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北京大學演講(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國家強大，他們在外面就有面子。現在中國的強大給這些學生未來留下無比大的空間和自尊，這一點特別重要。超越是漸進的過程新東方上市后，我的工作重心發生了轉移。過去更多的工作是內部協調，現在更多的工作是處理外部關系，包括處理與投資者關系、國際市場的資本關系、政府的合作關系，還有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關系。但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更傾向于一個人獨處來思考一些問題，盡管其實很難有這樣的時間。我覺得，越是繁忙，就越可能失去大方向；越是麻煩，就越可能做出錯誤的事情來。心境不寧，必然不能致遠。我現在最需要的還是給自己空間和時間，能夠獨立地來思考新東方的問題，同時把握世界和中國的發展大格局，因為把握大格局比把握組織本身的走向要重要得多。對于新東方，超越是一種漸進，而不是突變。新東方從一個小小培訓班變成全國性、大規模的教育集團公司；從完全不知道股份為何物的小公司，變成股份集團公司，最后在美國上市，可以說，新東方的每一步都是超越昨天，走過來的。未來新東方如何在各個方面超越自己，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認為，新東方下一步的超越絕對不是一種財富上的積累；也不是說今年有100萬學生，明年有 150萬學生這種意義上的超越，而是一種境界上的超越。實際上，現在新東方的戰略目標是把對家長的教育和對孩子的教育結合起來。因為，中國孩子的教育問題，有一半可以歸結為家長的教育方式。所以未來3～5年時間里，新東方有可能成為中國最大的家長教育機構。一開始，我們對家長的教育會采取社會公益的方式實現，但長遠看，把家長教育和學生教育相結合，必然也會將這些學生變成新東方的客戶。如果中國家長和孩子的行為體系能夠因為新東方的影響而改變，家長和孩子們既像中國傳統文化所提倡的那樣彬彬有禮，又懂得西方社會的格局，了解世界潮流走向，那么新東方就為中國又做了一點事情。但這個目標需要和新東方的商業運作結合起來，是一個比較艱巨的任務。我們的思路和方案都有了，新東方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也已經成立。接下來會出一系列的家長叢書，培養一批專門針對家長演講的專家，派他們到全國各地演講。而我現在已經成了這方面的半個專家，剛好我有實戰經驗——我的女兒上中學，兒子上小學，我是個典型的家長。錘煉領導力我認為，作為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備三種素質：第一，心胸比較寬廣；第二，戰略眼光比較遠大，判斷力比較準確；第三，有個人魅力，言行舉止能夠讓人信服。我認為自己有兩個比較大的特質：第一是我特別能和別人平等相處。我對員工、老師、學生都很平等。我的管理層敢于在會上批判我，曾經弄得我無地自容，我也能夠忍受。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沒有領導權威。第二是遇到問題，例如發生利益沖突的時候，我比較能夠忍受，并且能夠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冷靜，再去處理問題。我做事情不極端，說話也不極端，這樣就留下了很多余地。因為作為一個領導人，我背后是沒有防線的，我是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我和別人撕破臉皮，他們可以一走了之，我走不了；他們可以破罐子破摔，我不能。所以，我就必須學會以這樣的方式處理問題。為人處事很好的人不一定有領導力；但有領導力的人，一定是為人處事很好的人。凡是為人處事有問題的人，他最后一定會出問題。比如說張狂的人，極端的人，不遵守社會公約，或者不承擔社會責任的人。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企業家在中國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你說他們沒有領導力嗎？他們能夠把一個企業做成。但他們又把自己做成的企業徹底地毀掉。這就表明，他們的領導力是一種虛假的領導力，只不過是得到一個偶然的機會，搶到一個機會把事情做出來了。所以說，領導力也可以解釋為使一個企業或組織平穩發展的能力。人性的黑暗面每個人都有，沖突的根源就是名利。現在我做事總是把握這樣一個原則：凡是我認為這件事情可以引發人性惡的一面時，就會全力以赴地把它消滅掉。比如，新東方在辭退員工的時候，一定要給員工足夠的補償，這個補償通常會超過國家規定。因為如果你虧待了員工，他人性惡的方面就會體現出來，最后一定會導致對大家都不好的結果。實際上，新東方的發展過程中歷經種種利益斗爭。我把握的就是兩條：第一，不管出現什么情況，我絕對不能表現出惡的一面。我也有人性惡的一面，但好在到今天為止，從來沒有做過惡的事情；第二，不惜犧牲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防范引發別人的人性惡的一面顯露出來，這使得我周圍的氛圍相對還比較和諧。我當然也有所謂的“斗爭藝術”。這里有一個要點，那就是我如果知道某人的“惡”已經到了要把所有東西都毀掉的地步時，我會阻止。但這個阻止需要一點方法，包括怎么對待你身邊的“小人”。你可以得罪一萬個“大人”，但不可以得罪一個“小人”。因為當你得罪了心理非常陰暗的人后，會產生相當多的非常麻煩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與你認為是“小人”的人搞好關系？如何既把他清除掉，讓他還很“感謝”你？這是很難做的事情。有些時候，也需要利用一些手段和計謀了。我的經歷使我悟到太多的東西。我經歷過新東方的內部斗爭，有被人搶劫的經歷，得過大病，還得過焦慮癥，狂躁癥。曾經連續5年吃安眠藥，有時一天要吃4片才能睡著覺。但現在我已經得到了很多成果，我對生活看得很開，丟掉什么東西都無所謂。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佛教，最后都是善的體現。中國傳統的儒教某種意義上也是善的體現。我對學生說：一個人肯定要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請記住一點，最低標準是做對自己有利，但對別人沒有傷害的事情。而高標準就是做對自己有利，對別人也有利的事情。那么圣賢的標準是什么呢？那就是即使傷害到自己，也要做對別人有利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那樣做的好處愈發顯現，因為圣賢們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全都留下來了。耶穌、釋伽牟尼、甘地、曼德拉，他們都可以歸入圣賢。這輩子我可能做不到最高境界，但至少要想辦法做到第二個境界，就是做對自己有利，但對別人也必須有利的事情。選拔和留住人才新東方人才分成兩個體系：第一是管理體系的，第二是教學體系的。對于管理體系的人才，一般我會先篩選人，然后經過背景調查，看它在各方面是否適合新東方的要求。如果適合，我會把他安排在身邊，觀察他的行為方式。經過一段時間，如果這個人基本方面沒有問題，就給他放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崗位上，看他運作的步驟怎么樣。一旦他比較成熟了，再把他放在比較重要的管理崗位。新東方的人才，有一大半是內部培養的，這樣比較容易看到他是怎樣成長起來的。對于管理體系中的專業人才，比如財務、審計、資本運作、市場推廣人員，我們則一般從外部挖掘，當然首先要看他以往的工作業績。對于教學體系的人才——老師，他是怪才也好，天才也好，對我來說這恰恰是教育中最主要的特點。老師只要能夠吸引學生，把教學搞好，理解并且弘揚新東方的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說他脾氣有多怪，平時罵罵我，這個都無所謂。事實上，新東方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人才都留住，因為現在這個社會比較浮躁，流動性大也是正常的。但相對來說，新東方人才流失的比例比較低，人才隊伍比較穩定。留住人才的前提是好的薪酬。沒有薪酬來談精神，談發展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只是講新東方的事業多么崇高，如果你在外面可以拿到100萬，在新東方只能拿50萬，你是不會來的。其實關于如何留住人才這個問題，只要看看《三國演義》就知道了，沒有太多訣竅。辦真正意義上的私立大學我的理想是為中國教育做兩件事：第一是做可盈利性教育，培訓教育產業化，這個我們已經做到了。第二是一定要做一個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學。在中國辦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私立大學，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考慮：第一，我認為對于中國未來的教育體系來說，如果民辦教育體系（西方稱作私立教育體系）不發展起來，在某些領域不能跟公辦教育抗衡的話，中國的教育永遠是一條腿走路，不太容易走好。在民辦教育體系中，我們只談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體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國必須出一些能夠與中國優秀的公立大學抗衡的私立大學。我希望再過50年，當人們提到北大、清華、復旦、浙江大學這些學校的時候，也能夠提到一些私立大學的名字。未來有這樣的私立大學出現，不但可以增強中國教育體系的競爭實力，還可以增加學生選擇的多樣性，推動中國教育與國際的接軌。第二，目前中國的私立教育靠學生學費維持運行，這是一個很荒謬的現實。這就意味著，不管你怎樣節約，學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為你就那點兒錢，怎么請來好老師？所以基本上民辦學校都是請一些一般的老師，怎么可能有競爭力？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 可見師資對于大學來說是多么的重要！我心目中的私立大學模式是，學校有足夠的錢，學生不需要考慮能不能交得起錢，而只需要考慮自己到底優秀不優秀。我的招生原則就是兩個：第一，學生優秀不優秀；第二，盡可能地招收成績好、有培養前途的農村孩子。我覺得農村孩子有著城市孩子所不具備的特質：吃苦精神、堅韌精神以及對社會民眾疾苦的了解。當然，農村孩子也有很多弱點，可能相對自卑，剛開始的時候眼光相對狹隘，但這些都是可以鍛煉出來的。所以，這個學校很大程度上是為農村孩子辦的。我要用基金會的方式來運作這所學校，基金會通過資本運作賺的錢，支持學生的學費并聘請著名教授。這方面我有自己獨特的優勢：首先我懂教育；其次我不想從這個學校賺錢；再次，我本人具有的品牌效應，能夠請到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優秀的教授。有了名牌老師，學生沒有不來的道理。新東方的私立大學已經開始征地了，當然這會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例如基建完成之后，本科文憑資質尚需教育部的批準。前方一定會有很多的困難，但我不急不躁，有耐心。今年我46歲，我覺得自己還有時間，還能做完這件事。人需要有一種渴望，有一種夢想。沒有渴望和夢想的日子使我們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氣。我似乎注定了要過一種在路上的生活，我有著不安分的靈魂，總想四處游蕩，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呼喚，總是把我帶向不可知的遠方。即使讓我坐在房間里，我也希望有一扇能夠讓我眺望遙遠的地平線的窗戶。從出生到十八歲，我一直在一個小村莊生活，頭頂同一片天空，腳踏同一塊土地，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風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鄉鄰。我本來應該過一輩子平平淡淡的農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勞作，然后在每天迎來朝陽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變老。但老天偏偏讓我降生在長江邊，又偏偏在我家的東邊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這座小山，長江便一覽無余。那時候還沒有污染，可以極目遠眺，看得很遠很遠，一些船從天邊過來，又消失在天邊，一些云從江邊來，又消失在江邊，于是就開始好奇，天邊外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夠到哪里呢？感謝我的幾個親戚，因為他們在上海，于是在我八歲的時候，母親決定帶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終于到了上海。這次旅行，長江的壯闊、吳淞口的蒼茫、上海的燈光、街道的繁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從此，我的心開始渴望旅行，長大后我要走出村莊，走向更遠的地方。我第一次坐火車是到北京去上大學，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車。我考大學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沒弄明白是什么讓我堅持了三年。現在想來，是心中那點模糊的渴望，走向遠方的渴望。這種渴望使我死活不愿意在一個村莊呆上一輩子，而唯一走出村莊的辦法就是考上大學。當時的農村還沒有外出打工這一說，如果放到現在，我可能就是一個背上包四處游蕩的打工仔了。有一段時間，我瘋狂地愛上了火車，在車廂里聽著車輪和鐵軌撞擊的強烈節奏，聽著風聲在車窗外呼嘯而過；還有對面開來的火車那撕心裂肺的長鳴，常常把你的魂拉得很長很長。火車從一個城市穿過，走向另外一個城市，窗外的風景不斷變換，我就把自己的心留在了不同的風景里。我的大學生活是孤獨和自卑的，一個農村孩子走進大城市之后的轉變是深刻而痛苦的。四年大學對我來說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園，到北京的周圍去爬山。我曾經無數次坐在香山頂上看夕陽西下，群山連綿。在大學三年級時，我得了肺結核，被送進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區的結核病療養院。這個療養院圍墻盡管很高，但在樓上的房間里卻能夠看到周圍的山。在醫院的一年，我看遍了山的顏色，春的粉紅（杏花桃花）、夏的青翠、秋的火紅和冬的蕭瑟。在醫院的門口，有一座小山，山頂上刻著馮玉祥“精神不死”四個大字，我幾乎每天都要去爬這座小山，對著這四個字發呆。后來身體好點后，醫生允許我走出大門，我就去爬遍了每天從醫院的窗戶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也就是在醫院的這一年，我讀完了《徐霞客游記》。人需要有一種渴望，有一種夢想。沒有渴望和夢想的日子使我們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氣。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差一點掉進了安于現狀的陷阱里。大學畢業后，我留在北大當了老師，收入不高但生活安逸，于是娶妻生子，柴米油鹽，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夢想就這樣慢慢消失。直到有一天，我回到了家鄉，又爬上了那座小山，看著長江從天邊滾滾而來，那種越過地平線的渴望被猛然驚醒。于是，我下定決心走出北大校園，開始了獨立奮斗的歷程，在出國留學的夢想被無情粉碎之后，新東方終于出現在我生命的地平線上。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帶著我飛越地平線，新東方從一個城市走向了另一個城市，從中國走向了世界。我也帶著新東方的夢想和我的渴望，從中國城市走向世界城市，從中國山水走向世界山水，從中國人群走向世界人群。也許人在路上，這就是人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們出生后學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路，從此我們就走在了路上。我們一輩子走在兩條路上，心靈之路和現實之路，這兩條路互相補充互相豐富，心靈之路指引現實之路，現實之路充實心靈之路。當我們的心靈不再渴望越過高山大川時，心靈就失去了活力和營養；當我們的現實之路沒有心靈指引時，即使走遍世界也只是行尸走肉。一年又一年我們不斷走過，每一個人的生命走得如此地不同。新的一年又要來臨了，你做好走在路上的準備了嗎？我始終相信生活不會有絕境。不管有多少困難、挫折、失敗，我都鼓勵我的學生、我的員工和我的自己，繼續奮勇向前。我始終相信，中國詩人食指所說的一句話，叫做“相信未來，熱愛生命”，永遠相信你的未來、相信你的未來會比現在更好，相信你的生命不管處于多么灰暗的狀態，只要你還活著，未來就能閃現出光輝。信念和激情這兩個詞是連在一起的，激情是信念的一種外在表現，如果內心沒有信念的話，外在的言行不可能產生激情，所以激情是源于對自己內心的一種認可，放到企業身上是對企業的價值體系和對社會所做貢獻的一種認可。也就是說你只有內心認為你的企業做的事情對社會是有用的、是崇高的，或者說至少不是傷天害理的，你才能夠對你自己、對你的員工和對社會來展示你做這件事情的激情。如果我們發現一個企業家對自己的企業充滿激情的時候，一般來說不太容易裝得出來的，裝出來的肯定是假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