作為一個整體屬于大眾，公共利益的享有者基于私人利益的考慮往往不會主動提起訴訟，這導致了對公共利益保護的難度很大。公共利益的脆弱性必然要求對公共利益的保護賦予更多的關注，需要通過法律的途徑支持、鼓勵主動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主體。[21]而群體訴訟通過特殊的程序設置及配套制度如代表制、勝訴酬金制、判決效力的擴張等，使訴訟的提起變得比較容易，通過群體訴訟實現了對違法者的懲罰以及制止違法和預防保護的目的，最終達到了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對公共利益的保護需要群體訴訟制度的確立與發展，各國群體訴訟在保護公共利益上的功能盡管有強弱之分，但都將公共利益理論作為改革群體訴訟制度的出發點或指導思想予以高度重視。第三部分 國外群體民事訴訟解決機制比較研究群體訴訟制度從其產生到現在已經歷了近兩百年的歷史，并在不同國家演變出不同的制度模式，雖然有些制度模式受到較大的抨擊和非議，但在解決群體性民事糾紛上還是顯示出其獨特的生命價值。以下將具體介紹當今世界具有代表性的群體訴訟制度，并在比較法的視野中，審視各種制度的社會效果、利弊、成本、價值取向等，最終服務于我國群體訴訟制度的借鑒移植和制度構建。一、國外群體民事訴訟制度主要內容（一）英國群體民事訴訟制度最早的群體民事訴訟肇始于19世紀英國衡平法的代表訴訟。經歷了近兩個世紀的發展，目前，英國用于解決群體性民事糾紛的訴訟制度已發展為代表人訴訟和集團訴訟兩種。1981年英國制定了《最高法院規則》，以成文法的形式首次規定了代表訴訟，但這一制度實際上應用很少。[22]集團訴訟成為了英國解決群體性民事糾紛的主要訴訟制度。2000年5月2日生效的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正式建立了新的集團訴訟制度。《規則》第3節為“集團訴訟”，對集團訴訟的概念、集團訴訟命令及其效力、案件管理、集團訴訟的撤銷等基本程序做了規定。同時，《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訴訟指引》第19B章“集團訴訟”對《規則》第19章第3節進行了補充，詳細規定了集團訴訟的具體運作程序。[23]英國集團訴訟的適用條件在英國開始集團訴訟必須滿足六個方面的條件。第一，必須滿足當事人人數眾多的要求。《規則》和《訴訟指引》并沒有對申請集團訴訟的最少人數作出規定，但集團訴訟通過之前的立法建議規定最少有10人提出了共同或相關事實問題或法律問題的訴訟。第二，要滿足產生共同或相關的事實問題或法律問題共同性的要求。第三，通過集團訴訟管理的案件必須符合《規則》的基本目標，即達到使法院公正地處理案件的目標。第四，作為一種篩選機制，申請集團訴訟要求得到首席大法官或副大法官事先同意，否則法院不得簽發集團訴訟命令。第五，需要確定集團已經提起的訴訟請求的數量和可能涉及到的當事人人數，以及是否存在將大訴訟集團劃分為多個子集團的必要。[24]第六，作為一種優先性標準，如果合并訴訟請求或根據《規則》，就不應該申請集團訴訟。英國集團訴訟的特殊程序規定第一，簽發集團訴訟命令。《規則》雖然允許當事人申請啟動集團訴訟程序，但必須得到法院首席大法官或副大法官同意，發出集團訴訟命令，否則，不能啟動集團訴訟程序。集團訴訟命令的具體內容包括對基于集團訴訟命令管理的訴訟進行登記；指定集團訴訟的命令事項；指定對訴訟進行管理的法院（管理法院）。集團訴訟命令一經簽發，對當事人、判決效力的擴張和上訴權等產生實質性的效力。第二，集團登記。法院簽發集團訴訟命令后即應進行集團登記。具體來說，法院就進行集團訴訟的案件指定登記的細節，當事人也可申請就案件細節進行登記。第三，對集團訴訟的管理。自集團訴訟命令作出后，管理法院以外的法院均喪失案件管理的權力。由管理法院指定管理法官，全面負責集團訴訟的管理和審理。管理法院對集團訴訟案件進行職權管理的事項非常廣泛，主要包括（1）變更集團訴訟命令事項；（2）從集團登記中選擇進行一宗或多宗試驗性訴訟；（3）指定一方或多方當事人的律師作為原告或被告的首席律師；（4）明確案件聲明應記載的細節，以表明有關訴訟進行集團登記符合法定要件；（5）指定將訴訟進行集團登記的截止期限，在截止期限后申請登記須經法院許可；（6）就符合一項或多項集團訴訟事項的任何特定訴訟，進行集團登記。[25]對英國集團訴訟的評價從以上關于英國集團訴訟的立法來看，集團訴訟是由法院依職權酌情批準采用、并依靠嚴格的訴訟管理進行的，僅適用于其他類型訴訟都不適宜的特殊情形，并非是一種完全由當事人任意選擇的常規訴訟程序。集團訴訟的原理與代表人訴訟基本相同，區別在于由法院將眾多當事人及若干案件合并為集團訴訟進行審理，本質上屬于一種案件管理制度，這也反映出立法者設立該制度的基本目的和功能是訴訟經濟，以及防止集團訴訟被濫用的考慮。由于法院的積極介入使得集團訴訟制度顯示出高效的優勢，這應該是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的地方。在解決群體性民事糾紛方面，英國除了集團訴訟制度之外，還設立了代表人訴訟、示范訴訟、派生訴訟、小額索賠審理制等，這一系列訴訟程序之間構成了一種選擇、相互補充和替代，可見，在解決群體性民事糾紛方面，集團訴訟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各國應積極探索其他的訴訟方式。英國的集團訴訟與美國集團訴訟最初的動機和目的比較接近，但是在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在實踐中的運行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說明相同的訴訟制度因受不同國家的訴訟文化、司法理念等因素的影響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運作軌跡，這應是各國在進行制度移植時應特別注意的方面。（二）美國群體民事訴訟制度美國用來解決群體性民事糾紛的群體民事訴訟制度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主要包括集團訴訟、聯邦法院跨區訴訟移送、正式的訴訟合并、非正式的訴訟合并等。其中源于英國代表訴訟的集團訴訟因其獨特的法律構造、異常豐富而充滿爭議的司法實踐及其對美國社會的司法制度和經濟體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而廣為世人關注。美國有關集團訴訟的立法主要規定在1966年《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第23條中，以后雖經歷1992003年兩次修改，但其主要制度的框架一直沿用至今。《規則》）第23條分a至h共8款，分別就集團訴訟的必要條件、維持條件及程序問題作了規定，以下將對此作重點介紹。集團訴訟的構成條件集團訴訟的構成條件包括集團訴訟的必要條件和集團訴訟的維持條件。第23條a款對必要條件作了規定：（1）集團一方的當事人眾多，以至于實際上所有集團成員無法共同進行訴訟。但目前還沒有法律規定來明確何為“當事人眾多”。該規定的出發點是，由于人數眾多以及由此帶來的集團成員地理分布狀況、當事人各自訴訟標的以及得到確認的難度等因素，影響了訴訟合并的現實可能性，因此使得集團訴訟成為實現權利的必要的程序保障。所以考察是否滿足人數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