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網絡定義特征和計量(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指出個人和組織的社會網絡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無洞結構網絡，即網絡中的任何一個個體與其他所有個體都有聯結關系，網絡中的任何兩個個體之間不存在關系間斷現象。這種形式一般存在于小群體中；另一種則是有洞的結構網絡，即網絡中的某個個體與某些個體建立直接聯結，但也與其他部分個體未發生直接聯結，因此在個體之間就出現了關系間斷的現象，這從網絡整體來看，好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就是所謂的“結構洞”。充滿結構洞的稀疏網絡比密集網絡更具有優勢：在關系稠密的網絡中，每個行動者所能獲得的信息都基本相同，存在大量的冗余性信息，而在關系比較稀疏的網絡中存在一些結構洞，處于結構洞地帶的行動者能夠得到處于結構洞兩端的不同的關系稠密地帶的信息，能夠得到大量異質性信息，并有利于行動者利用這些差異化的信息取得先行優勢或主導地位。　　在董事網絡中，每個公司董事會的董事都可以看成一個小團體(clique)，每個公司的非兼任董事與其它公司的董事之間就沒有直接的聯系，而是通過連鎖董事的關系間接地交流，這樣整個上市公司董事網絡就充滿了每個公司董事小網絡性質的結構洞，此時連鎖董事通過在不同公司董事會任職而在董事信息傳遞網絡中間形成了信息優勢和控制優勢。所以整個上市公司董事形成的網絡具有諸多“結構洞”優勢，而連鎖董事作為信息傳遞的媒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進而使整個董事網絡的信息溝通暢通，信息異質化和交流性得以提高。通過圖1可以發現，如果O1并不同時兼任A公司和B公司的獨立董事，那么A公司的內部董事I11和I12跟B公司的I2I2O2和O3就不再有聯系，A公司和B公司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洞，獨立董事O1便是連接A公司董事和B公司董事的橋梁，毫無疑問，充當橋梁的行動者屬于弱聯結關系，O1跟A公司和B公司的所有董事都是弱聯結關系。如果O1和O3都不再兼任，分別只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那么圖1描述的董事網絡中的三個公司將互不聯系。　　在中國A股上市公司中，擁有連鎖董事的公司在2001年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超過50%，2009年這一比例達到近85%，這意味著整個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已經形成一個基于連鎖董事而構成的網絡。而在所有連鎖董事中，我們分別對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進行統計④，結果發現，獨立董事占所有董事比例在2001年為15%左右，2002年55%左右，從2003年一直到2009年都在65%70%之間，這說明從2003年獨立董事制度規范之后，在董事網絡中扮演結構洞的“橋”作用的連鎖董事中，獨立董事占據主要位置，作為在董事網絡中占據信息優勢和控制優勢的角色，獨立董事作用更加突出。　　⑤　　Lin(2002)認為社會資本應該在社會網絡背景中考慮，即作為通過占據戰略網絡位置和/或重要組織結構位置的社會關系而獲取的資源。而且，社會資本可操作化地定義為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它突出了嵌入在社會關系中而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我們認為，鑲嵌在董事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可以分為聲譽、信息和知識以及戰略資源三種。　　第一，網絡位置是獲得聲譽的一種重要方式(Freeman，1979)，在董事網絡中擁有不同網絡關系和不同網絡結構的獨立董事其對聲譽的獲得和重視程度是不一樣的⑥，我們結合社會網絡對聲譽的具體影響細分為三個部分進行剖析：首先，如果董事居于整個上市公司董事網絡的中心位置，能獲得更多有關于治理行為的信息和知識以及在董事會的決策影響力(將在后兩小節詳述)，從而積累的關于董事會中公司治理領域的專家聲譽較高，未來潛在的擁有額外董事席位的概率更大，這就是董事網絡帶來的專家聲譽資本；其次，就是鑲嵌在董事網絡中的社會聲望⑦的獲得。Kilduff and Tsai(2003)把在社會網絡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行動者稱為明星。Lin(2002)認為社會網絡帶來的聲望具有符號效用，行動者即使不能使用或動員鑲嵌于社會網絡中的這些資源，它們也有很大的符號效用，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社會資本，可以很好地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聲望。社會關系可以被他人確定為個人的社會信用的證明，部分社會信用反映了個人通過社會網絡與社會關系獲取資源的能力。社會網絡的符號效用、認知平衡和獲得社會信用的證明都預期在其它情況相同時，處在董事網絡中心位置的獨立董事所能獲得的鑲嵌在董事網絡中的社會聲望也越大。同時，社會關系可以強化身份和認同感，確信和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共享相似利益和資源的社會群體的成員，不僅為個人提供了情感的支持，而且為個人使用某些資源權利的資格給予了公共承認(Lin，2002)；最后，董事網絡中如果獨立董事的網絡中心度比較高，以他為中心的董事就構成了一個虛擬的小團體，小團體的成員大都是社會的精英人士，即所謂的精英圈子(Davis et al.，2003；Nguyen，2009)。已有研究發現精英圈子的成員容易產生一種“關系認同”(汪建和，2007)。周建國(2010)就發現，在中國人際交往已經從傳統的以差序格局為代表的“關系信任”過渡到以“同事、同行和‘朋友的朋友’”為紐帶的“關系認同”。在董事網絡中處于核心位置或者說網絡中心度高的獨立董事會更加在乎其他精英對自己的認同感，從而更加努力地參與公司治理。獨立董事相對于管理層和大股東的獨立性程度是因所處的社會網絡關系強度和結構位置的差別而有差異的。如果獨立董事處于董事網絡的中心位置，那么他認識更多其它公司的董事(認識的董事也具有很強的社會網絡關系，而且能通過較緊密的網絡密度形成精英圈子的忠誠度并獲得因此帶來的社會資本)，能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比如更多的潛在董事席位等。Cashman et al.(2010)發現如果董事網絡中心度越高，未來更可能獲得額外的董事席位。由于沒有了對自身職業生涯的“后顧之憂”，同樣在面臨著大股東或者管理層的壓力情況下，較不易于屈服于各種制約，對管理層的“要挾”更不敏感，有更強的與大股東或者管理層“討價還價”的能力，在董事會決策時會更加獨立。　　第二，Lin(2002)認為處于某種戰略位置的社會關系能夠為個人提供其它方式不易獲得的關于機會和選擇的有用信息。而嵌入在董事網絡中針對董事公司治理決策有用的信息可大概分類為：在監管層面，有國家、行業、地區的產業政策、各種法律法規信息以及監管制度的變化；在投融資層面，有各種投資機會和投資項目信息、兼并收購機會和被收購方的關鍵信息及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信息；在戰略經營層面，有行業趨勢、新興產業機會的核心技術、市場條件和其它核心市場數據等，這些信息可以通過不同公司董事的關系來獲取。此外，消費者、供應商和公司競爭者的行為等信息同樣可以通過董事網絡傳遞。董事由于自身知識框架的差別和知識不對稱，并非完全了解各種完善和先進的公司治理機制知識，比如反惡意收購的“毒丸計劃”、業績型股權激勵政策、通過薪酬差距擴大管理層激勵力度的知識等，也并非完全知曉各種公司政策比如戰略制定的重要方向、利用會計政策的改變(如Ramp。D的費用化與資本化、股權激勵的會計處理)來達到各種目的等，董事則可能通過董事網絡的關系強度和網絡結構來獲取這些知識。而且，董事網絡可能是有價值增值的創業創新知識傳遞的重要機制，一個公司商業實踐的成功或失敗能夠給另一個正考慮實行類似決策的公司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比如：公司可以通過董事網絡學會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機制、有效率的技術和創新性的薪酬結構(Larcker et al.，2010)。　　第三，除了聲譽、信息和知識，董事還能獲得鑲嵌在董事網絡中的其它對公司運營和戰略發展有用的直接資源。資源依賴理論強調了獨立董事獲取資源(關鍵在于信息、金融和物質)的能力對公司業績的影響(Wernerfelt，1984；Smith，2009)。董事之間的網絡關系能夠改善合約，這可以通過兩種渠道發生：首先，社會資本可以用來談判以要求更好的合約條款。比如，兩個公司從事的有利于雙方的交換行為可能因為董事社會關系的存在而加強(Mizruchi，1996)。其次，董事間的社會網絡可以降低簽約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如果一個公司的獨立董事在供應商公司也擔任董事則能夠降低雙方供銷合約的信息不對稱，從而降低目標公司的投入成本。此外，獨立董事可能擁有通過董事網絡傳遞的重要和有用的商業合約關系，這能夠成為有用商業關系的來源或者其它經濟利益的來源(政治利益)，從而能夠提高公司的整體經濟業績(Larcker et al.，2010)。在轉型經濟中，公司面臨高度不確定的制度環境，企業通過連鎖董事或企業間的連鎖董事網絡可以獲取安全可靠的資源，從而有利于公司作出正確的決策，確保經濟效率。　　依然用圖1進行說明，在圖中獨立董事O1同時在三家公司董事會任職，O3同時在兩家公司董事會任職，擁有最多的網絡聯結關系(分別為9條和7條)，不僅如此，從網絡結構位置上看，O1和O3董事網絡中處于中心位置，如果其他董事不經過O1和O3，不同公司的董事就沒有聯結的渠道。而O1和O3對比，O1不僅擁有的網絡關系數量更多，而且在網絡中所處的戰略位置更加中心(不經過O1，只有B公司和C公司的董事互相連接，如果不經過O3，所有其他公司的董事可以通過O1進行互相連接，且連接的路徑更短)，同時擁有更多網絡關系和更中心網絡位置的獨立董事O1無疑在董事網絡中擁有更多的信息通路，能獲得更多的有關公司治理的信息和專業知識，且處于網絡中資源交換和獲取的關鍵位置。　　四、董事網絡的計量　　社會網絡分析中的中心度分析可以將社會網絡中結點的重要程度通過指標進行刻畫。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