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管理與匯率管理知識分析概念(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的,也就是說只要投資者愿意即可成交!不會出現有價而不成交的情況!外匯交易免傭金在期貨市場進行買賣，除了價差之外，投資人還必須額外負擔傭金或手續費。所有的金融商品都有買價與賣價，而買賣價之間的差異就定義為價差，或是成交的成本。一直到今天，因為缺乏透明度，期貨市場不合理的價差依舊是存在的事實。現在，投資人可以藉由線上交易平臺所即時顯示的買價與賣價，用來判斷市場的深淺度以及真正的交易成本。外匯交易的價差比期貨買賣還要低很多，特別是盤后的交易，因為期貨的投資人容易受到流動性低而遭致很大的損失。 　基本面分析 外匯的價格反映出的是貨幣供給和需求的一種平衡狀態。影響供給和需求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利率和經濟的表現，在各項經濟指標中，如國民生產毛額、國外資本的流入或是國際間的貿易代表的就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也決定的對這個國家貨幣的供給和需求。每天都會有不同的經濟指標公布，投資人必須要有能力判斷哪一個比較重要，而在這些林林總總數據中，利率和國際間的貿易往來是最值得被重視的。 基本面分析注重金融、經濟理論和政局發展，從而判斷供給和需求要素。基本面分析與技術分析最明顯的一點區別就是，基本面分析研究市場運動的原因，而技術分析研究市場運動的效果。當以另一國貨幣估價一國貨幣時，基本面分析包括對宏觀經濟指標、資產市場以及政治因素的研究。宏觀經濟指標包括經濟增長率等數字，由國內生產總值、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以及生產率等要素計算而得。資產市場包括股票、債券及房地產。政治因素會影響對一國政府的信任度、社會穩定氣候和信心度。基本理論利率如果現在市場利率的走向曖昧不明，則任何一則和利率有關的消息或新聞都會直接的影響匯率的走向。在一般的狀況下，一個國家如果提高了本國的利率，該國的貨幣就會相對的走強，因為投資人會將資產移轉到這個國家以期望將來可以獲到更高的投資報酬率。但是，如果利率太高，對股市而言卻是個壞消息，投資人會將資金移出該國的股票市場而導致該國的貨幣價格下降。至於判斷出哪一股力量比較強大就是一門學問了，這取決於利率在變動前的總體經濟環境狀態。在所有影響利率變動的經濟指標中，就屬消費者物價指數、購買者物價指數及國民生產毛額最為重要，這些指標可以在各國央行 （BOE， FED，ECB，BOJ）開會決定利率前，對利率走向做為判斷的參考。 國際貿易在一國的貿易收支帳中，可以看的出某一段時期該國進出口之間的凈差異，當一國的進口大於出口時，就會產生貿易赤字，這通常不是個好消息。以美國為例子，為了要支付進口的債務，必須要在市場上放空美元以購買他國的貨幣來支付出口國的債務，因為貨幣的流出則則會造成美元的走軟。同樣的，如果收支帳上顯示出口值的增加，美元就會流回國內而造成美元的走強。站在一國經濟的角度來看，貿易赤字不見得是件壞事，但是如果赤字大於市場的預期，就會造成反面的效果了。 購買力平價 (PPP) 購買力平價理論規定，匯率由同一組商品的相對價格決定。通貨膨脹率的變動應會被等量但相反方向的匯率變動所抵銷。舉一個漢堡包的經典案例，而在英國值 英磅一個，那么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匯率一定是2美元每1英磅。，那么英磅就被稱為低估通貨，而美元則被稱為高估通貨。此理論假設這兩種貨幣將最終向2:1的關系變化。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主要不足在于其假設商品能被自由交易，并且不計關稅、配額和賦稅等交易成本。另一個不足是它只適用于商品，卻忽視了服務，而服務恰恰可以有非常顯著的價值差距的空間。另外，除了通貨膨脹率和利息率差異之外，還有其它若干個因素影響著匯率，比如: 經濟數字發布/報告、資產市場以及政局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購買力平價理論缺少事實依據來證明其有效性。90年代之后， 此理論似乎只適用于長周期（3－5年）。在如此跨度的周期中，價格最終向平價靠攏。 利率平價 (IRP) 利率平價規定，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升值（貶值）必將被利率差異的變動所抵銷。如果美國利率高于日本利率，那么美元將對日元貶值，貶值幅度據防止無風險套匯而定。未來匯率會在當日規定的遠期匯率中被反映。在我們的例子中，美元的遠期匯率被看作貼水，因為以遠期匯率購得的日元少于以即期匯率購得的日元。日元則被視為升水。 20世紀90年代之后，無證據表明利息平價說仍然有效。與此理論截然相反，具有高利率的貨幣通常不但沒有貶值，反而因對通貨膨脹的遠期抑制和身為高效益貨幣而增值。 國際收支模式 此模式認為外匯匯率必須處于其平衡水平－－即能產生穩定經常帳戶余額的匯率。出現貿易赤字的國家，其外匯儲備將會減少，并最終使其本國貨幣幣值降低（貶值）。便宜的貨幣使該國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價格優勢，同時也使進口產品變得更加昂貴。在一段調整期后，進口量被迫下降，出口量上升，從而使貿易余額和貨幣向平衡狀態穩定。 與購買力平價理論一樣，國際收支模式主要側重于貿易商品和服務，而忽視了全球資本流動日趨重要的作用。換而言之，金錢不僅追逐商品和服務，而且從更廣義而言，追逐股票和債券等金融資產。此類資本流進入國際收支的資本帳戶項目，從而可平衡經常帳戶中的赤字。資本流動的增加產生了資產市場模式。 資產市場模式 目前為止的最佳模式。 金融資產（股票和債券）貿易的迅速膨脹使分析家和交易商以新的視角來審視貨幣。諸如增長率、通脹率和生產率等經濟變量已不再是貨幣變動僅有的驅動因素。源于跨國金融資產交易的外匯交易份額，已使由商品和服務貿易產生的貨幣交易相形見絀。 資產市場方法將貨幣視為在高效金融市場中交易的資產價格。因此，貨幣越來越顯示出其與資產市場，特別是股票間的密切關聯。 美元和美國資產市場 1999年1999年夏，許多權威人士認定美元將對歐元貶值，理由是持續增長的美國經常帳戶赤字和華爾街的經濟過熱。此觀點的理論基礎是，非美國投資者將會從美國股票和債券市場抽取資金，投入到經濟狀況更為健康的市場中去，從而大幅壓低美元幣值。而這樣的恐懼自80年代早期以來一直沒有消散。當時，美國經常帳戶迅速增長至歷史最高記錄，占國內總產值（GDP）%。 正如80年代那樣，外國投資者對美國資產的胃口依舊如此貪婪。但與80年代不同的是，財政赤字在90年代消失了。雖然外國持有美國債券的增長速度可能已經放緩，但源源不斷注入美國股市的大量資金卻足以抵銷這種緩勢。在美國泡沫破裂的情況下，非美國投資者最有可能做出的選擇是更安全的美國國庫券，而不是歐元區或英國股票，因為歐元區或英國股票很有可能在上述事件中受到重創。在1998年11月危機，以及1996年12月由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信口雌黃而引發的股慌中，此類情況已經發生。在前一事例中，外國國庫券凈購買量幾乎增長了兩倍，達到440億美元；而在后一事例中，此項指標狂增十倍有余，達到250億美元。 過去二十年中，在估計美元行為方面，國際收支法已為資產市場法所取代。盡管歐元區經濟基本面要素的改善必將幫助這一年輕的貨幣收復失地，但是單靠基本面要素很難支撐這一復蘇。而今仍舊存在歐洲央行的信用問題；截止目前，歐洲央行的信用度與歐元受到的頻繁的口頭支持成反比關系。歐元區三巨頭（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政府穩定性，以及歐洲貨幣聯盟擴展等敏感問題若隱若現的風險也被看作是單一貨幣的潛在障礙。 目前，美元得以保持穩定應歸因于下列因素：零通脹增長，美國資產市場的安全避風港性質，以及上文提及的歐元風險。 此外，有時，政府會干預貨幣市場，以防止貨幣顯著偏離不理想的水平。貨幣市場的干預由中央銀行執行，通常對外匯市場產生顯著卻又暫時的影響。中央銀行可以采取以另一國貨幣單方面購入/賣出本國貨幣，或者聯合其它中央銀行進行共同干預，以期取得更為顯著的效果。或者，有些國家能夠設法僅僅通過發出干預暗示或威脅來達到影響幣值變化的目的。影響匯率的長短期因素 影響匯率的長期因素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面因素，而短期因素則很多，包括經濟數據、經濟新聞以及中央銀行對市場的干預。其中經濟數據有時可以改變基本面因素，因為數據本身就是基本面的反映。而隨著匯市交易量的不斷增長，中央銀行的干預也越來越頻繁，手段也多種多樣，但是效果卻大不相同。 現在有許多證據表明，貨幣當局經常使用沖銷干預，但它們這樣做時，僅取得部分成功，以致外匯市場干預經常對貨幣市場產生溢出效應。由此看來，外匯市場干預在減少外匯市場波動性方面可能有效。外匯市場干預并沒有完全為貨幣當局所沖銷。將德國和日本基礎貨幣的變動，分別與馬克/美元和日元/美元的匯率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在德國，美元匯率和德國基礎貨幣的變化明顯呈反向關系，特別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這種反向關系并不明顯。這種現象的解釋是，當美元價值在1970年代期間下降時，歐洲和日本的貨幣當局為了減緩美元的貶值而一直在進行干預。這些干預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基礎貨幣。在1980年代前期，當美元升值時，則出現相反的情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現象在德國比較明顯。在1970－1973年和1977－1979年期間，美元兌馬克的匯率迅速貶值。結果，也引起德國貨幣供給迅速膨脹。1980年代前期，則出現相反的情況。美元出現升值，德國貨幣增長率則明顯下降。盡管不是很顯著，日本也有相同的趨勢。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現象不是很明顯。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者是由于干預較少或者是由于沖銷干預一直比較成功。前面現象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利率一直相關。從美國、德國和日本政府債券的收益率來看，兩個事實比較突出。第一，美國政府債券的收益率從1960至1980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德國和日本。第二，與我們的分析更加相關，德國的年度利率變化趨向于美國利率的變化。日本也是這樣，只不過程度低些。第三，在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期間，利率的共同變化似乎沒有出現較大的差別。以日本為例，固定匯率期間的利率共同運動似乎一直少于浮動匯率時期。從前面的實際觀察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主要國家的貨幣當局（日本和德國）經常大量干預外匯市場，盡管它們避免這些干預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但它們并沒有經常取得成功。其結果看似矛盾，在浮動匯率時期，這些國家的貨幣當局一直遵循“游戲規則”，即當對本國貨幣存在超額需求（美元超額供給）時，擴張國內貨幣供應量；當國內貨幣存在超額供給（美元存在超額需求）時，收縮貨幣供應量。這種政策反映應該有利于穩定美元匯率。 然而，外匯市場上的這類干預在穩定匯率的長期偏離方面明顯無能為力。為什么貨幣當局難以影響匯率較大和較長時期的變化，盡管干預經常伴隨著正確的（即穩定的）貨幣政策？換句話說，為什么非沖銷干預難以發揮穩定匯率的作用？答案與貨幣當局自身對特定的目標匯率缺少義務相關。換句話說，目前可以利用的證據顯示，外匯市場上的非沖銷干預不足以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匯率。為了使這類干預政策發揮作用，干預必須同時有對特定匯率（匯率區間）的明確義務。 為什么義務對穩定匯率如此重要？運用“近似理性”的模型，我們可以對此作出解釋。由于極端的不確定性，當基本面在預測將來匯率的權重較低時，影響基本面的政策效應較小。經濟代理人不能評價這些政策對于匯率的重要意義。匯率將繼續為向后看的規則（BACKWARD－LOOKINGRULES）所驅動，偶爾也為一時的觀點所驅動。這將導致匯率持續偏離經濟模型所預測的均衡匯率。匯率的這種偏離不可能輕易地為貨幣當局所阻止，即使它們奉行改變一些重要基本面的政策。 只有對特定匯率承擔義務，才能打破使匯率偏離的這種機制。可信的義務可以作為將來匯率預期的穩定器。沒有這種穩定器，經濟代理人在預測將來匯率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非常大，以致這些代理人在預測將來時，又回到向后看的規則。如果這種義務在可信度方面是成功的，經濟代理人沒有理由再使用向后看的規則來預測將來。貨幣當局的義務穩定了經濟代理人的預期。其結果是，自1970年代以來主要貨幣非常典型的真實匯率的無目標運動將會消失。近似理性行為理論也說明，傳統的沖銷干預與非沖銷干預的區別可能只有有限的實際意義。傳統理論告訴我們，沖銷干預不起作用，而非沖銷干預有效。近似理性行為理論認為，兩種干預之間的區別可能并不重要。理由是，當經濟代理人不知道引起匯率變動的真正重要的模型和基本面變量，改變經濟基本面變量的干預可能不比沒有改變經濟基本面變量的干預有效。用近似理性預期的觀點來看，只有存在保持匯率接近某個目標的義務時，干預才會有效。 一、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目標自從浮動匯率制推行以來，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來沒有對外匯市場采取徹底的放任自流的態度，相反，這些中央銀行始終保留相當一部分的外匯儲備，其主要目的就是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一般來說，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價格出現異常大的、或是朝同一一方向連續幾天劇烈波動時，往往會直接介人市場，通過商業銀行進行外匯買賣，以試圖緩解外匯行市的劇烈波動。對于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原因，理論上可以有很多解釋，為大多數人所按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第一，匯率的異常波動常常與國際資本流動有著必然聯系，它會導致工業生產和宏觀經濟發展出現不必要的波動，因此，穩定匯率有助于穩定國民經濟和物價。現在國際資本跨國界的流動不但規模很大，而且渠道很多，所受到的人為障礙很小。工業國家從70年代末開始放寬金融方面的規章條例，進一步為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了方便。在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外匯市場的價格浮動。如果大批資本流人德國，則德國馬克在外匯市場的匯價就會上升，而如果大批資本流出美國，外匯市場上的美元匯價必然下降。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人們都期待某一國貨幣的匯率會上升，資本就勢必會流向該國。 資本流動與外匯行市變化的相對性變化對一個國家的國比經濟產業配置和物價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大量外流，導致本國貨幣匯價下跌時，或者當人們預計本國貨幣的匯價會下跌，導致資本外流時，這個國家的產業配置和物價必然出現有利于那些與對外貿易有聯系的產業的變動。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從對外貿易角度來看，可分為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和無法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兩種。前者如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可出口和進口，后者如某些服務業，生產和消費必須在當地進行。當資本流出貨幣貶值時，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部門的物價就會上升，如果這一部門工資的上漲速度不是同步的話，追加這一部門的生產就變得有利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