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解析(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越小，外貿依存度就越高。這就可能導致不同類別的國家不具有可比性。第二，外貿依存度的高低可能是（有時又不是）貿易政策的結果，例如，強出口刺激的政策偏向可能導致很高的出口依存度。愛德華茲指出，一個國家即使貿易扭曲嚴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貿依存度，外貿依存度不能真實地反映貿易政策。[22] Edwards, S.(1998) “Openness,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at do we really know?”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March, .第三，被稱之為出口依存度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還缺乏一種特定概念的特征，除了表示國民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之外，還有其他含義。克里什納(K. Krishna, 2000)認為，在沒有任何政策干預的條件下，出口占GDP的比重這個指標也可以被解釋為相應于貿易條件變化的福利彈性，或稱內在脆弱性指數(intrinsic vulnerability index)。[23] Krishna, Kala (2000), Openness: a conceptual approach, Mimeo (Notes for Economics 433),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當貿易條件惡化時，出口占GDP的比重越大，相對福利水平就越低。鑒于貿易依存度指標的這些缺陷，學者們嘗試對其進行改進或另辟蹊徑，希望有一個對貿易開放程度更為準確的表達。2. 對貿易依存度的直接修正這是基于貿易依存度可以反映貿易開放程度的看法，同時考慮這一指標的簡便以計算的特點。為求準確性的提高，學者們進行了兩方面的改進：一是對這一指標包含的貿易指標(出口、進口或進出口)進行調整，剔除一些影響指標質量的部分，如在出口中剔除加工貿易值、在進口中剔除具有剛性的產品、或只計算貨物貿易值等等；二是調整GDP指標，如將非貿易行業剔除(同時也是為與貨物貿易值相對應)、采用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GDP等。經過這些調整后計算的貿易依存度的確較調整前要準確些，但是并沒有克服前面所提到的那些貿易依存度指標本身在反映貿易開放程度方面的缺陷，這使得部分學者轉而嘗試其它新方法構建新的指標來度量貿易開放度，并且在考慮的因素方面有了較大擴展，進一步從貿易政策、貿易體制、匯率政策和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等更寬的角度來衡量貿易開放程度。3. 利用間接指標反映貿易開放程度其實這種利用非貿易指標反映貿易開放程度的方法早在70年代后期已出現，在前面第13章中已經提到，克魯格1978年在其負責的NBER項目中首次提出了測度貿易體制偏向的方法，即估算貿易體制偏向指數(index of trade regime bias)。該指數(用B代表)比較進口品國內價格相對于進口品國際價格的扭曲和出口品國內價格相對于出口品國際價格的扭曲，B=1代表貿易體制的中性(neutrality)，B1為內向型體制，B1為外向型體制。[24] Krueger, Anne O. (1978), Foreign Trade Regi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beralization Attempts and Consequences, Cambridge: Ballinger Press. 詳細公式參見本書第13章。巴格瓦蒂(J. Bhagwati, 1978, 1988)采用有效匯率(effective exchange rate — EER)來衡量貿易體制偏向，即計算出口有效匯率(EERx)和進口有效匯率(EERm)并加以比較。有三種情況：EERx EERm為進口替代戰略，是一種具有“反出口偏向”的體制；EERxEERm是極端的出口促進戰略(ultraexport promotion)；EERx≈EERm則是出口促進戰略，是一種中性的貿易體制。[25] ①Bhagwati, Jagdish N. (1978),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atomy and Consequences of Exchange Control Regimes, Cambridge: Ballinger Press. ②Bhagwati, Jagdish N. (1988), “Exportpromoting trade strategy: issues and evidenc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3, No. 1, pp. 2757. 詳細公式參見本書第13章。道拉斯(D. Dollars, 1992)以一個經濟的一籃子貨物價格與作為對參照系的美國一籃子貨物價格(代表世界市場價格)的偏差程度、以及這一相對價格的變動程度來衡量貿易開放程度。道拉斯認為，在“一價定律”假設下，一國的價格水平與世界市場價格水平的差異程度代表其“反開放政策”的量級(magnitude of counteropenness policy)。[26] Dollars, David (1992), “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 evidence from 95 LDCs, 1976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0, pp. 523544.道拉斯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1611)式中D為道拉斯指數、和分別為i國和美國國內可貿易商品價格、為i國貨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D的值較高，表示i國貿易保護程度高，則開放程度低；而D的值較低時，表示i國貿易保護程度低，則開放程度高。但是，道拉斯指數也不能保證其客觀性(objectivity)，出口補貼、進口限制都會影響商品籃子的價格，進口限制使商品籃子價格提高，而出口補貼則使商品籃子價格降低，其他一些非貿易方面的政策也會導致價格變化。換言之，以價格差異來代表貿易政策作用的效果可能是不準確的。4. 通過貿易政策分析衡量貿易開放程度部分學者在選取替代指標來衡量貿易開放程度時強調貿易政策的作用，提出用加權平均關稅、關稅實際征收率、非關稅措施頻率、非關稅措施覆蓋率等指標來反映貿易開放程度。安德森和尼律(J. Anderson and J. Neary, 1994)是從貿易政策角度考慮開放程度問題，他們構建了一個貿易限制指數(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這一指數將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量化于一個單一指標，這一指標可用來反推出貿易開放程度。[27] Anderson, James E. and J. Peter Neary (1994), “Measuring the restrictiveness of trade polic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pp. 151169. 詳細公式參見本書第12章。這一指標精確性可以說是現有各種開放度指數中最好的，但是其應用受到一些因素制約，一是該指數構建過程非常復雜，涉及大量非關稅措施的折算，以及數據處理的技術問題；二是指數構建所需各國的資料可獲得性較差，從而進行國際比較就有很大困難。盡管他們已開發出了構建貿易限制指數的相關軟件，但受制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應用不是很廣。薩克斯和瓦勒(J. Sachs and A. Warner, 1995)則提出用五個標準判斷一國開放與否的“兩分法”，這五個標準是：(1) 進口非關稅措施比率是否超過貿易量的40%；(2) 平均關稅稅率是否超過40%；(3) 黑市外匯匯率是否超出官方匯率20%以上；(4)國家是否實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計劃經濟)；(5)主要外貿企業中是否有國家壟斷企業。只要符合上述五個標準中的任何一個就被看作不開放的經濟，反之，五個標準都不符合的則是開放經濟。[28] Sachs, Jeffery and Andrew Warner (1995),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