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資料下載頁

　　

【正文】 民經濟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綜合配套能力提升和大發展提供了前提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一五”計劃建設使“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改變了重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生產水平相當低的這種落后狀況，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初步解決了國民經濟的“軟骨病”，也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的快速發展并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創造了條件。其四，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使我國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大工業建設經驗，對工業化的認識也大大加深，為后來的工業項目引進及與國際先進國家的合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就開始考慮吸引外資和設備，提出與國際先進國家在經濟方面的多層次合作，如今，我們在重大工業和其他項目的成功合作，這些都得益于過去積累的寶貴經驗。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更要注意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帶來了許多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國家和人民為此付出了多年的沉痛代價：其一，農、輕、重等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的嚴重失調難以解決，比較嚴重的城鄉二元分治問題趨于僵化，三農問題代價沉重。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持續推進，導致了經濟關系比例嚴重失調。由于毛澤東超英趕美的情結沒變，加之各種左的東西逐漸有了市場，相反一再要求加快工業建設速度，片面成為以鋼為綱的大躍進，以至一度造成農、輕、重等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的嚴重失調，城鄉二元經濟難以有大的改變，城鎮化緩慢，農業勞動力無法轉移，比較優勢無法發揮，農民、農業、農村落后的局面非常嚴重。其二，與國有經濟在市場上爭奪經濟剩余的非公有經濟日子不但不會好受，也必然會受到嚴格的限制甚至取締，非公有經濟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同斯大林放棄新經濟政策一樣，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新民主主義政策也放棄了，這一放棄的結果就導致了非公有經濟的急驟收縮和嚴重衰退，當然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一度察覺了這個問題，某個時期也曾局部調整過經濟政策，但實際上只要不放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傳統體制的強烈要求就會成為慣性力量，逐漸形成的計劃經濟憑借體制優勢和政策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非公有經濟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淘汰。到后來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由于更“左”，非公有制經濟基本被取締了，給社會就業、商品流通、商品供給、人民生活等都帶來了嚴重困難。其三，由于沒有市場競爭機制，非公有制經濟的缺失，導致許多國有企業和農村合作社效率低下，沒有競爭力。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在初期或一定時期內均有不俗的績效，但長期排斥市場和競爭所帶來或積累的弊端陸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顯露出來，并逐步惡化。尤其是缺少非公有經濟的競爭力量，國有企業獨霸天下，各方面都離不開國家的扶助和幫助，而國家的“父愛主義”傾向也把國有企業等同于政府和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沒有創造“利潤”的積極性，企業辦社會，嚴重缺乏效率，也變得沒有自生能力。而靠政治力量促成的農村合作社由于缺乏激勵，同時也解決不了監督問題，導致了“出工不出力”，農業產出十分低下。其四，在國家要素稟賦不具備的情況下，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經濟的停滯和惡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從教訓來看，經過幾十年的沉淀，不僅沒有實現趕超，甚至還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我們可以從蘇聯、中國、印度、巴西以及東歐國家的代價找到充分的證據，教訓沉痛。而沒有實施趕超戰略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比較注重自己國家和地區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都先后實現了經濟起飛。反復的比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認識到，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雖然有實行的多種理由，但由于嚴重忽略國家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急于求成地人為扭曲價值規律，壓抑非公有經濟，這種畸型的產業政策，實屬畢其功于一役的冒險，即使傾國力而為之，也難以為繼，不宜長期實施，而是應當逐步調整，改善經濟結構的比例關系。否則，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停滯和惡化幾乎是難以避免的。事實上，“一五”計劃尚未結束，決策層就試圖做有限調整，已經說明這個選擇有紕漏。其實，即便在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差不多一年之后，關于經濟建設的步驟，劉少奇仍舊主張“除開必要的國防”，應該是“首先恢復農業及一切可能恢復的工業，其次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以及少數必要的重工業，然后發展重工業”。看來，朝鮮戰爭并沒有根本影響劉的思路。當然，劉少奇還有周恩來，很快因為受到毛澤東的指責而“服從”了，這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們重新觀察局勢以后的“心悅誠服”呢？事實上，周恩來甚至在說明“過渡時期總路線”時，還在告誡“只看到重工業而不看到輕工業，那就會犯錯誤”，仍然強調“必須相應地發展農業”，“農業發展的速度要與工業發展相適應”。這表明，當年不一定沒有第二種選擇的可能；至少并不是沒有第二種選擇的聲音。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曾使蘇聯成為戰后世界上唯一能與美國形成均勢的大國，但蘇聯走向衰落并最終崩潰的教訓也恰恰在于沒有能夠及時地調整自己的工業發展戰略。在建立了發達的重工業體系、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強大基礎之后，卻沒能及時地將工業發展戰略從重工業優先調整到大力發展輕工業、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來，經濟增長的模式也沒有及時地由粗放型調整到集約型上來。從這個意義上看，教訓也是財富。任何一種模式都有它產生的時代背景，都有一定的時效性，一旦這種模式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或者說這種發展戰略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就必須進行改革。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一定時期內即使是必要的，但也不等于長期是必要的、有效的。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而忽略自身的要素稟賦不調整，最終結果必然會導致產業結構的畸形，而缺少和諧增長基礎的經濟必然會造成產業無法配合協同，“鶴立雞群”的產業就會陷入“孤掌難鳴”的境地，也難以擔負起推動整體經濟發展的重任。靠“禁欲”實現高積累低消費，也不能真正解決資本的積累和再生成問題，久之也無法擴大再生產，只能導致人民生活的極度困難。長期的城鄉分治，落后的三農問題久拖不能緩解，社會矛盾逐漸從點到線，再到面，社會穩定都成為嚴峻問題。總結歷史的教訓，后來的領導人深刻地感到，在世界能夠維持和平發展的年代，社會主義擺脫貧窮，不能靠理想和激情，不能急于求成，應當遵從要素稟賦，通過改革開放，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把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逐漸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的發展道路。有一種假設，就是中國共產黨把當時的國際環境看得過于緊張了，美國人也未必對中國長期敵視的，中國與美國的雙方都打的是“盲拳”。如果不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而是按照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繼續下去，也可能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改善關系，可能也不至于國家政權被顛覆，是不是能夠更好的發展經濟呢？事實上，劉少奇在1950年的一份手稿中也曾有個假設，“如果我們配合世界保衛和平的力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說，保障了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那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大體步驟應該是怎樣的呢？”“首先，我們必須恢復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經濟事業，并使那些不能獨立進行生產的已有的工廠盡可能獨立地進行生產。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來建立我們重工業的基礎，并發展重工業。最后，就要在已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重工業的基礎上，大大發展輕工業，并使農業生產機器化。中國工業化的過程大體要循著這樣的道路前進。”但朝鮮戰爭的爆發和中國的出兵，使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歷史不便和不能假設，我們也無法推論如果是這樣，美國人會如何？蘇聯人會如何？而毛澤東又會怎樣？而蔣介石又會怎樣？也有學者提出，自從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以支持自由貿易以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比較大的經濟體完全通過實行比較優勢戰略從弱國發展為強國的先例。李斯特時代的德國和漢密爾頓時代的美國，相對于當時的先進國英國而言，其比較優勢是農業，而處于幼稚階段的工業屬于比較劣勢。如果當時的美國、德國完全實行“比較優勢戰略”，就可能沒有今天強大的美國與德國。這種看法也是批評比較優勢理論的重要佐證。這樣歸納是否妥當？對這些問題如何看？還需要深入研究。我們認為，從理論上看，發揮比較優勢對一個經濟體的成長是非常關鍵的，也是明顯優于要素短缺情況下的趕超戰略的，在實踐中也有支持的例證。在世界和諧與和平發展成為主流的年代，各國經濟發展戰略應當尊重比較優勢原則，也具有發揮比較優勢的長時間的環境和條件，同時也要強化科技自主創新，積極尋求競爭優勢，中國更應當這樣。但在國際社會處于戰爭或冷戰的年代，政治因素就可能大于經濟因素，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壓迫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可能就是必需的，也是有道理的，但缺點是時間過長，后來超過了限度，走了極端。14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