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讀書筆記推薦-資料下載頁

　　

【正文】 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鑰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卻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華子孫卻也將之棄而不顧，那一馬車，一馬車的文物輸往外國。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滿意義的洞窟，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麗，而是它只是一種儀式，一種人性的，及它深層的蘊藏。我們在這兒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國千年的標本，一樣美的標本，縱使它曾經殘缺，被人無情的，任意的轉換。“淺渚波光云彩，小橋流水江村”這副楹聯道盡了江南小鎮的魅力。江南小鎮它不是經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屬于華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們不曾到過此處，但書中的江南小鎮卻給予我們一種，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難怪歷年來，許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時，便會到此隱居起來，但在荒山結廬有著生活上的麻煩，“大隱隱于市”便成了文人來江南隱居的最好推力。其實我們對「隱」有著正反兩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當中國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區而開始凋零時，文人或學者們就會帶著他們的知識修養到此處隱居起來，藉以免于戰爭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與官場浮沉是文人們的失意時刻，做什么事都不順心，此時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自己的身心獲得紓解，找個地方隱居，等休息夠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開始。壞處是有人會把隱居當作沽名釣譽的工具，假隱以求得一官半職，這些舉動讓中國特有的隱的文化開始產生變質，隱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聲全然黯暗。盡管如此，我們對隱還是保有著正面看法，因為古代中國給文人發展的空間實在大狹隘了，逼得他們除了隱或許只有一死，與其這樣讓自己的雄心壯志隕落，我們會選擇沉潛，待有朝一日能東山再起。余秋雨曾說他常佇立前人佇立過之處，觀察自然與人文環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從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貶，既遭貶謫，而永柳二州又是荒遠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澤之間，將其困厄感傷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賞山水之間與文章創作之中，使中國文學史上擁有了《永州八記》這樣出色的山水文學，這樣的一代士人的氣節與傲氣讓后世學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識及人格，帶著崇敬和疑問來瞻仰這位大文豪。合上書卷，我們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動的車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種文化，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也許咱們應該背起滿滿對中國文化的疑慮，親自去遼闊的土地，讓我們讀過書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第五記這段時間重讀《文化苦旅》，余先生很少對山水名勝作具體的描述,他從文化出發，寫到歷史，寫到社會，寫到哲學，寫到民族，寫到人生，總是不斷地向深處挖掘。他也不愧是一位文學大師，將這本書演繹得沉重而悲壯。透過文字，歷史的滄桑感和人生的滄桑感就會遍步全身，那些歷史好像親身經歷過，從而緊隨著的感動，嘆息……上下五千年，燦爛而悠遠的中國文化，能使人引以為榮，同樣也使人潸然淚下。在余秋雨的整個文化旅行中，甘肅的敦煌莫高窟給我的印象最深，震撼也最大，作者的一句“我好恨”！讓我心頭一震。《都江堰》一曲氣勢綁礴的交響曲，以獨特的視角把歷史與現實相結合，體現了中國人非凡的氣魄和豪情，震撼人心《漂泊者》那看似漫不經心的筆墨，不知引起多少海外游子的共鳴，深深的觸動了他們的思鄉之情。《柳侯祠》作家用精湛優美的筆墨道出了柳侯祠繼前啟后的深刻意義。正是因為有了千千萬萬個像柳宗元式的文人書寫著中國的歷史。柳侯祠不僅僅是用來觀賞的旅游景點。“幾個少年抬起頭看了一會石碑，他們讀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執地愴然肅立，少年們放輕腳步，離它們而去。”這是作家留給我們青年人的思考。《上海人》是我最喜歡的文章。也許因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對上海的了解、體會很深也較為全面。讀了這篇文章，對上海有一個更深的認識。《這里真安靜》 文章寫到最后，也僅剩“安靜”而已。“軍人、妓女、文人”這個模式被拔高起來賦予莫名其妙的涵義，歷史的悲慘歷程最終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靜，草木的安靜，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靜。《文化苦旅》對我來說的確是一次漂泊在中華大地上的苦旅。第五篇：文化苦旅讀書筆記《文化苦旅》讀書報告早就聽說過所謂文化大散文的余秋雨《文化苦旅》這本書。正巧在男神的書房“來自賴坤老師的特別推薦”中發現了這本書，這個暑假就饒有興趣的讀了一番。從學界突入散文界的余秋雨，帶給散文的正是一種激活著的生命狀態。《文化苦旅》的形象主體首先是一位探索的遠行者，他擁有著走天涯的人生情懷、對人文山水的親切感悟、訪古尋根的價值取向；其次他是一位激昂的抒情者，有著高揚的生命意識、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潛在的精英意識；再次他是一位深沉的思考者，擁有著善思的靈心、文化的視角和精辟的識見。《文化苦旅》中的“旅”即意味著“行走”，書中處處透露著余秋雨行走天涯的人生情懷。在其《自序》中，余秋雨說自己在連續幾個月埋首于磚塊般的典籍中之后，“從小就習慣于在山路上奔跑的雙腳便會默默地反抗”，隨之，就會有一種“向長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這種“渴念”不僅是一種生理意義上的“行走”，更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行走”。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寫道：“我想，我應該感謝這些夜晚。一個開始曾被小伙伴們稱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媽媽在黑壓壓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給這黑壓壓的人群燒水、沏茶，便大膽地向著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膽子最大的人之一，證據是，夜間去鉆吳山的小山洞，去闖廟邊的亂墳堆，都是我帶的頭。直到今天才明白，這種無所畏懼的‘幼功’對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在接下來的篇幅里，余秋雨還深情回憶了自己六歲時在深夜翻越兩座大山去接媽媽的場景。這種“幼功”即大著膽子出行，與幾十年之后余秋雨在文化現場的行走相呼應。這種“幼功”不僅給了余秋雨一雙習慣遠行的腳板，更給了他一副勇于探索的肝膽。按照存在論詩學的理論，人從出生那一刻起便進入了一個不可理喻的荒謬世界，人們以“領悟”的方式存在。惟因如此，走向遠方也就成為對自我生命過程的驗證。曹文軒說過：“因為人和其他動物一樣，來自曠野，需要不斷地遷徙，”當這種狀態時間久了，“遷徙便成了人類的一種習性，一種克制不住的欲望”。因此，行走是人類史前的一種深刻記憶，是一種固有的本能和培養已久的欲望，用榮格心理分析學的概念來說，行走幾乎是人類的集體無意識。認識到這一點，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余秋雨對“行走”方式的熱愛，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文化苦旅》正是以 “行走”方式暗合了讀者對于“行走”的潛在沖動。對余秋雨而言，“行走”不只是一種人類的原始沖動，更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文人思考方式的繼承，是一種對書齋學院禁錮生活的反叛，是一種實現自我價值的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經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向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理想境界，從到處游說的戰國百家到遍訪名山大川實地考察的司馬遷，從仗劍遠游的李白到顛沛流離的杜甫，無一不借助著“行走”的方式，達到自己學問的最高境界。因此，余秋雨才會“即使是在鉆研中國古代線裝本的時候，耳邊也會響起一批大詩人、大學者放達的腳步聲”（《文化苦旅自序》）；才會理解“寫下中華第一思鄉詩的詩人總也不回故鄉”（《山居筆記鄉關何處》）；會欣賞三毛將自己置身撒哈拉沙漠并且走遍千山萬水的生存狀態；才會被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冒險般游歷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行為所震動。強健的生命需要在廣闊的天地中伸展，不懈的探索只有在陌生世界才更深刻。“遠方有多遠，沒人告訴我??”，但遠方卻在遠方構成對每一個擁有強健生命力、對未知充滿無限好奇的不羈靈魂的強大吸引，吸引著他們漸行漸遠。余秋雨的內心就切實聽到來自遠方的呼喚。于是他“在這種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文化苦旅自序》）”，衣袂飄然地走在探尋心中人文山水的路上，用一雙中年學者的眼睛去探尋著古代的印跡，尋找著民族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