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市旅游環境容量研究畢業論文-資料下載頁

　　

【正文】 和 100 人，總容量為 150 人。由此可見，景點的不同組合將直接影響到容量的大小，此部分暫不贅述。雖然劉益進行的改進，已經大大縮減了“虛擬游客”的規模，黃羊山（2006）卻利用劉益舉的例子得出了“虛擬游客”仍然存在的結論，第 1 批 100 人進入 A 景點后，他們有 8 小時的游覽時間，2 小時后第 2 批游客 100 人進入，他們只有 6 小時的游覽時間，并不能游完全程，理性的游客并不會選擇進入，因此景區容量僅為 100 人，并不是劉益認為的 400 人。事實上，結論出現差異的原因在于劉益認為 ABCD 四個景點在開放時即可全部接待游客（多入口），而黃羊山認為 ABCD 存在一定的順序，只可能由 A 首先接待游客，依次進行（單入口）。黃羊山據此建立了基于單一入口的旅游者空間心理容量。前者為t，后者即為T0tTi。公式 以單一入口為假設，豐富了旅游容量計算的方法。同理，空間模型中的瞬時容量可用滿意游客數來代替。測算出不同的旅游容量之后，需要進行匯總分析得出能夠代表旅游環境容量的數值。在這一步，學術界也存在分歧，這也是為什么公式 僅表明了函數關系，沒有確定函數關系的原因。綜合來看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權重法和木桶原理法。李艷娜等人認為每分量超出一單位產生的消極影響不同，對各分量的貢獻也應該通過權重來表現。然而在筆者搜集到的實證研究文獻中，使用權重法的只占 9%，更多的學者贊同木桶法，也就是“最小因子限制律”。最低因子律既可應用在不同景點旅游者空間心理容量上，也可應用在景區生態容量、資源容量、旅游者心理容量和社會心理容量上。前者的應用在前文中已經提及，但是姚海琴則認為木桶原理法果可能導致其他景點的資源和設施不能被充分利用，從而造成浪費。后者的應用則是許多實證研究采用的方法。萬幼清認為“旅游環境容量的大小往往取決于旅游環境容量中的最小的那一個分容量，該分容量決定了整個旅游環境容量”。關于兩種方法的優劣，筆者認為容量由不同的分量所表現，而分量對環境影響的作用存在差別，有必要通過對各分量進行權重賦值來體現這種差別。但是某些分量具有決定性的限制作用，又有必要通過最小因子律來賦予該類分量決定性的權力。由此可見，關鍵就在于確定哪些分量可以賦值，哪些分量不可以？筆者認為，客觀容量應該具有限制性的作用，因為客觀容量一旦超載，造成的損害較嚴重，短期內難以恢復；主觀容量可以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可控性更強，能夠通過一些管理措施來調節，適當超載不會引發永久性的損害。據此得到以下公式： 旅游環境容量理論與旅游環境承載力理論的關系 旅游環境承載力理論概述旅游環境容量的英文書面表達方式為“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早期的學者將其翻譯為旅游環境容量，但之后一些學者又將其翻譯為旅游環境承載力，直到目前為止許多學者對此并不加以區別。因此有學者就認為兩者并無區別，是一回事。而崔鳳軍則認為兩者存在區別，承載力（指代旅游環境承載力，下同）的內涵要大于容量（指代旅游環境容量，下同），容量只是承載力的一個分量指標，為此崔鳳軍為旅游環境承載力換了一個英文書面表達方式“Tourism Environment Bearing Capacity”以示區別。而張驍鳴則對此從五個方面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兩者從本質上并無區別，其所不同僅在于各自采取了不完全相同的指標和量綱。筆者贊同張驍鳴的看法，兩者雖然沒有本質區別，但存在形式區別，而且這種事實上存在的形式區別對容量研究的發展有促進作用，有助于各自研究好自身領域內的問題。容量應該側重于研究旅游活動對旅游地的影響在達到某一限度時的游客數量；承載力則應該側重于研究該影響在達到某一限度時旅游活動的強度。事實上，崔鳳軍本人在此也曾有過類似的觀點，他一面定義承載力為“旅游者人數”，而另一面又定義為“旅游活動強度”。所以，文獻中承載力雖然經常出現，但大多卻研究容量，如果一個新概念只是套用老概念，那么其存在的意義也就必然受到質疑，這樣的新概念應該遭到拋棄。然而承載力有其合理的一面，應當客觀的看待兩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而不是一味地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李忠武的研究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他將容量定義為承載量，與承載力區別開來，并對兩者的關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容量理論與承載力理論的聯系與區別兩者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因此兩者的特點、分類、研究目的均是相同的，區別在于研究對象、研究角度不同，或者說研究思路不同，具體表現為研究方法的不同。筆者認為研究對象可以通過四個名詞的組合進行高度概括，如圖所示。 Combin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object relationship對象是指單個的物體，其單個的邊界和研究的視野而定，而非其組成部分或者規模尺度。對象研究包括：性質、成分、結構等；關系是指對象之間具有某種相互影響的作用力，關系研究包括吸引、排斥、共存等；狀態和趨勢研究是對象和關系在時間上的分布規律。結合上圖，筆者認為容量主要研究對象的狀態和趨勢，例如一個景區的現在和未來的接待能力，大多通過一些計算公式得出一個具體的數值，用現有的游客數量來和這個數值進行對比，得出目前旅游活動是否超載的結論。而承載力則大多利用一些計量模型，主要研究關系的狀態和趨勢，例如景區接待能力的不足會否抑制旅游發展，而在其中，必然涉及所有的影響因子，因此承載力研究對象從本質上講是“關系”。不同的文獻有不同的側重點，分解出來主要有：①確定旅游地關鍵性限制因子，②確定旅游地關鍵性限制因子利用強度，③確定旅游地的綜合利用強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承載力是以容量為基礎進一步發展的理論。從筆者搜集到的實證文獻來看，以“承載力”為標題的有 67 篇，而真正研究旅游強度的文章只有區區 21 篇，占比 %，占實證研究文獻總體不足 10%，其中還有 3篇是冠以“旅游環境容量”的標題。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承載力研究還十分薄弱，雖然如此，目前學者們的努力依然取得了不錯的成果。王劍引入旅游環境承載力和承載量的概念，董巍、王晶等利用 AHP 方法，王輝等從利潤最大化原則出發，結合模糊數學制定隸屬函數，張曉娜等利用模糊綜合評判法，陳相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楊秀平提出一種動態改進層次分析法，均構建了旅游環境承載力評價模型。周金星利用環境容量等級系數研究了容量分量的資源貧富程度，為提高旅游地環境承載力提供了借鑒。賈寧利用生態足跡模型研究和分析了甘肅省的生態旅游環境承載力。朱桃杏等通過對古村落的相對承載力和社會承載力的統計比較，得出了古村落旅游超載的結論。劉亞萍利用旅游活動利用強度，分析了限制性因子的利用狀態。劉玲和汪君分別使用乘積矩陣矢量長度法確定了指標權重，計算了景區綜合承載力有利度。然而，不得不承認，關于旅游強度的研究依然還在起步階段，崔鳳軍提出的承載力指數并沒有得到廣大學者的采納，就可以說明承載力理論并沒有形成權威的共識。 容量理論與承載力理論統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學術研究應當追求嚴謹，對于模棱兩可的理論應該努力去厘清和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莫衷一是，將就敷衍。目前，容量和承載力在文獻中都有大量的出現，從實證研究來看，兩者的比例為 ：1，容量依然是學術界通行的稱呼。但是筆者通過閱讀大量的文獻，發現兩種理論的“共存”產生了很多的問題。第一，分歧分散學術合力。學術爭論本來可以促進學術發展，但是在該領域的爭論實則毫無必要，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大量的承載力文獻使用容量的理論和方法，而不是在方法上各行其道。事實上，承載力理論有其合理性，諸多的關于“旅游利用強度”的文獻已經表明了承載力真正的內涵。如果學者能夠認識到兩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就能夠產生合力，首先在各自的領域作出成績，最后一起推動旅游與環境的互動研究向前發展。第二，趨同混淆學術視線。兩者方法上的雷同使得許多新學者根本沒有認識到兩者存在的區別，而是先入為主的以為兩者是一回事，在概念使用上比較隨意，甚至對兩者并沒有較深理解的基礎上就開始進行實證研究，事實上，只要理解容量理論的幾個基礎公式以及了解一下容量理論的研究歷史、現狀和進展就能夠寫就一篇標準的文章，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務。但是這樣流水線式的學術成果對理論發展毫無裨益，這些沒有營養的文獻充斥在學術界對專家自然是影響較小，但對于一些新入門的研究者，則很有可能浪費他們的時間，遮蓋他們的視線，最終起到“誤人子弟”的負面作用。第三，漠視拖延學術統一。在理論研究之初，兩者的并行不悖并不會導致嚴重的問題，因為我國的研究進程才剛剛開始，以不同的形式開展工作往往還能夠取得更大的成績。但是隨著研究文獻的不斷累積，研究方法層出不窮，研究案例連篇累牘，依然沒有統一架構的理論體系就顯得既臃腫不堪又搖搖欲墜。許多學者對這樣的局面選擇回避或者漠視，為了盡快拿出科研成果，在還沒有弄清楚理論實質的情況下，對理論依然處于懵懂狀態的時候，就貿然引入一些看起來很高深的數學方法。許多新學者沒有足夠的精力去辨別文獻中的數學方法，也沒有時間去研究理論本身，最終新學者往往淺嘗輒止，或者知難而退。如果理論得到了統一，原有的學者能夠理清理論的結構，梳理理論的脈絡，剔除不用的內容，保持理論生命力；新學者能夠循著前人的道路快速地理解理論，就有可能作出新的巨大貢獻。一言以蔽之，統一的理論對于理論自身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由上可見，理論的統一非常必要，否則長此以往，兩個車輪（指容量和承載力）將漸行漸遠，無法負擔起保護旅游環境、促進旅游發展、維護旅游形象、增進旅游收益的任務。盡管存在許多的障礙，包括客觀的現狀和主觀的忽視，但是筆者仍然認為兩者的統一具有必然性。首先，兩者雖然貌似獨立發展，實則相互溝通，或許兩者本質相同的共識尚未形成，但是兩者本質迥異的觀念也尚未出現，可見，兩者存在關系是公認的；其次，學者們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吸收對方，而不是如何排斥對方，這是兩者最終統一的良好基礎；最后，旅游地超載的不斷增多將能夠為容量和承載力理論提供越來越多的研究素材，能夠促使學者們深入研究兩者的關系，這是兩者最終統一的客觀條件。 第三章 LAC 管理方法 LAC 管理方法的產生如前文所述，LAC 管理方法由美國學者 Stan key 提出，在容量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管理指標體系，能夠在融合各方的利益訴求之后，隨著不同區域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簡言之，LAC 框架不再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控制游客數量上，而是在綜合監控旅游各方行為對旅游地的影響，然后根據監控目標進行調整。參數從游客擴展到游客、當地居民、管理者；監控重點從數量轉為影響。它的出現是在學界對傳統容量理論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而要對該管理方法有更深刻的認識，需要研究 LAC 產生的思想背景是什么？它產生的目的是什么？它產生的意義是什么？ LAC 管理方法是后端控制思想的體現LAC 管理方法首先出現在美國，固然有美國學者研究較早的原因，但稍加深思就會發現，這實則是由歐美社會傳統思想的體現。在中國，五千年來的傳統教育強調最多的是“秩序”，諸如“三綱五常”、“忠孝節義”、“君臣父子”等等。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被要求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干。對中華法系影響重大的《唐律疏議》繼承和發展了“禮法并用”的正統法律思想，其所重視的“禮”在日常生活轉變為長輩對晚輩、上級對下級、管理者對被管理者的指導和命令。而在歐美國家，個人自由不受約束，但是如果個人自由觸犯了法律，就必須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簡言之就是你干什么之前，我不管，干錯了，我就管。而在中國是你干什么之前，我就要管，目的是防止你干錯了。這其中的差別，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在中國，個人行為失去了很多可能性，很多能夠做得更好的可能性。應用到旅游活動領域，容量值類似于前文所說的說教，景區不能超過這個值。然而是不是超過一個人就一定會帶來不可逆轉的損害，存在如此精確的數值嗎？事實上，很多地區的旅游景點臨時告知正在排隊買票的游客，“人數達到上限，停止售票”，真的就多那么幾人、幾十人、幾百人嗎？ LAC 管理方法的目的關于對于人地關系的看法，存在兩種極端。一種認為在某些地方，應該禁止開發旅游項目，因為旅游會破壞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另一種認為人類是世界的主宰，可以予取予求，后一類人盡管表面上不會這么露骨，實際上卻為了一己之私，肆無忌憚地破壞環境。這兩種觀點都不可取，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人與自然不可能完全隔絕，世界上存在人跡罕至的地方，但不會存在人跡永遠罕至的地方，人類的好奇心與探險的欲望會指引人類不斷和新的環境產生聯系。如果說前一種觀點是杞人憂天、因噎廢食，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后一種觀點則就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需要進行批判的。旅游和環境關系的最佳狀態應該是兼顧索取和付出，保持兩者的平衡。而 LAC 管理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協調旅游和環境的關系以至平衡發展，使兩邊是旅游和環境的蹺蹺板趨于水平。LAC 不把焦點放在游客數量上，直接關注游客帶來的影響。因為游客成分復雜，不可能一概而論，10 個素質不高的游客造成的影響可能正好和 100 個素質較高的游客造成的影響一樣，因此傳統容量研究必然出現偏差，往往將游客作為一個無差別的群體來研究，幾乎不考慮游客的個人因素。LAC 承認個人素質存在差別，然后致力于觀測個人差別所造成的影響。這樣的管理方法能夠一方面保護旅游地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維護游客的游覽體驗。 LAC 管理方法旅游意義的創新理念本文第 2 章已經對容量計算方法進行了改進，根據更加切合實際的假設提出了應用性更強的公式來代替原先的基于“工具性”假設的公式。然而，其假設依然沒有突破傳統理論的范疇—游客素質無差別。而對這一假設做出修正則意味著該領域的研究跨了一大步，其在旅游環境容量領域的影響類似于斯密肯定人的自利性，加里貝克爾肯定人的自利性在家庭、犯罪、勞動等領域普遍存在。在 LAC 之前，旅游者在旅游環境容量乃至旅游學中都是被程式化的符號，被定義為符合某種行為特征的個體。而許多的研究也在通過包括年齡、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角度試圖證明不同的游客符合為他們設定的形象。在 LAC 之后，游客素質存在差別的事實被學者們納入到研究之中，至少開始承認這一點在研究中的作用，并加以考慮。必須承認，環境容量作為一個概念是一個很偉大的發現，因為它提出了“極限”這一概念，即任何一個環境都存在一個承載力的極限，這一極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