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讀本(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擺脫了舊的生產關系，使生產力獲得解放和發展，使全體人民能夠享受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為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提供現實前提。關于法律權威的論述。民主是現代法治的前提，但并不是唯一條件。民主也可能帶來無序、無效率甚至可能被激情所操控，因此通過某種權威的方式來治理國家必不可少。馬克思、恩格斯既強調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重要性，也強調法律權威的作用，他們指出：“所有通過革命取得政權的政黨或階級，就其本性來說，都要求由革命創造的新的法律基礎得到絕對承認，并被奉為神圣的東西。”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內的每一個公民都要遵守法律，服從法律的權威。關于法的職能的論述。馬克思在其畢生巨著《資本論》中論述了國家與法的職能，明確指出“既包括執行一切由社會屬性而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特殊職能。”這就是說，馬克思已經覺察并提出了國家與法兩種職能的著名觀點，奠定了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基礎。10年后的1787年，恩格斯發揮了這理論，進一步闡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能在它執行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這不僅說明兩種職能的關系，而且表明了社會職能即管理公共事務的重要性，這為我們政治工作在國家生活的地位作了準確的詮釋。管理公共事務的職能包括的范圍極為廣泛，諸如公共秩序等等社會秩序的維護，民政與市政事務等等，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二）列寧的法治思想列寧在領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治思想，解決了社會主義法治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探討了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法治，黨的領導方式與法律權威，黨的領導與公平正義，法律的普遍約束力與制度構建等若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理論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法治的結合。列寧說：“假使人們拒絕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們就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隨著政權的基本任務由武力鎮壓轉向管理工作，鎮壓和強制的典型表現也會由就地槍決轉向法庭審判。”“有人濫用革命暴力，濫用專政，我要警告你們防止這種違法亂紀現象。”同時，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道德水準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社會主義國家還必須對那些不履行自已義務的人，依法予以懲罰或者強制，對那些合法權利予以保障。關于共產黨的領導。列寧說，蘇維埃“國家政權的全部政治經濟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惟此，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方向。當然，黨的組織也不能直接代替國家機關直接制定法律、執行法律。“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的職責。”“黨的任務則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不是像目前那樣進行過分頻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瑣碎的干預。”關于執政黨、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更應當嚴格遵守法律。列寧說：“究竟用什么來保證法令的執行呢？第一，對法令的執行加以監督。第二，對不執行法令加以懲罰。”為了保障法制統一和法律實施，必須建立新型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必須消除任何利用執政黨地位得以從輕處理的可能性，必須克服地方主義的影響。斯大林作為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者，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斯大林關于加強國家民主政權建設、照顧少數民族利益、擴大人民直接選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并對其實施監督以及國家實行集體元首制等法治思想，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得到了體現，從而，在蘇聯實現了各民族、各階級人人平等，提高了公民的政治積極性和當家作主的責任感，擴大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鞏固了社會主義政權的根基。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法治的探索和論述是初步的，也是重要的。這些理論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治實踐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開啟了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道路。（三）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法治思想毛澤東的法治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政權建設理論的重要內容。其法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分兩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法治思想和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法治思想。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的法治思想以《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為代表，主要總結了中國近代以來憲政運動的歷史，指明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實質及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毛澤東通過歷史分析，提出了三條重要論斷：一是在中國誰要想搞封建帝制已經很困難了，因為民主憲政的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二是中國近代憲政史證明，資產階級專政的憲政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三是中國憲政的前途在于新民主主義憲政。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毛澤東的法治思想主要體現在《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之中。毛澤東法治思想中特別強調民主對于國家建立的重要意義。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建立在毛澤東對于民主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的。毛澤東在總結民主革命時期政權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了我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董必武是新中國法治建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提出，“依法辦事是進一步加強法制的中心環節”，“依法辦事就是清除不重視和不遵守國家法治現象的主要方法之一”。他認為，依法辦事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有法可依，國家必須盡快地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其二是有法必依，凡屬有明文規定的，必須確切地執行，按照規定辦事，尤其一切司法機關，更應該嚴格地遵守，不許有任何違反。當然，在法制的執行過程中，如果發現它的規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當地當時的具體情況，就應該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必要的修改、補充或變通執行的辦法。毛澤東、董必武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憲政理論、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健全法制和依法辦事等思想，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要理論淵源。（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的法治思想，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應用于治國理政的實踐，并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重要成果。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導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指導思想，強調了民主法制與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開辟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形成和發展的道路；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戰略思想，推動和指導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形成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包含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內容，又構成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理論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蘊涵豐富，概括起來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一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原則。二是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三是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嚴格公正執法、維護公平正義，緊緊圍繞中心、保障服務大局，堅持并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要內容。四是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政治基礎。五是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保障。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中國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構成了社會主義法治的現實理論基礎。二、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文化淵源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既存在著歷史的局限性，也蘊含著值得借鑒和繼承的合理成分。（一）民為邦本的思想 民為邦本的思想，即民本觀，強調在人民與國家、政權、君主、官吏等關系中人民處于根本的地位。民本觀的思想和表述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十分豐富，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二）公正執法的思想 公正執法，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倡導的重要執法原則。譬如，“法尚公平”、“法不阿貴”、“刑無等級”、“援法論罪”和“執法持中”等論斷，提出了執法活動怎樣實現公正和維護法律權威的問題。（三）以法治國的思想 用法律來治理國家作為一種治國理政的策略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法家是“以法治國”思想的倡導者。韓非子說：“治民無常，唯以法治。”管仲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法家對成文法的公開性、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普遍性和簡明性等問題的論述，揭示了法治的一些形式要見。當然法家的很多思想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存在本質的區別，所謂的“依法治國”只不過是為鞏固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服務而提出的一種策略和手段。（四）禮法并用的思想在中國傳統法治思想中，禮法并用的思想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倡導“引禮入法”，“明刑弼教”，“禮樂政刑，綜合為治”，把禮治、德治與法治有機結合起來；倡導“恭行天理，執法原情”，把天理、國法、人情有機結合起來；倡導“刑罰世輕世重”，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倡導“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把“嚴刑峻法”與“慎刑恤罰”、“和為貴”，“少訟”，“息訟”，“無訟”等結合起來，強調社會和諧，注重以非訴訟手段化解矛盾糾紛，等等。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既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土壤，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文化資源。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不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直接延續，而是在批判的吸收、揚棄基礎上的借鑒其有益成分。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階級本質和社會歷史類型不同，中國傳統法治是封建專制的產物和工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民主基礎上的，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三、西方資本主義法治思想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有本質的區別，同時，又有一定的歷史聯系。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淵源于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法治理論，發端于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形成于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完善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歷經了數百年的歷史發展，已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在反對封建專制、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曾對法治文明做出過一定貢獻。但由于認識的局限和階級的偏見，根本上不適合于社會主義的政體與國體，更不符合當代中國的國情，但其中某些觀點甚至個別理論也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這些理論與觀點有：人民主權論、基本人權論、權力制約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論、法律至上論，等等。人民主權論起源于法國布丹的君主主權說。這位曾擔任過法國第三等級的代表，認為主權是一個國家絕對的永遠的權力，不可分割與轉讓；主張主權屬于正當的君主，反對暴君。英國人洛克從鞏固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斗爭中獲得的政治權利出發，提出了議會主權論。被恩格斯譽為社會主義預言家的資產階級學者盧梭在洛克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人民主權的學說。盡管它帶有虛幻的性質，但畢竟是國家學說思想的一次大的飛躍，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后來在19世紀末期，法國人艾斯曼從個人權利中引伸出國民主權論。馬克思借鑒了盧梭的觀點，用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系統的闡明了人民主權理論，強調國家權力屬于人民，為社會主義法治奠定了政治基礎。基本人權論源于自然法學派的天賦人權說。天賦人權理論在反對封建的斗爭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但由于它建立在唯心史觀的基礎上，因此具有明顯的虛幻色彩。馬克思曾引用黑格爾的話說，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產生的，否定了天賦人權論。它汲取了關于基本人權、保障人權是國家的義務這個合理的內核，并闡釋了人權的物質制約性，權利義務一致性，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權力制約論是資產階級法治理論的精華，我們應該合理的借鑒。實踐證明，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是一條客觀規律。但也必須指出，權力制約和分權制衡是有本質區別的。后者強調三權分立，突出權力制衡；盡管起初是資產階級向封建地主階級的分權，具有積極地意義，但在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就成為協調資產階級內部矛盾的工具。大量證據證明，三權分立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勾心斗角與丑態百出，因此也有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公開反對，例如盧梭、馬里旦等等。可見，我們不能借鑒所謂的分權制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符合我國的政體與國體，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其要害就是否定人民的最高決策權與最后監督權，否定作為我國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際上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當然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此外，還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論、法律至上論都有一定的借鑒之處，由于在后面的章節中有專門論述，這里從略。以霍姆斯、卡多佐、龐德、波斯納為代表的現實法學、社會法學以及實用主義法學，強調法律的社會利益，突出法律的實際運用功效。他們重點分析和闡述法律的實際運用過程，其理論更能反映西方法治實踐，尤其是司法實踐的真實狀態，因而對我們更有參考價值。比如，對法條主義是不是法治的核心原則問題，他們認為，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不可能制定出能夠覆蓋一切社會事實和社會過程、適用于各種社會行為的法典。同時認為，司法活動是需要參考多種因素、考量多種依據的能動、且富有創造性的實踐，主張在司法中要依據社會生活的實際經驗來探究案件的處理方式。卡多佐則認為，司法過程除了要遵循法條和先例外，也必須考慮道德習慣、社會影響、生活習俗、公眾情感等多種因素，司法就是在各種沖突的利益中找到妥協之道。這些法學家還認為，司法必須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發展的需求相適應，法律應能夠適應社會的各種變化和回應社會的各種要求，要在“司法的開放性和忠實于法條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為了更好地適應回應社會的需要，“他們極力主張擴大‘法律相關因素的范圍’，以便法律推理能夠包含對官方所處社會場合及其社會效果的認識。”這段話如果用我們所習慣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司法應當講政治、講大局。再比如，對西方社會是不是存在著真實的司法獨立問題，這些法學家認為，司法不可能獨立于政治，在西方歷史上并沒有出現過真正獨立于政治的司法，政治始終保持著對司法的控制和影響力。司法獨立的真正含義是在一個“極其狹窄的范圍內”存在和被承認的，即：“具體案件判決的做出沒有受到任何直接的外部干預。”這既是司法獨立的底線，也是司法獨立的上限。這個意義上的獨立，與我國憲法第126條的表述，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是基本一致的。綜上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形成，既是當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