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增收先進材料(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入差距又開始拉大，%，98年2003年，%，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一）體制的制約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但文盲、%,接受過農業職業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現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