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反思與新釋(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助經濟的發展，后來又是阻礙經濟的發展的，那么，上層建筑和基礎之間也就發生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可以拿來解釋一切驟然看來似乎是跟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相矛盾的現象。” (39)　　這樣，按照普列漢諾夫的解釋，如果說馬克思超越了歷史唯心主義的二律背反，那么這種超越只是在“起源”的意義上才是成立的。就社會歷史在往后的發展中的各種現實關系和情況而言，普列漢諾夫的闡釋又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等新的二律背反。　　（3）“現實”關系再追問：同義反復與邏輯混亂。普列漢諾夫對發生學思維方式和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種種偏弊并非毫無察覺，為避免之，他曾經嘗試著立足于物質生產和生產力本身來解決社會歷史的發展問題。他說：“勞動工具既然成為生產的對象，那么制造它的可能性以及制造的完美程度的大小，完全取決用以制造的勞動工具。這是不用任何解釋，對任何人都明白的。” (40)實際上，制造勞動工具的能力和水平取決于多種因素，而不僅僅甚至不主要取決于既有的生產工具。因此，就社會存在和歷史發展的具體關系而言，生產工具決定生產工具是一種片面的認識。他還說：“每個特定的民族，在其歷史的每一個特定的階段上，其生產力之往后的發展是為我們所觀察的時期的生產力的狀態所決定的。” (41)如果說這是對社會歷史的本質和規律的概括，那么，生產力決定生產力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同義反復。因為，作為社會歷史的基礎和動力的“生產力”本身就是一種抽象，并不存在另外一種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生產力。　　發生學思維方式使普列漢諾夫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嚴重的邏輯混亂。例如他講：“據馬克思的意見，地理環境是通過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產力的基礎上發生的生產關系來影響人的，而生產力發展的頭一項條件就是這種地理環境的特性。” (42)沒有生產關系的中介，地理環境就不起作用；而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地理環境又是生產力發展的第一個條件。普列漢諾夫對地理環境、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本質關系的概括實在令人費解！　　“發生學”思維方式的批駁　　由上可見，憑借發生學思維方式，并不足以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事實上，早在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馬克思就對發生學思維方式作過有力批駁。他說：“現在對單個人講講亞里士多德已經說過的下面這句話，當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父親和你母親所生；這就是說，在你身上，兩個人的交媾即人的類行為生產了人。這樣，你看到，人的肉體的存在也要歸功于人。因此，你應該不是僅僅注意一個方面即無限的過程，由于這個過程你會進一步發問：誰生出了我的父親？誰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還應該緊緊盯住這個無限過程中的那個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循環運動，由于這個運動，人通過生兒育女使自身重復出現，因而人始終是主體。” (43)馬克思關注和強調的，是“子為父母生”的運動，而不是“子為父所生”的過程。前者是一種有限的循環，后者則是一種無限的綿延；人的主體地位在前者得到彰顯和確認，在后者則終究會被遮蔽和抽象掉。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后者所采用的是一種發生學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所關注的那個無限過程會驅使我們不斷進行追問，直到我們提出“誰生出了第一個人和整個自然界”這樣的問題。但是，生出“第一個人”的肯定不是“人”，同理，生出“整個自然界”的也肯定不是“自然界”。在馬克思看來，這種“問題本身就是抽象的產物”。因為，既然提出自然界和人的“產生”和“創造”問題，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設定它們是不存在的，你卻希望我向你證明它們是存在的。”所以，“放棄你的抽象，你也就會放棄你的問題，或者，你想堅持自己的抽象，你就要貫徹到底，如果你設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設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 (44)對“無限后退式”的發生學思維方式的批判，盡管仍顯得過于思辨和抽象，但它表明馬克思已經處于思維方式的轉型期。通過對“不斷向前式”的現實運動的思考和探索，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創立了“本質抽象”的科學方法并建構起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大廈。　　三、在“本質抽象”與“現象具體”之間　　1.“本質抽象”與“線性決定”　　社會由人組成，歷史是人的活動的產物。因此，人始終是社會存在和歷史發展的“主體”。普列漢諾夫指出：如果“以為‘經濟’唯物主義者（此處是借經濟唯物主義之名闡釋歷史唯物主義之實。下同。——引者）只應該說到‘生產與交換形式的自己發展’”，似乎“生產形式能夠‘自己’發展起來”，那就大錯特錯了。“什么是社會的生產關系呢？這就是人們之間的關系。沒有人們，它怎樣能夠發展呢？試想，哪里沒有人，哪兒亦就沒有生產關系。”“把人物和社會生活規律，人們的活動——他們共同生活的內部邏輯對立”起來，是“荒謬”的(45)。生產關系和生產形式不會“自己”或“自動”發展起來，沒有人和人的活動，就不會有生產關系和生產形式，就不會有社會歷史規律。　　同時又必須看到，只有對人的活動、對人的活動的各種構成要素、對活動的人所處其中的各種社會關系進行科學抽象，才能揭示和把握它們的共同本質和發展規律。以此來看，無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還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也無論是“經濟”、“政治”和“文化”還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它們都是一種本質抽象。　　正是借助于科學抽象，社會歷史在我們面前才既不再是康德意義上的“雜多”，也不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無規定”，而是得到本質性規整和規律性把握。區別僅在于，施行科學抽象、把握本質和規律，既可以選擇不同的角度，也可以選擇不同的層面。以此來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抽象不同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抽象，“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抽象又不同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抽象。與此相聯系，“經濟規律”不同于“政治規律”，“政治規律”又不同于“文化規律”。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說到在人類思想的發展中，或者確切些，在人類的概念和表象的結合中有自己的特殊的規律，這點據我們所知，‘經濟’唯物主義者之中是沒有一個人加以否認的。他們之中誰也沒有，例如將商品流通的規律和邏輯的規律同一化。可是這派唯物主義者之中誰也不以為可以在思維的規律中找到人類智慧發展的最后原因、基本推動者。” (46)思想發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規律，邏輯規律就不同于經濟發展的規律如商品流通規律。此外，不同時代的思想之間存在的“‘做’與……‘相反的東西’”，即“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也是思想發展的獨特規律(47)。所以，絕不能用一種本質抽象排斥和取代另一種本質抽象，也不能用一種規律排斥和取代另一種規律。　　當然，不同規律、不同本質抽象之間的關系是極為復雜的。例如：“什么是階級的互相關系呢？這首先就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彼此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這些關系在社會的政治組織中和在各階級的政治斗爭中得到自己的表現，而這個斗爭成為各種政治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的推動。在經濟基礎上必然地建筑著適應于它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 (48)在此，階級和階級斗爭不僅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糾結在一起，而且與經濟、政治和文化糾結在一起。下列說法或許不無道理：無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還是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是一種立足于“客體”的本質抽象，而階級和階級斗爭則是一種立足于“主體”的本質抽象。　　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總之，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可以說是在“社會形態”層面的一種本質抽象。較之于其他層面——如“經濟的社會形態”或“政治的社會形態”或“文化的社會形態”——的本質抽象，它所處的層次最高，抽象的程度也最大。只要提升到社會形態的高度，就必然存在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單向決定關系。也只有立足于社會形態的層面，生產力的一元決定論才是成立的。　　普列漢諾夫認為，并不存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者即使承認這種相互作用，我們對社會生活的分析也不能就此止步。這在本質抽象的意義上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失之偏頗的是，他又認為在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政治制度影響于經濟生活。它們或者促進這個生活的發展，或者阻礙它” (49)。其實，作用與反作用無非就是一種相互作用，而在本質抽象的意義上，只存在生產力的一元決定，不存在所謂的多元決定；只存在從經濟到政治再到文化的“線性決定”，不存在所謂的“相互決定”；只存在政治必須適合于經濟發展的要求，不存在經濟必須適合于政治發展的要求。　　普列漢諾夫還指出：“我們說過，如果知道了社會的生產力——知道了它的經濟結構，因而亦就知道了它的心理。根據這點，可以把這樣的思想加在我們頭上，即從特定的社會的經濟狀況出發就可以確切地斷定它的思想的結構。可是，這不是這樣的，因為每個特定時代的思想體系永遠是和前一時代的思想體系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聯系。” (50)這就說明，經濟決定文化的規律只是社會形態層面的規律，只是揭示了特定社會形態的兩個組成部分即經濟與文化之間的本質聯系，它既沒有窮盡經濟本身也沒有窮盡文化本身的所有本質內涵和發展規律。“這類例子充滿于人類思想史上，而所有這些例子證明一件事：為著理解每一個特定的批判時代的‘智慧狀態’，為著解釋，為什么在這一時代中正是這些學說，而不是另一些學說勝利著，應該預先認識前一時代的智慧狀態；應該知道，哪些學說和學派曾在當時統治過。如果沒有這一點，則不管我們怎樣好地通曉它的經濟，也完全不能理解特定時代的智慧狀態的。” (51)　　作為本質抽象，生產力的一元決定作用，需要借助于人的抽象思維能力才能理解和把握；但是，它本身又決不是人的頭腦的虛構，而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其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生產力是一個“總的結果”，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應、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適應，則是一種“總的趨勢”。馬克思就曾明示，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總的說來，“一般規律”是“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趨勢”而存在的。既然是總的“結果”和“趨勢”，生產力一元決定規律就決不是“預成”的，而是在人的歷史活動中不斷地“生成”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也絕不是什么先驗的“目的論”，而是對歷史發展進程的一種“事后”的總結和概括。就其具體內容而言，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只存在“邏輯上”的先后關系，而不存在“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經濟與政治、政治與文化之間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也只是“邏輯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不是“發生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因為，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中，很難說在時間上是先有經濟，隨后出現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最后才是文化的登場。實際上，作為本質抽象，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的單向決定關系，不過是構成特定社會形態的“總體關系”，也是對這種總體關系的“總”的“思維把握”。在這一點上，當普列漢諾夫講“經濟統治著政治，生產力的發展……先于人民的政治發展” (52)的時候，其錯誤是顯而易見的。　　正是因為生產力的一元決定規律是社會形態層面的規律，只有在“長時段”的歷史發展中才能形成并顯現出來，所以對于歷史當事人來說，它往往作為一種“盲目的必然性”(53)而發揮作用。正像馬克思在談到商品價值規律時所說的：“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從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當事人方面看，“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 (54)。只有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科學研究，歷史規律才能為我們的認識所把握，從而轉化為人的“自覺行為”。　　2.“現象具體”與“相互作用”　　本質皆是抽象的，現象則總是具體的。從現象具體來看，不存在“生產力”，只存在它的各種要素，如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不存在“生產關系”，只存在它的各種要素，如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和勞動產品的分配權；不存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只存在各種經濟要素、政治要素和文化要素。必須把生產力和它的各種要素區別開來，否則，就會把生產力看成是某種“具體”存在，從而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