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經濟研究管理學與財務知識分析(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外國資本控制著的手工業相比擬。(68)而國外學者比中國學者更加強調家庭手工業的延續。如美國學者容國石認為，機制棉紗在任何地區要排斥手紡業，也得花60年時間，中國手紡工人的失業并非早先想象的那樣嚴重。(69)費惟凱甚至認為，外國工業品沒有給中國的手工業帶來很大影響，中國傳統手工業的活力仍存。(70)　　1980年代以后，國內學者從否定“傳統觀點”的角度出發，認為以往將近代家庭手工業理解為直線下滑、萎縮和破產，是片面的、欠妥的。其實，所謂片面的“傳統觀點”恐是現在學者的虛設。當然，新時期學者對中國近代手工業延續的論證更加深刻。如吳承明提出，中國男耕女織這一緊密結合的傳統經久不息，直到20世紀30年代，農民還主要穿用自己織的布。手工業與新式工業并行發展，有矛盾，也互補。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手工業這種傳統經濟并不完全是消極因素，而有它的地位和作用。(71)史建云詳細分析了1930年代初農村手工業的衰退現象，認為無論是手工業的內部經濟機制還是外界因素，都不足以造成農村手工業的全面衰退。1930年代初農村手工業的衰退，只是暫時現象，而非根本衰亡。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束，它又開始恢復和發展。如果不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還會進一步擴大，并迎來新的高潮。(72)　　與二三十年代一樣，學者仍在探討中國家庭手工業一直延續的原因。基本看法與以前并無二致，但論證較為細致。如彭南生從多側面進行了分析，認為人地矛盾導致的農民生存壓力以及地主富農追求利潤的動力，是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長期存在和發展的主要因素。近代手工業與民族機器工業在工具與原料上的良性互動，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政府采取一些旨在振興、保護和發展手工業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一些成效。區域外商路和市場的開拓，也為手工業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73)當然，從發展前途而言，一般仍認為，家庭手工業前景黯淡，無法改變其被淘汰的歷史命運。　　六、如何評價高利貸：金融論爭　　金融是鄉村經濟維系和運轉的重要力量。在近代中國鄉村，借貸關系所涉及的農戶比租佃關系、雇傭關系更廣泛。對這一問題，學界爭論最多的是利率的高低，具體說就是如何評價高利貸。它涉及三個方面：何謂高利貸，借貸利率為什么高昂，高利貸產生了哪些社會經濟影響。　　在借貸關系中，最難界定的是高利貸的概念。在中國，從古代到民國建立之初，官方基本上都規定月利不得超過3%。到國民黨政府時期，又規定年利不得超過20%。抗戰時期，中共在根據地規定年利率不準超過10%15%。也就是說，超過官方標準，就是高利貸。但這些規定的根據是什么，并無說明。學者對高利貸現象，討論較多，但對高利貸的概念未曾深究。只有個別學者做過或模糊或具體的劃定。費孝通認為，職業放債者以很高利息借錢給農民就是高利貸。(74)孫曉村從農村收益太低的角度，認為年利6厘以上即為高利貸。(75)　　按以上標準衡量，中國近代農民的借貸絕大多數無疑屬于高利貸。問題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高利貸？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學者一般認為，原因就是借者太多、借貸來源太少，而借者太多又是農民貧困化的結果。結果是，家庭越貧困，借貸越是用于生活消費，借貸利率就越高。　　至于高利貸對社會經濟的危害，自古以來就為社會各界所痛斥，到二三十年代仍是如此。如潘鴻聲認為，農民一旦負債，無法清償，必至衣飾田產，典押殆盡，甚至傾家蕩產。債務之為害農民，甚于洪水猛獸。(76)張鏡予也認為，農民愈借愈貧，有產者變為無產，由自種農淪落為佃戶，由佃戶淪落為雇傭勞動者，更由勞動者淪落而為乞丐盜賊。(77)　　不過，也有學者對高利貸作了一定程度的辯護。費孝通提出，單純譴責高利貸者為人邪惡是不夠的。當農村需要外界的錢來供給生產資金時，除非有較好的信貸系統可供農民借貸，否則高利貸自然會產生。如果沒有他們，情況可能更壞。向高利貸者借款至少到一定的時候，還有一線償還的希望。(78)對于一向被稱為高利貸的典當業，更多學者表示了肯定。馬寅初認為，典當取利月息2%3%，有其學理與事實根據，平民雖為維持日常生活而典質，但也間接有益于生產，典當業為便民組織，似無可置疑。(79)還有學者表示，政府如不設法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發展現代金融制度，而單純采取禁止高利貸的辦法，不僅不能取得實效，反而會導致農村金融停滯，給農民帶來危害。　　新中國成立后，主要是1980年代以后，學術界對高利貸展開了較多討論。　　關于高利貸的概念，迄今仍未達成共識。有的沿襲馬克思的定義，將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古老形式的生息資本都稱為高利貸資本。有的將高利貸利率定為年利15%或20%以上。徐暢認為，近代中國農村幾乎所有的借貸都屬于高利貸，即便月息1分的借貸，也超出農業所獲利潤，應屬高利貸。不過，根據南京國民政府的規定，年利息高于20%的借貸可界定為高利貸。(80)筆者也曾認為，在沒有更好的界定標準之前，不妨采取國民政府的規定，但后來結合社會習俗，做出修正，認為高利貸是指超出社會認可、對債戶非常苛刻的借貸惡俗，被社會廣泛認可的借貸利率，不應算作高利貸。(81)　　關于高利貸利率的成因，一般認為只要封建的生產關系和剝削關系不根除，高利貸就會繼續長期存在。但也有學者從供求關系角度分析。筆者對華北農村借貸的研究認為，供求關系平衡是經濟學的基本定律之一，一方面是鄉村借貸資金的匱乏與供應不足，另一方面農民負債率又相當高，對資金的需求迫切，二者之間的尖銳矛盾，使得資金奇貨可居，借貸利率高昂。此外，地租率參照、生活消費借貸以及傳統習慣，也都一定程度影響高利貸利率。(82)溫銳對贛閩邊區的研究也表明，無論是從借貸常利、現金要素的市場回報，還是從借貸風險和糧油市場物價的季節性因素看，民間借貸都強烈受到市場經濟規律的制約，并具有濃重的市場趨向性，利率的高低不是由債權人單方面左右的。(83)　　相比之下，學界就高利貸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爭論更為熱烈。一種沿襲了二三十年代的主流看法，強調高利貸的負面性，農民在高利貸的殘酷剝削下，失去土地，乃至傾家蕩產，賣兒賣女。而另一種意見則進行了辯證評價。筆者提出，高利貸對農民生產生活既有殘酷剝削的一面，又有金融調劑的作用，農民生活和農家經濟離開高利貸很難運轉。高利貸既非個人的罪惡，也非道德的淪喪，而是社會再生產的客觀需要。高利貸制度之所以源遠流長，根本原因也在此。(84)　　國外學者對中國近代鄉村經濟的研究，更早表達了這一觀點。馬若孟1970年代初就提出，學者們將中國高利貸者描述為寄生蟲，認為他們導致中國農村經濟的落后，加入太多情緒化的東西。事實上，借貸制度對農村經濟并沒有產生不利后果。沒有農村借貸制度，家庭農場就無法全年經營土地，也不可能開墾土地。(85)　　七、商品化的動力：市場論爭　　中國鄉村自古以來就不是完全的自然經濟。近代以后，商品化程度空前提高，農民與市場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對此問題，學界爭論最多的，是農產品商品化的動力問題。亦即哪些因素促進了商品化程度的增長？與之相連，則是商品化給中國農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什么？　　關于農產品商品化的動力，二三十年代的學者主要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國外市場操縱了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李景漢認為，自從資本主義侵入中國農村以后，農民對于農產物種類的選擇，就不能完全自主，而須聽命于市場的需要，為國際市場所支配。(86)第二種意見，農民貧困化提高了商品程度。薛暮橋認為，農民出售米麥，消費雜糧，收獲時出賣，春荒時購買，都是貧困和饑餓的結果。(87)第三種意見，農民負擔沉重，導致農產品商品化。蘇聯學者馬扎亞爾提出，對農民捐稅剝削的增加，是農民經濟商品化的有力中軸。農民被迫出賣其產品的“剩余”乃至生活必需品。(88)以上三種意見的基調其實一致，即農產品商品化都不是經濟正常發展的結果。　　正因為此，關于商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學者們的意見也大體相同，即商品化加速了農民的貧困化。陳翰笙認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業原料作物的發展，一般總是導致農民生活水平下降，對于中等農民和貧窮農民來說，更是如此。(89)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對以上問題的討論更加全面和深入。其主調大體上延續了二三十年代的意見，但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見解。　　關于市場化的動力，大致有五種意見，有的是互相交叉的。前三種是主流看法，后兩種是較新的解釋。　　第一種，特別強調國外市場的作用。孫健認為，中國農產品商品化主要是帝國主義掠奪中國原料引起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對農業原料的需求量不大。農產品商品化的命運主要取決于世界市場，而非國內市場。(90)　　第二種，既強調國外市場的拉動，也認為國內市場的需求以及農民的貧困化都對農產品商品化起了推動作用。丁長清認為，外國資本、中國民族資本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都促進了中國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不過，廣大農民經常是為了繳納賦稅、償還債務、購買其他必需品，而不得不于收獲新糧后忍痛將其出賣，然后又于青黃不接時借錢到市場上高價購糧。顯然，這是一種饑餓型的商品生產，是虛假的商品流通。(91)　　第三種，主要是強調農民貧困化對農產品商品化的推動。汪敬虞提出，農產品商品化折射出的是農民的貧困。他們的生活并無改善，產品并未增加，甚至有所減少，但他們給市場提供的商品卻增加了，這是“病態的商業繁榮”，不知包含多少貧困農民的辛酸和苦難。(92)　　第四種，主要是貧困化所致，但也有謀利的推動。黃宗智較早提出這一觀點，他認為，農民出于三種目的買賣糧食和棉花：以繳租形式實現的市場行為，屬于“剝削推動的商品化”；以支付生產和生活消費的市場行為，屬于“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了牟利而出售剩余農產品的市場行為，屬于“謀利推動的商品化”。其中，以前兩者為主。(93)夏明方對黃氏的看法做了補充，認為這三種類型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佃雇農、自耕農和地主富農這三種不同階層實際上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由牟利推動的商品化，看起來是與謀生推動的商品化處于對立雙方的另一極，但它實際上卻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之上，所以始終帶有強烈的寄生性質或寄生傾向。(94)　　第五種，主要來自農民的利潤追求。張麗提出，從近代江南農民的蠶桑生產來看，其原始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因人口壓力所導致的生存壓力，而是源于蠶桑業高于稻麥耕作利潤的追求，也即單位土地收入、單位人工收入以及家庭總收入的增加。不過，由于蠶桑業是仰靠國際市場而生存，一旦國際市場的大量需求不復存在，生產便難以維系。(95)　　關于商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主要有三種意見。　　農產品商品化導致農民貧困化，是學界的主流看法。即：農產品商品化的進程，只看出貧窮小農的掙扎，卻看不出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只是便利了外國工業資本對廉價原料的掠取，在原有封建剝削之外，又面臨帝國主義的剝削。(96)　　其他兩種意見，主要是國外學者的認識。　　一種是，農產品商品化對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產生了雙重影響。黃宗智認為，通過商品生產，農民的人均收入確有相當增長。少數自耕農有機會晉升為富農、甚至較大的農場主和地主。但大多數卻苦于經濟作物所帶來的風險，淪為佃農或雇農。總的來看，因為市場而致富者極少，小農家庭收入依然很低。(97)　　另一種意見，商品化沒有導致農民的貧困化。費惟愷提出，說農業商業化的增加對農村生產和收入都產生了消極影響，是極為可笑的。(98)高家龍對陳翰笙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農民不計勞動成本，種煙比種小麥或高粱獲利要多。(99)　　也有少數中國學者與上一說法類似。如慈鴻飛認為，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商品化明顯增加了農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