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我見-資料下載頁

　　

【正文】 人們的憤怒和不滿。制度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第一、稅收調節乏力。對個人收入最具有調節效力的是個人所得稅，但從我國現行的稅種結構來看，由于個人所得稅不占主導地位，公民個人納稅的意識還比較淡薄，個人收入特別是無形收入難以查實，使得個人所得稅在收入調節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費稅對個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從消費稅設計來看，范圍偏窄，把本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的個別高檔娛樂消費行為，如保齡球、歌舞廳、高爾夫球等價高利大的行業未列其中；遺產和贈予稅在調節個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國目前還未開征。第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時間短，資金來源嚴重不足，致使全社會范圍內的有效保障力不從心，影響了社會公平的實現。第三、分配制度不規范。我們在經濟轉軌時期，收入分配基本上處于一種無序失控狀態，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第四、政府職能“缺位”。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資、隨意增加工資外補貼等不規范的分配行為，也引發了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人的心態不平衡。體制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一是競爭機會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個體或群體憑借在計劃經濟時代占據的有利優勢或特權，在市場經濟放開搞活的條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成為暴發戶。二是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自行“創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放權讓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對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自行“創收”現象基本上是持寬容和默認的態度，使得一些單位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邊球”的途徑，盡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將其所獲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給其職工。假如是政府部門，則便是權力的濫用，向其治理或服務的對象搞攤派，搞集資，或者亂收費、亂罰款。由此獲得的收入，當然成了為其職工發獎金、福利的財源基礎。于是伴隨著各單位圍繞搶占收入分配制高點的競爭，不同單位職工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三是行業的壟斷性經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國直到現在，有些行業如電力、電信、煙草、金融保險、民航、鐵路仍未獲市場準入。壟斷經營的行業，在極力維護壟斷經營地位的同時，把其所獲壟斷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種形式分配給自己的職工，這既不利于行業服務質量和經營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業之間人們收入差距的拉大。四是地方保護、地區封鎖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護、地區封鎖不僅與建立統一大市場的要求不相容，也違反了市場經濟自身的運行規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區之間人們收入的差距。非法性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關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國目前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灰色經濟”，主要是指未經工商登記，逃避納稅的個體經濟，如沒有營業執照的小商小販、家居裝修、私房建筑等；第二種是“黑色經濟”，主要是指抗法抗稅的犯罪經濟，包括走私、販毒、洗錢、制假、色情業、人口販賣、坑蒙拐騙等；第三種是“腐敗經濟”，主要是指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會帶來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經營、尋租活動帶來的高收入會嚴重挫傷合法經營者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人們守法經營的理念，誘使更多的人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或通過拉關系、走后門、疏通、行賄等尋租活動來增加個人收益，這既阻礙了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如何調節此現象呢？完善稅收調節分配制度主要通過稅收分配工具，運用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行業、企業、階層、群體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一是通過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壟斷行業超額利潤，可考慮實行法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二是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計征辦法，調整消費稅，同時，加強稅源、稅基治理，認真實施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三是對高收入階層的財產分配、生活消費兩大行為設計行為調節稅，適時開征遺產稅、贈予稅、財產交易稅、房地產超面積使用稅、高消費行為的消費稅，建議提高累進所得稅率，對最高收入者稅率可達８０％，嚴格申報制度，加大逃稅處罰力度，強化治理，由此縮小與低收入者的懸殊差距；四是實行社會保障費改稅。改依規交納社會保險費為依法交納社會保險稅，確定稅基，統一稅率，同時，建立社會保險稅全社會統籌機制。完善轉移支付分配制度綜合利用財政、價格、利率分配工具，調節區域、城鄉、階層、群體間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層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確轉移支付法律規定，以約束各層次主體的分配行為。一是明確財政轉移支付規模逐年增長，困難領域、困難地區、困難群體與先進領域、先進地區、富裕階層實現利益同步增長的政府法律責任，建立公眾共享發展成果的法律機制；二是明確價格轉移支付對壟斷行業、高收入階層收入的調節作用，以此發揮對政府轉移支付的補充作用。政府通過制定價格政策，引導價格收入所產生的價格收益用于保護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消費利益；三是運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擔轉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實名制存款限額差別利率政策，用以調節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群體間在存款收益上出現的分配差距。完善社會保障分配制度主要是進一步完善政府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和建立政府社會保障與公民商業保險協調機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規范社會保障資金的政府、法人、個人三方面來源以及各自的責任與義務；二是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次，統一險種的費基費率，調整統籌內外政策，從來源和發放兩個環節建立起獨立于企業事業之外的社保機制；三是建立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城鄉低保對象支付水平與在職職工收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協調增長機制，為不斷縮小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間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機制保障；四是建立城鄉低費率、廣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建立醫療、住房、取暖、就學救助體系，并作為保障內容納入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五是政府匹配財力引導商業保險進入弱勢群體保障保險領域。建立財險、災險、醫療保險三類險種與政府合作機制，運用政府和商險雙重功能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從機制上避免因災因病淪為社會底層的社會問題。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主要是從制度安排層面上解決好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集體土地使用權兩大權能收益分配政策。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收益在國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間的分配關系，合理劃分土地及補償等涉地事權；二是兩權收益全額用于涉地城鄉居民個人利益補償和公眾認同的公共設施建設；三是制定違法違規土地收益使用范圍的處罰制度，從嚴監督兩權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為。集體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現行法規，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集體土地使用權收益歸權屬主體農民全額所有；二是使用權轉讓中的土地價格由市場決定，從制度上糾正政府定價損害農民土地利益的行為；三是使用權收益分配以農民個人權屬為主體，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參與分配或參與分配也要規定不得侵犯農民利益的原則界限；四是政府統一制定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保證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民利益不受侵害。總之，改革和完善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市場型分配體制，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在對待和處理收入分配問題時，應在重視效率的前提下，重視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進效率的提高。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最終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需要。應該說，合理且適度的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要看到，有效調控收入差距，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在許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