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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26 08:43本頁面

　　

【正文】公有制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的。印度、巴西沒有公有土地，所以印度、巴西不可能想象像中國那樣快速發展。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論”是基于土地國有化。孫中山在美國學醫時認識了亨利喬治的朋友，他準備拜訪亨利喬治。亨利喬治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土地改革理論的最重要的一個人，我們現在討論的物業稅，在西方稱為財產稅，就是根據亨利喬治的理論興起的。結果亨利喬治在競選紐約市市長時，突然心臟病爆發，二人沒有見面。但孫中山對亨利喬治極為認同，他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是基于亨利喬治的理論。現在的征地過程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對農民的補償是低的，對農民的權利認識也是不足的。中國人民大學周誠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漲價歸公”還是“漲價歸農” ？根據“漲價歸公”理論（英國的穆勒與美國的亨利喬治），英國工黨政府曾經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實行土地開發權國有化，即政府通過征收土地開發捐（Development Charge）將土地增值全部收歸國有。但是，此種舉措未能長期堅持，不得不恢復“漲價歸私”制，根本的原因是此種政策造成了地產市場萎縮而不得不放棄。英國經驗表明，極端的“漲價歸公”——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開發權，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從而使其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在實踐中碰壁而歸于失敗。在我國的現實經濟生活中，過去長期對于失地農民實行低補償政策的實踐表明，“漲價歸公”曾經是我國農地征收補償中實際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則。實行“漲價歸公”制的出發點為維護公共利益，但實行“漲價歸公”制也具有嚴重的副作用——據估算，大約有近半數的失地農民的生產與生活存在明顯的困難。有鑒于此，部分學者極力呼吁實行“漲價歸農”制。從亨利喬治定理比較容易理解這個問題。目前，對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很低，但經過“招、拍、掛”之后，可能實現了數十倍的土地增值。很多人認為，這是對農民的剝奪，但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不論是根據孫中山，還是亨利喬治，或者斯蒂格利茨都認為，土地增值不是私人導致的，而是社會集聚效應產生的，主要的漲價確實要歸公。因為城市土地開發要經過四通一平，由生地變為熟地，這并不是通過農民的努力，而是通過政府、社會投資、企業和個人加在一起形成的集聚效應實現的土地增值，所以，漲價要歸公，而不是歸農或歸私。但現在農民得到的補償確實比較低，那么補償機制的基礎應該是什么？現在一般的理解，補償被認為是對農民的救濟，是一種福利。這里，我們忽視了一個概念：開發權。農民土地被國家征收開發后，實際上剝奪了農民自己開發土地的權力，補償是針對這種開發權的補償，因此，這種補償不是救濟農民，而是對農民基本權力的認可，即農民本身有開發土地的權力，這是亨利喬治思想的來源。開發權是什么呢？美國一些州實行土地“開發權轉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在一個社區內，按照規劃進行開發的土地所有者，必須從按照規劃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購買足夠“份額”的土地開發權，方可進行土地開發。農民將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時，實際上把開發權轉讓出去了，如果不復墾，農民本身就會有一個開發權。而現在的補償是根據青苗費為基礎的，這完全忽略了農民自身也可以進行工業化、城市化開發的權力。我認為，重慶地票交易所是“開發權轉移制”的創新，兼顧了“漲價歸公”和“漲價歸農”。這種開發權的市場價值，要通過土地交易所的拍賣來發現和實現，因此拍賣地票的價格實際上農民所放棄的土地開發權的價格。西方也沒有出現土地開發權的交易所，只有在某些地方如美國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慶的土地交易所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也是一項重大的制度創新。關于重慶經驗的思考，對我啟發最大的是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米德，他是現代GDP、GNP核算方法兩個發明者之一。米德的重要著作《效率、公平與產權》，核心觀點是認為公有資產的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米德是第一個提出來，整個西方經濟學沒有在國資、國債、稅收三者之間建立經濟學模型的人。企業除了債務以外，還有自有資本。而作為一個國家，只有國債，而公有資產很少，這是他認為西方國家最不正常的一個現象。比如，美國有大量國債，只有少量的國有資本。如果中國不買美國國債，而是美國人自己買，那么美國的利率要比現在高很多，而利率高容易擠出私人投資，不利于全民創業。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我們可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鼓勵人們創業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們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是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自由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貢獻，而重慶經驗探索與創造了制度與政策創新的實現機制，豐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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