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技巧(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家強制力的保護，客觀上使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往往無法得到真正的落實。為此，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賦予一種救濟手段，即辯護律師在無法調取或遇有困難的情況下，可以請求法院簽發“準許調查決定書”，如果相關證人及有關單位不同意，也可以請求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律師行使調查證據請求權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①、必須提出書面申請。書面申請包括申請人的情況、被告人的情況、被調查人的情況、調查請求理由事項，并制作詳細的“調查提綱”附在后面； 　　②、依照相關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根據辯護律師的申請，收集、調查證據時，辯護律師作為申請人可以在場，但這要根據案件情況及證人情況來定，并須征得法院調查人員的同意； 　　③、法院調查的證據材料律師可以請求保留該證據的復印件，并作為辯方證據在法庭出示，并經過法庭的調查與質證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 　　④、由于證人或被害人等不同意接受調查以及有可能律師的調查證據請求被法院拒絕的，如果認為該證據確對被告人有利的，辯護律師應當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該證人（被害人）出庭作證，通過詢問和質證使該證據被法院采納為裁判的證據。 　　關于對非法證據的調查與確認問題 　　刑訴法規定，司法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由此看出，刑法雖規定禁止使用非法手段獲取證據，但卻并未規定以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問題在于，控方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基于控訴和證明的目的更有可能或有條件使用非法手段。這些非法證據一旦在法庭上出示，將會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產生消極的影響，最終導致出現權力濫用的情況而影響司法公正性。因而，辯護律師在審前階段，收集相關證據證明非法證據的存在并對其合法性進行前置性審查有著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對非法證據的審查與確認主要從主體上、程序上、形式上三個方面入手： 　　①主體上，如應當回避的偵查人員調查收集的證據；非法定偵查人員調取的證據；非自然人提供的證言與鑒定結論；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所提供的證言等都應作為律師審查與調查的重點內容。 　　②程序上，調取證言筆錄時僅偵查人員一人在場，詢問證人時未告知作證的法律責任，偵查人員采用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方法收集證據等。 　　③形式上，沒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及訊問人簽名的書面供述及證言與陳述；沒有鑒定人蓋章的鑒定結論，沒有勘驗檢查筆錄制作人、見證人簽名蓋章的勘驗檢查筆錄等。 　　上述證據均屬于違法或不合法的證據范疇，辯護律師一旦能證明該證據的違法與不合法時，應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請求法院將非法取得的證據排除法庭調查之外。為了證明偵查人員非法收集證據的事實，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傳喚偵查人員、勘驗檢查人員及鑒定人等到庭作證，運用收集到的證據提出異議，當庭揭露該證據在收集過程中主體、程序、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避免這些非法證據被法院用于裁判的證據。 　　律師在審判前階段開展調查活動，必須實事求是，忠于事實真相，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絕不能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這認為這是作為一名律師特別是想做一名好律師，同時也是保護好自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項要求。 三、律師刑事辯護庭審質證技巧在法院審判階段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刑事案件經歷偵查、預審及審查起訴階段后進入審判階段。現代的控辯式刑事審判形式，客觀上要求辯護人不能按過去法院職能審判中那樣，只是從控方移送法院的全部案卷材料中提煉出辯護觀點進行辯護。職能式審判中辯護人的側重點在辯論階段，主要通過法庭辯論來實現辯護價值。控辯式審判則有所不同，辯護人的辯護重心已從法庭辯論轉至庭審質證。根據一事一證、一質一辯的舉證規則及一切證據未經查證屬實，不能用作定案依據的規定，庭審質證在控辯式審判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辯護人在質證時對控方的舉證閉口緘言放棄質證，那么在法庭辯論時即使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也絕對無法從證據角度推翻控方對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因此，控辯式審判制度不但要求辯護人注重法庭辯論，更要求辯護人重視庭審質證。筆者認為應從刑事案件七類證據的庭審質證要點及對常見控方瑕疵證據材料的處理這兩個方面來與大家探討庭審質證的技巧問題： 第一、刑事案件主要的七大類證據的庭審質證要點 （一）、對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詞的庭審質證　　對被告人供詞的庭審質證。 　　庭審質證中，被告人的供詞可劃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對自己的犯罪事實始終供認不諱，庭審時供詞與偵查起訴階段供詞相一致，且有其他證據材料相互印證；二是只有其它旁證材料證明被告人有罪，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被告人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三是在偵查及起訴階段供詞變化較大，其它旁證材料也難以確證。針對上述三種情況，辯護人在庭審質證時應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種情況下，控方指控屬實，辯護人應根據事實與法律依法履行辯護職責，不能為了質證而質證，故意發問以求庭審時控辯雙方在舉證、質證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種情況下，辯護人則應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庭審發問及質證技巧以達到去偽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終拒絕交代起訴書所指控罪行時身為辯護人切不可因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證據材料中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材料，就認定被告人有罪而放棄發問或拒絕質證。須知這些旁證材料未經庭審質證，是不能直接作為定罪的證據的。因而，辯護人的職責就是充分利用庭審調查時賦予辯護人的發問權、質證權，挖掘被告人拒絕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絕承認自己有參與聚眾斗毆事實，那么在庭審質證時就得提問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認外，是否有其他現場證人或旁證材料能進一步證明，以及案中被告人與其他證明其有參與斗毆的證人及證據材料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利害關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過庭審發問質證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質證階段不發問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責被告人認罪態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樣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詞不穩定的情況下，辯護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