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介紹-資料下載頁

　　

【正文】 典文化，其生命也有一個由生長到全盛到衰落的歷程。明代與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晚期。在這幾百年間，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發生了緩慢而又重大的變化，同時它又為傳統文化向近現代文化的轉型準備著條件。 一、空前嚴厲的文化專制 明清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登峰造極的時代，文化專制亦空前嚴酷地箝制著思想文化界。文字獄明清文化專制的突出表現是文字獄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過”，“縱無窮之誅”，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橫禍。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作《賀萬壽表》中有“作則垂憲”之語，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所作《賀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語，朱元璋均以“則”為“賊”，以“生”為“僧”，認為是譏諷他參加過紅巾軍，當過和尚，從而大開殺戒。與此同時，明代君主在文網周納中大量使用特務手段，特務機構廠(東廠、西廠、內行廠)、衛(錦衣衛)以士人為重點偵伺對象，“飛誣立構，摘竿牘片字，株連至十數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獄更有過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響之詞，橫受誅戳”。“莊廷龍《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呂留良《文選》案”，均是康雍時期所發生的轟動全國的大案。 崇朱子，滅異端明清統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獄，在文化領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則崇正宗、滅異端。朱元璋多次詔示，士人必須“一宗朱子之書”，“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陳鼎《東林列傳》卷2)。又規定科舉考試一律以朱熹的注為標準答案。于是，明初學術界成為程朱的一統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名山藏。儒林記》)，程朱理學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統治者在推行文化專制上也不遺余力。乾隆年間，清高宗借編纂《四庫全書》的機會，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統治思想基礎的“異端”學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凡例》便開宗明義地宣布：“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與直接干預《四庫全書》纂修的同時，乾隆帝還一手操縱長達19年的禁書活動，共禁毀書籍3 100多種，151 000多部，銷毀書版8萬塊以上。在“書禁亦嚴，告訐頻起”的強大威懾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于家，惟恐招禍，無問禁與不禁，往往拉雜摧燒之”(王蒼孫《惕甫未定稿》卷3)。中國文化遭到秦始皇焚書以來的又一次巨大浩劫。二、早期啟蒙思想 王陽明的心學與“泰州學派”明清兩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專制主義空前強化，程朱理學占據統治地位；另一方面，與社會形勢的變化相適應，又出現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識的早期啟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說打破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王陽明，雖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補朱學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應明中葉以來社會氛圍和心理狀態的變遷，從人的主動性、能動性上順次展開宇宙論、認識論、價值主體論，從而否認用外在規范人為地管轄“心”、禁錮“欲”的必要性，高揚了人的主體性，造成對正宗統治思想的一種反叛，成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學基礎。他的門生王艮以及“泰州學派”的傳人李贄則走得更遠，已有較為鮮明的市民反對派氣息。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顏元、戴震、焦循等人，更從不同側面與封建社會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學展開論戰，有的批判鋒芒直指專制君主。 市民文學興起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學的興起(其理論代表是李贄的“童心說”和公安派“獨抒性靈”口號的提出，其代表作品為長篇小說《金瓶梅》、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經濟發展和某些新的生產方式萌芽的社會現實的反映。生動活潑、富于民間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學，較之明代前期內容空虛、徒具華麗形式的“臺閣體”文學，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復古運動，都是一個巨大的躍進。至于清代出現的《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作品，則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將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推向高峰。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與歐洲文藝復興如果要在歐洲文化史上選擇一個階段同中國明清時期的進步文化作比擬，無論從產生的背景還是從所包蘊的內容而言，都以文藝復興較為相當。文藝復興產生的經濟條件是：“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紀的中國長江中下游也出現了類似的經濟態勢。文藝復興的主旨是人文主義，其批判鋒芒直指中世紀的神學蒙昧主義、禁欲主義，而中國明清時期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也抨擊宋明理學中的僧侶主義和禁欲主義，提出“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詩廣傳》卷2)，“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書訓義》卷26)等新的命題。至于顧、黃、王諸大師在哲學思想、史學思想、自然觀中的理性主義，也都與中世紀的蒙昧主義相對立。 然而，由于16—17世紀的中國，新的經濟形態還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時期的早期啟蒙思想家們先天不足，具有一種時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際最富于戰斗精神的政治哲學著作《明夷待訪錄》和《潛書》與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相比較，就可以發現，它們雖然在批判封建專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謂東西呼應，但黃宗羲、唐甄們提不出新的社會方案，而只能用擴大相權、限制君權、提倡學校議政等辦法來修補封建專制制度，孟德斯鳩、盧梭們則拿出了“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這樣的資產階級國家藍圖。這表明，中國明清時期的進步思想與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屬于兩個不同的歷史范疇。前者是中世紀末期的產物，后者是近代社會的宣言書。三、古典文化的大總結明清兩代進入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總結時期。 典籍文物的收集、整理在圖書典籍方面，明清統治者調動巨大的人力物力，對幾千年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物進行收集、鉤沉、考證、考辨，編纂了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永樂大典》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數最多的字典；《四庫全書》則是至今為止世界上頁數最多的叢書。大型圖書的編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著文化大總結的意蘊。 科學技術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現了一批科學技術巨著。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在藥物學和植物分類方面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潘季馴的《河防一覽》，作為一部治理黃河的專書，總結了我國歷代治河經驗；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記載了我國自古以來的農學理論，總結了元、明兩代勞動者的農業生產經驗，還介紹了歐洲的農田水利技術，成為中國古代最完備的一部農學著作；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記錄了明末清初的生產新技術，是一部稱譽海外的工藝學百科全書。東瀛日本將此書視為至寶，并由《天工開物》發展出一門“天工學”。此外，地理和地質學杰作《徐霞客游記》、方以智的自然哲學專著《物理小識》等，都是封建社會晚期科學成就的高峰。 學術思想在學術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對中國古代文獻展開了空前規模的整理與考據。“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輩向覺難解難讀之古書，自此可以讀可以解；二，許多偽書及書中竄亂蕪穢者，吾輩可以知所別擇，不復虛糜精力；三，有久墜之哲學，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學，自此皆卓成一專門學科，使吾輩學問之內容，日益豐富。”①對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承傳不墜以及向前推進來說，乾嘉學者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貢獻。四、西學東漸及其中斷 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歐洲耶穌會士東來。他們在給中國人帶來歐洲宗教神學的同時，也將近代的世界觀念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廣泛傳播于中國學術界，打開了部分中國士人的眼界。徐光啟、李之藻、方以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錫闡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來的科技知識。近代科學思維的重要特點是實證方法和數學語言，徐光啟、方以智等人，通過接觸西洋近代科技知識，重視“質測之學”和數學語言的應用，初步顯示出近代科學思維的風貌。遺憾的是，由于宗法專制社會政治結構的強固以及倫理型文化傳統的深厚沉重，“西學東漸”的過程在明末清初進展緩慢。到了雍正年間，隨著耶穌會士被逐出國門，“西學東漸”幾近中斷，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大門日益關閉。 明清兩代，是整個世界格局發生劇變的重大時期，當中華帝國驅逐傳教士，封閉國門，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時，歐亞大陸的遠西端，新興的資本主義呼喚來工業革命，瓦特發明的雙向運動蒸汽機，使歐洲人獲得一盞“阿拉丁神燈”。產業革命催化國際分工，資本以其魔力無窮的巨掌將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農業社會的中國也在劫難逃，工業先進的西方是決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中西方的沖突已成為不可避免之勢。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以血與火的形式把中國文化推人了一個蛻變與新生并存的新的歷史階段。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