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資料下載頁

　　

【正文】 產就各土改時其家庭成員所共有　　[案情]　　原告張斌，男，33歲，工人。　　被告張文，男，39歲，教員。　　被告張武，男，37歲，農民。　　原、被告系同胞兄弟，其父張占英在土改時被劃為地主成份，家中有祖遺房產十五間，土改被分掉十二間，余下三間北房自住。土改時家中有張占英及其妻子、母親、三個兒子即張文、張武、張斌。1959年、1966年張占英的母親和妻子先后病故，張占英同其三個兒子共同生活，居住在三間房內。長子張文和次子張武結婚后搬出，自建房居住，三兒子張斌仍同其父張占英共同生活，直至1976年張占英死亡。張占英生前，三個兒子都盡到了贍養義務。張占英死亡之后，三個兒子為三間房屋的繼承問題發生了糾紛，訴至人民法院。億法院在處理時，對三間房屋性質的認定存在不同意見。有的同志主張本案急診議的三間房屋是張占英的個人財產。其理由是，這三間房屋在土改前屬于張占英的祖遺財產，所有權歸張占英，土改時留房自住，房屋的所有權并未發生變化。張占英的母親死亡后，張占英繼承了其母親的財產，這三間房屋應屬張占英和其妻子共有，現張占英及其妻子均已死亡，這三間房屋應作為張占英的遺由三個兒子按比例繼承。也有的同志認為，土改時留房自住的房屋應歸土改時全體家庭成員所共有，因為張占英留房自住的房屋雖是祖遺房產，但經過土地改革，沒收了他的一部分房屋，留下三間自住，并重新發給張占英土地房產證，實際上對房屋所權的重新確定。根據1950年11月25日內務部《關于填發土地房產所有證的指示》規定，土改后重新頒發的土地房產證以戶為單位填發，應將該戶全體成員的姓名開列在土地證上，不能只記戶主一個人姓名，以表明此項土地房產為該產全體成員（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這三間房屋是土改時張占英家全體家庭成員的共有財產，三個兒子只能繼承屬于張占英及其妻子、母親所有的那一部分房產。其他的作為共有財產進行分割。　　[問題]　　本案爭議的三間房屋屬于張占英個人所有還是歸土改時的家庭成員所共有？本案糾紛應如何處理？　　[簡析]　　本案原、被告的父親張占英土改時被劃為地主成份，原有十五間房屋被沒收十二間，留下三間自住。對三間自住房發給新的土地房產證，實際上也是對這三間自住房所有權的重新確定。因為“留房自住”是根據土改時張家人口、生活情況確定留房的間數和優劣。依照1950年11月25日內務部《關于填發土地房產所有證的指示》，新的土地房產證應將當時家庭全體成員的姓名開列在土地證上，以表明此項土地房產為該戶全體成員（男女老幼）所共有。張占英的母親所有的那一份房屋產權在其死亡之后，由張占英繼承；張占英的妻子死亡之后，她所有的那一份房屋產權應由張占英和其三個兒子繼承。因此，在張占英死亡前，這三間房屋應歸張占英和三個兒子所共有，張占英死亡后，三個兒子只能繼承屬于張占英的那部分房產，其他的則屬于對共有財產的分析，不能作為遺產來繼承。　　3未經縣以上人民政府批準，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不得購買私房　　[案情]　　原告陳永昌，男，59歲，干部。　　被告陳英，女，63歲，無業。　　被告夏芳，女，41歲，工人。　　第三人某市水產公司。　　原告陳永昌系某市水產公司干部，因住房困難屢向公司要求解決住房問題。當時，水產公司辦公用房也緊，為了解決辦公用房和陳永昌的住房困難公司答應讓陳永昌在本市找房、由公司出錢購買。1983年原告經人介紹與想賣房的被告母女相識。被告母女在本市上海路50號有三間房，為改善居住環境，她們想將該房賣掉再買合適的房屋。原、被告經協商議妥，被告將本市上海路50號磚木結構房屋三間以21000元的價格賣給原告陳永昌，雙方訂立有房屋買賣契約。當時，原告從公司取出21000元，先交付被告房價款15000元，等搬入居住后再交付6000元。但當被告得知原告購買房子是水產公司以原告的名義購買時，她們害怕日后被發現也要追查她們的責任，便提出翻悔，要求解除買賣關系。原告因而訴至人民法院。　　法院審理查明，原告購買房屋，確系水產公司以原告名義購買，因而通知水產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經審理認定，第三人以私人名義購買私房，違背國務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的規定，是規避法律的行為。原告與手第三人合謀規避法律，其與被告進行的買賣房屋的行為屬于無效民事行為。被告在房屋買賣過程中也有不慎之處，應負一定責任，故判決如下：（一）原、被告之間買賣房屋的行為屬于無效民事行為，所訂契約無效；（二）被告將賣房款15000無退還第三人水產公司，房屋退還被告。房屋估價費人民幣99元由被告陳英、夏芳承擔49元，第三人即水產公司承擔50元。　　[問題]　　原被告這間的房屋買賣行燭否有效？人民法院的處理是否正確？　　[簡析]　　民事法律行為是公民或者法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民事法律行為就其本質來講，是一種合法的民事行為。行為的合法性，是構成民事法律行為的要件之一。只有合法的民事行為，才能得到國家法律的確認和保護，從而才能產生行為人所預期的后果。民事行為如果違反了法律，國家法律不予保護。關于本案訟爭的房屋買賣合同是否有效問題，早在1964年國務院批轉的國家房產管理局《關于私有出租房屋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報告》和有關文件中就一再強調，機關、部隊、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不經批準，不得租用或購買私有房屋。1983年12月17日，國務院公布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又明確規定：“機關、團、部隊、企業、事業單位不得購買或變相購買城市私有房屋。如因特殊需要必須購買，須經縣以上人民政府批準。”第三人即某市水產公司，明知未經批準不能購買私房，卻以本公司職工私人名義購買，其違反法律規定所為的行為明顯屬于無效民事行為。第三人和原告合謀，規避法律是一種違法行為，人民法院對民事行為被確認無效后的作出的處理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因而該處理是正確的。　　3國營企事業單位違反規定購買私人房產的，買賣行為無效　　[案情]　　原告袁國強，男，57歲，工人。　　被告中國人民銀行濱海市分行松山區辦事處。　　第三人張鳳翔，男，46歲，工人。　　中國人民銀行濱海市分行松山區辦事處于1984年10月購買第三人張鳳翔座落在濱海市松山區光明里的磚瓦結構房屋一處，準備改建為儲蓄所，擴大營業網點。，議價12000元整。買方中國人民銀行松山區辦事處知道《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規定禁止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購買私房，因而，對外聲稱是租賃第三人的房屋。在買賣成交后，也未向當地房管部門辦理登記過戶手續。1985年3月，松山區辦事處修繕房屋時，原告袁國強提出異議，不讓修繕。原來松山區辦事處所買張鳳翔房屋的南山墻屬于鄰居袁國強所有。張鳳翔和袁國強兩家山墻之間原有一胡同，寬約一米，后張鳳翔擴建房屋，借用袁的山墻。現袁國強以“不讓中國人民銀行松山區辦事處借用自己的山墻，恢復原有胡同的本來面目”為由，阻攔松山區辦事處修繕房屋。雙方協商不成，原告訴至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審理查明，本案第三人張鳳翔翻建房屋占用胡同是經批準的，有交納房地產稅手續等可以證明，故應以房產部門頒發的房產證為準。張鳳翔借用原告山墻建房，是雙方商定同意的，時間已達20年，原告從未提出異議。現在要求扒房，恢復原有胡同，沒有道理，不予支持。審理中人民法院又查明，被告同第三人間的房屋租賃是假，買賣是真。這一買賣行為違反《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中的有關規定，屬于無效民事行為。因此，人民法院依法通知第三人張鳳翔參加訴訟。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判決如下：（一）駁回原告袁國強的訴訟請求。（二）被告和第三人之間的房屋買賣行為無效，房屋歸原主張鳳翔所有，房價款退還被告。　　[問題]　　被告和第三人之間的房屋買賣行為是否有效？人民法院、對本案的處理是否正確？　　[簡析]　　本案被告同第三人之間的房屋買賣屬于無效民事行為，人民法院對本案處理正確。　　民事法律行為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合法的民事行為，即行為的內容和形式都必須符合法律的要求。因為只有合法的民事行為才能得到國家法律的確認和保護，從而才能產生行為人預期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某項民事行為違反了法律，就不會得到國家法律的確認和保護，也就不會產生行為人預期的民事法律后果。民法通則明確規定，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屬于無效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本案被告中國人民銀行濱海市分行松山區辦事處，明知國家禁止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購買城市私有房屋，卻和第三人私下進行房屋買賣，顯然違背了國家政策、法律的規定，屬于無效的民事行為，自行為開始就不發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通知第三人參加訴訟，依法宣布被告和第三人之間買賣房屋的行為無效，這樣處理是正確的。至于原告提出“不讓借用自己的山墻，恢復原有胡同的本來面目”，法院依法不能予以支持。因為第三人建房是經批準的，第三人借用原告的山墻建房，當時原告也同意，現房屋建成已達20年之久，原告要求扒房，恢復胡同的原貌，要求不合理，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　　違反宅基地統一規劃，強行建房不能允許　　[案情]　　原告文津縣城關鄉老河口行政村村民委員會。　　被告張書山，男，61歲，退休干部。　　1982年，農民張桂林根據大隊的統一規劃，從自己原住的十字街附近搬遷到規劃地點。1984年10愛莫能月，被告張書山來經新成立的村民委員會批準，私自在張桂林原使用的宅基上建起北房三間，東房兩間及圍墻、影壁等一座院落。動工前，村民委員會、鄉人民政府及縣政府曾多次勸阻，不讓其蓋房。被告不聽，繼續動工修建。1984年12月，村民委員會因此訴至人民法院。　　[問題]　　本案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什么權利？人民法院的判決是否正確？　　[簡析]　　我國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民法通則也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被告所在村的宅基地，歷來都由大隊或村民委員會統一規劃，被告未經所在村的村民委員會同意，擅自占用集體所有的宅基地建房，并不聽勸阻，是非法侵占集體所有的土地的違法行為。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被告拆除所建房屋，將侵占的宅基地退還集體是正確的。第 19 頁 共 1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