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群眾工作經驗交流材料-資料下載頁

　　

【正文】 了群眾觀念冷漠，作風漂浮。再有，工作方式缺少創新，群眾心里不能認同。還有，缺少干事的心態，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難得接近群眾，等等。面臨諸多困難，群眾工作從理論到實務都有待創新。2009年以來，中央黨校為參加培訓的部分領導干部準備了“黨的群眾工作”研究專題，高新民即是主講人之一。在中央黨校黨建部另一位教授張希賢看來，有的地方和部門群眾工作制度不健全，已有制度貫徹落實不力，一些工作領域和環節缺乏制度安排，工作系統性、協調性、持續性不強，都是現實困難。“華北某縣的一把手曾經私下跟我說，現在是解放了農民，也解散了農民。農村大量的群眾失去了組織平臺，分化嚴重，對話困難，傳統的群眾工作也就力有不逮。”張希賢說。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體制上理順黨政官員的授權問題。張希賢認為，一方面近年來黨內民主、人民民主不斷創新完善，另一方面在實踐中仍有待真正落實。雖然絕大多數黨政干部有群眾立場，但烏紗帽是“上面”給的，必然首先考慮上級領導和組織部門的考核，因此在樹政績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忽視與人民群眾的協商，出現了“代民作主”、越俎代庖、強拆強遷種種行為。而少數干部經由群體性事件免職之后，重能平調甚至升遷，更是樹立了一種錯誤導向：只要不捅大婁子，只要能及時“擺平”，領導干部可以在謀劃當地發展時不惜違背群眾的意愿。“對黨負責要與對人民負責相一致，”張希賢說，“不能總認為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更要看到保住這樣一個干部，對執政黨的威信損傷有多大。”背后是利益問題在與基層黨政干部接觸中，高新民發現其普遍反映現在思想工作難做，“因為所有思想問題的背后都是個利益問題”。如果利益問題不解決，思想工作收效甚少，“這是最大的問題”。高新民認為，黨的群眾工作的經驗十分豐富，但在長期執政條件下，黨的群眾工作出現了很大變化。一方面，群眾基礎發生了多方面變化，主要特征包括：代際更迭，群眾對黨的認同已經從過去的感情認同，轉變為法理型認同和利益認同；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利益多元化、格局復雜化，群眾劃分為多個不同利益群體；社會價值觀多元、利益訴求碎片化。另一方面，作為群眾工作的施行者——執政黨自身，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黨員社會身份復雜化，社會上有多少利益群體，黨員的社會身份就來自多少利益群體；二是黨的干部隊伍發生重大變化，經歷幾次代際更迭，其價值觀、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與戰爭年代老一輩黨的干部相比也有很大變化。兩個方面的變化相互交織，又與中國社會快速轉型結合在一起，對黨形成了重大考驗與挑戰。“首先考驗了黨能否公正協調利益關系，”高新民說，從宏觀層面看，主要是指社會分配格局能否公正協調，從微觀層面看，主要是基層各種利益矛盾能否得到公正、及時化解。對此，來自高層的新要求十分明晰：確定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政策和工作目標任務時，充分考慮不同群眾的利益和承受能力，有利于群眾的就干，不利于群眾的就不干，決不能干勞民傷財、違反群眾意愿的事。同時，要堅持正確把握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現階段群眾共同利益、不同群體特殊利益的關系，兼顧好各方面群眾關切。“當務之急是解決底層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比如縣域以下城鎮化進程中失地、拆遷群眾的利益補償問題，”張希賢說，“相對而言，富人、權貴的利益，已經有了更多保障。”高新民指出，利益協調的含義，還包括如何使群眾利益訴求以制度化的渠道合法地表現出來。這又考驗了黨如何應對民主政治。她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群眾的民主訴求日漸強烈。群眾首先關注的是利益，但利益能否得到公正協調，需要特定的制度、法律保障，這與公共事務的民主決策、權力制約等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就要求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轉變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而我們有的領導干部的工作方式能夠與這種變化相適應，有的則明顯不能適應，習慣于用傳統的強制性手段對待群眾。少數地方甚至出現過領導一句話就決定一條街道、一個村莊是否拆遷的行為；出現過僅因上訪就把群眾抓起來的行為；出現過僅因在互聯網發表批評政績工程就導致牢獄之災的現象，等等。這與社會主流價值理念有很大差距。”高新民說。同時，還有黨風廉政問題能否最大限度解決的考驗。近些年來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其深層次原因之一與黨風廉政問題有關。就干部隊伍總體而言，出現的問題大多數屬于作風層面，如對群眾冷漠，方式簡單粗暴，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等，導致群眾難以接受。就其價值取向而言，本質上還是沒有把群眾當做國家權力和權利的主體。“所有的考驗，匯集到一點，就是群眾工作事關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高新民說。工作平臺亟待創新從中央的要求看，新形勢下，做好群眾工作，一方面要堅持傳統有效的經驗，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創新，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改進群眾工作方式。高新民認為有幾個問題需要重視：一是轉變理念，樹立“四觀”——“大群工”觀，即群眾工作是一個蘊含在整個政治體系運作之中的過程，黨群關系是整個政治體系運轉的結果；服務觀，即以服務作為黨政機關、基層組織的主要功能和業績考核內容；民主與依法執政觀，即群眾基礎變了，民主與依法執政是群眾工作應有的基本觀念，也是基本的工作方式；民眾利益本位觀，即公權力不得與民爭利。二是進一步改進決策方式，通過民主決策，給利益相關方以平等的機會介入到決策過程中來，防止少數人控制話語權。以民主與法制的途徑確保公正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使人民放心。三是把服務融入到社會控制中，以服務的良好形象獲得群眾認可與社會的穩定。四是進一步在基層實行選舉制度改革，以授權方式的改革，迫使各級領導干部為群眾服務，迫使各級組織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結合起來。五是進一步改革、完善人大代表制度，使其真正反映選民意志。此外，還需創新領導方式、工作方式，以民主、法制的手段為主解決群眾問題，同時充分運用高科技時代提供的一切手段、渠道，如互聯網留言版等，熱線電話等，及時了解群眾意見，排查矛盾，解決群眾困難。“但一切高科技手段的運用，最終還得依賴各級領導機構的重視，因此，關鍵在領導。”高新民說。正確方式方法是做好群眾工作的重要保障，采取臨時抱佛腳的態度是做不好的，必須提高規范化、制度化水平。張希賢認為，改革與創新黨的群眾工作，首先需要構建開展黨群工作的新平臺。現今黨群工作中的困難，一個重要原因是平臺的“老化”與缺失。比如，農村可大力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社和各種專業協會，城鎮可以街道和社區為基礎，大力發展各種新型社會組織，把人民群眾按市場化要求重新組織起來，使黨群工作在新的平臺上推進。與此同時，創新基層黨的領導體制。張希賢認為，今天的城市城鎮，居委會和城中村、近郊村的黨組織，已經很難適應新時期黨的群眾工作需要，應當創新城市基層社會黨的領導體制。農村的青壯年主力走了，年輕黨員和積極分子隊伍進城了，許多農村黨支部已經無法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因此也可依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農村社區化發展，用農村社區黨工委逐步取代村黨支部。比如，一些地方探索創建了社區“大黨委制”，在城市拆遷和城中村、近郊村的改造過程中，避免了群眾的震蕩；一些地方以農村社區服務中心為依托，力圖滿足農村群眾的生活和文化需求。“實踐證明，黨群工作中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是黨在基層的領導體制問題。因此，新時期黨群工作，必須有體制創新作保證。”張希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