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資料下載頁

　　

【正文】 能的。 當然，在位時，除了名義工資收入外，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還有許多隱性收入，包括他們合法享受的各種與職位相當的特殊待遇，這些收入都沒有被貨幣化，沒有計入他們的工資，一旦計入，那么，他們的實際收入要比名義工資多得多。所以，即便在這個階層本身中，傾向于同意“現在政府官員的待遇太低，應該提高他們的待遇”這一說法的被調查者所占比例也在半數以下，其他社會階層傾向于同意這一說法的比例就更低了（參見表27）。但是，他們一旦從權力位置上退下來，許多在位時能夠合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就會大打折扣。在外部約束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這個階層所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力，就成了一部分不能自律的成員用以打通權力與金錢的界限的工具，以權謀私，貪污腐敗，賣官鬻爵等丑惡現象就難以遏止了。近年來頻頻出現的“559歲現象”屢治不愈，蓋亦源于此。 另一方面，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對這個階層的行動邊界，還沒有給出明確規定。盡管國家正逐步從市場領域退出，但發展經濟仍被當作政府官員的主要職能，經濟發展成為政府官員的政績所系和晉升之途。在對上負責而非對下負責的行政考績制度下，把資源配置到能立竿見影地彰顯任期內的“政績”的做法，就變得非常普遍。大搞“形象工程”，超越本地經濟水平和承受能力去修建高等級公路，以所謂“發展眼光”建設具有“超前水平”的樓堂館所，強行上馬與本地資源和市場條件不符的生產項目，等等，結果往往不是竹籃打水，就是勞民傷財，甚至兼而有之，而對教育發展、農業投入、民眾疾苦等卻不怎么在意。所有這些問題的后果都是嚴重的：它們將降低這個階層的社會聲望，敗壞社會風氣，瓦解社會凝聚力，最終侵蝕社會發展的活力。 又如，私營企業主階層既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有力推動者和主要組織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這個階層也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階層之一，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但是，迄今為止，這個階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導階層地位仍未得到明確。首先，對于這個階層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者和組織者的重要性，對于這個階層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做出的重大貢獻，其他社會階層的認識并不充分，甚至還有不少人僅僅看到該階層的不規范行為，對他們的高收入和較高收入有種種看法。這意味著該階層的主導性作用和社會地位還沒有得到社會認同。例如，對于“現代社會主要是靠企業家來推動的”這一說法，%的被調查者傾向于同意；漢川可能更需要企業家，但傾向于同意的人也剛過半數（見表28）。 其次，這個階層的利益尚未得到政治上的充分認可，憲法尚無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的規定。實際上，整個社會都需要有這樣的規定，但私營企業主階層擁有更多的財富，因而對這種規定的需要更迫切。 第三，這個新生階層參與政治的機會雖然有所增加，但其在政治上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管道還很有限，而對于這個階層中的一部分成員運用的非法管道，在法律和制度上也沒有明確的限制。正是由于有許多這樣那樣的不明確之處，這個階層既無足夠的穩定感，在行為上也多有不規范之處，或者慎言謹行，信奉夾起尾巴做人的原則；或者廣結人緣，甚至致力于與權力結成極為復雜的關系，俾可賴以獲得政治庇護，并據以表達自身的政治需要，參與體制內外的資源分配，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或者手里攥著幾本護照，一有風吹草動，便抽資外逃。這種狀況，無疑不利于這個階層的健康發展，不利于充分發揮這個階層的作用。 （四）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發育存在區域不均衡性 與經濟發展一樣，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的發育也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均衡現象。越是經濟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社會階層結構越是簡單，越是具有傳統社會的特點：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中間階層規模過小；越是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階層結構越是復雜，越是具有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特點：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越來越小，中間階層規模越來越大。例如，根據我們的調查，湖北漢川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貴州鎮寧，相應地，%，%，前者比后者低約10個百分點。就整個等級結構而言，深圳、合肥、漢川、%、%、%%。 當然，社會階層結構的發展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前者要以后者為基礎。但與此同時，階層結構的不發達也反過來制約著經濟的發展。在中西部地區，可以看到，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人數很少，較大規模的私營企業主幾乎不存在。同樣，在這些地區，專業技術人員短缺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地方甚至連達標的教師也難以找到。不僅如此，在這些地方，現有的少量專業技術人員也至今還在不斷地向發達地區流動，從這些地區考出來上大學的學生畢業后也多半不愿意回到家鄉。所以，這些地區的落后，不僅表現為經濟上的不發達，而且也表現為社會階層結構發育的滯后。如果這些地區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不能較為明顯地改善和培育其社會階層結構，那么它們就不可能在經濟上有一個大的發展。 應當看到，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發育的區域不均衡性已經日益顯得與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不適應。一方面，國家現代化建設不允許存在大片地區處于經濟落后狀況，所以急需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這樣一種舉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落后，這些地區不僅留不住本地專業技術人才，也難以培育出一個足以改變當地經濟不發達狀況的個體工商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這種情況下，要開發這些地區，無疑需要國家采取措施，從外部吸引專業技術人員和私營企業家等去參與當地的經濟發展。但這又使中西部的大開發更多地停留在國家行為層面，缺少當地社會各階層的有力參與，而當地社會各階層的參與，卻是開發中西部地區的社會基礎。可見，實現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工程，從經濟層面設計若干個大項目，推動經濟發展，這無疑是必要的，但僅僅這樣做卻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考慮經濟社會的協調和全面發展，要考慮培育和改善本地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成能夠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育滯后的原因分析 所謂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不相適應，意味著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育還相對滯后于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的要求。而導致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育滯后的原因，則是多方面的，這里將從幾個視角來考察這些原因，目的在于為相關的對策思考提供一些必要的線索。 l、城市化過程嚴重滯后，不利于農業勞動者階層縮小和社會中間層擴張 與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相比較，城市化嚴重滯后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成長緩慢的一個客觀原因。所謂城市化滯后，是指社會總人口的城鄉分布結構（以及勞動人口的就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變化尤其是產業結構的高度化不相稱。因為，在現代意義上，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過程。在中國，工業化已經取得相當進展，產業結構水平比較高，而就業結構水平卻比較低（見表29）。 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沒有帶來就業結構的高度化，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20世紀最后20年里發展得紅紅火火的中國農村工業化，基本上是與城市化無關的，鄉鎮企業的空間分布模式是所謂的“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相應地，城市化模式則被替換為以發展小城鎮為主攻方向的城鎮化。然而，這兩個模式都是違背世界發展的普遍趨勢的。原來指望在發展小城鎮的基礎上，在農村發展第三產業，但結果卻很不理想。因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是要以一定規模的人口集聚為基礎的，所以流產的命運對它來說不可避免。 當然，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80年，%，%，%。但這一水平仍然是有限的，與中國工業化已經到了中期階段的水平不相適應，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很遠：早在1996年，%。 不僅如此，中國各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還參差不齊，從全國統計來看，各地區城市化水平的差異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高度相關：東部各省市（包括遼寧、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廣東）%，%。 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對于孕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當然是極為不利的：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就是城市化滯后的一個直接后果。同樣，社會中間層規模過小的結構性問題，也與城市化滯后密切相關：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水平低，不利于教育、科技等事業的發展，因而不利于新社會中間層的發育成長。 其實，更深入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嚴重滯后本身并不是導致上述階層結構問題的直接原因，更不是其終極原因。這種直接的、終極的原因，實際上應當到國家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滯后或缺位中去尋找，即便城市化滯后本身，其實也是國家的相關制度－政策創新滯后的結果。 社會政策缺位，中國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發育還只是一個自發演變的過程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實行了近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后進行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農民占絕大多數、城鄉分割和第二、三產業很不發達的社會經濟背景下起步和推進的。所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僅要實行經濟體制的轉軌，即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同時還要實現社會轉型，即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另外，還應當注意到，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現代化是一個自然的長期的過程，其中至少包括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其結果是近代工業的崛起和農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的萎縮，形成以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另一個階段是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期，在這一時期，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增大，同時，第三產業迅速興起并逐步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其結果是在社會階層結構中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新中間階層，從而使發達國家的社會階層結構最終具備所謂的“橄欖”形態，實現高度現代化（或進入后現代）。相形之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要把這兩個階段壓縮為一個階段。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高度復雜而艱難的事業，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種種失調、矛盾、摩擦甚至沖突，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進步的關系方面則尤其如此。 所有這些，本來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不應當僅僅是一個自然而自發的過程，而應當包含著國家對相關過程的自覺調節和協調，應當是一個“無形的手”與“有形的手”有機結合的自然而自覺的過程。但是，綜觀中國的各種政策，可以看到，在促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發育成長方面，迄未形成像宏觀調控經濟的經濟政策那樣的明確而自覺的社會政策。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基本上是在國家調整經濟政策和改革經濟體制的影響下發生的，國家并沒有自覺到要運用相應的社會政策去引導和協調這一過程。所以，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演變具有明顯的自發性。 迄今為止，國家主要關注的是經濟的增長，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再翻兩番，達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并且以為只要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人民富裕了，社會結構就會得到穩定，國家就能實現長治久安。因此，若干年來，我們制定了這樣那樣的推動市場經濟迅速而穩定地增長的經濟政策，卻沒有注意制定相應的適于培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社會政策。在有些同志看來，經濟政策甚至可以替代社會政策，可以自發產生社會政策所需要的結果。然而，這恰恰是國家政策考慮上的一個嚴重的誤區。根據國際經驗，如果說，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為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所需要的社會政策，就應當以公平為目標，通過各種再分配手段，一方面在合理的限度內縮小各階層之間以及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調節各階層的利益關系，另一方面為貧困階層的基本生存提供足夠的保障，從而防止社會出現過于嚴重的兩極分化，緩和各階層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以往的經濟政策致力于調整和改革經濟體制，致力于搞活國民經濟并使其保持較為持久的快速增長，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社會成員也獲得了較以前更多更公平的選擇和競爭機會。但是，由于以往的各種不公平的積累，由于各種現實條件的制約，每一個社會成員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和起點條件是大不相同的，從而每個社會成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能夠贏得的資源也是不一樣的，收入和財富的分化和不平等現象會不可避免地出現。 不僅如此，調查還表明，在改革和利益分化的過程中，一些階層由于擁有種種便利和優勢條件而能夠獲得較多的好處，另一些階層則難以獲得多少好處，甚至其原有的利益也在改革過程中受到損害。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產業工人階層，各有相當一部分成員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損失。 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現實是，階層差距和區域差距都在擴大。例如，有資料顯示，1998年，占總戶數20%的高收入戶占有全部存款余額的50%，他們的戶均存款為65萬元；20%低收入戶戶均存款余額在萬元以下；60%中等收入戶的戶均存款余額3萬元。在收入分配方面，改革初期，占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為36%左右，20%最貧窮的人只占8%左右；到1980年代末，前一比例提高為42%左右，后一比例降為6%左右；又過了10年，%，%。∶∶1。據清華大學教授李強計算，1990年代后期，（－）。 由此可見，國家社會政策在縮小居民收入－財富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顯得多么軟弱。 另外，還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即越是有錢的人承擔的社會負擔和義務越輕，而越是沒有錢的人所承擔的社會負擔和義務反倒越重。有資料顯示，1996年，占城鄉居民個人儲蓄總額的40%的富有階層所納稅額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總額的比例，還不到10%。 這種現象迄今并無什么改變。 所有一切都表明，在社會階層分化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政策還沒有起到應有的調節作用。實際上，我們還沒有形成與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發育和形成相適應的社會政策，沒有形成能夠合理地調節各階層的利益關系的社會政策體系。 國家社會政策缺位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貧困階層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證。在這里，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這一問題本身有兩個表現。一是經濟條件本來較好的各個階層和群體得到的保障也比較好，相反，那些經濟條件本來就不好的階層和群體卻得不到足夠的保障。例如，目前，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屬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基本上沒有什么保障可言。而在城市，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社會保障比沒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好，工資水平高的人所享受的社會保障比工資低的人所享受的好，有城市戶口的職工享受的社會保障比農民工所享受的好。可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起到保護弱勢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