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領導干部選人用人-資料下載頁

　　

【正文】 干部的任用過程中，3不斷加強對其的監督和 “免疫教育”，才能保證我們的干部在任用以后不偏離正確的航向和軌道。同時，監督的過程也是鞏固選拔干部工作成果的過程。只有監督好了，我們在選拔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公信度，才能在選拔之后得以延續、持久！黨的十七大把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作為黨的建設的一項重大任務，明確要求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全過程監督。四項監督制度的出臺，把干部選拔任用的全過程，置于前后、左右、上下全方位的視角下進行監督，使選人用人監督更具有針對性、操作性和實效性，為我們科學公正選用干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一方面，我們要進一步強化對選人用人程序的監督，確保干部選拔任用整個過程、特別是關鍵環節公開公正、規范運行。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健全干部監督機制。認真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切實提高領導干部按章依規辦事的自覺性，強化對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經常性督促檢查，進一步完善領導干部任期制、辭職和罷免制度，充分運用降職、免職等手段加大對不稱職和不勝任現職干部的處置力度，疏通干部“下”的渠道，確保賢者上，庸者下。堅持預防、監督、懲處并舉，切實把嚴格監督貫穿于選人用人工作的始終。2011年7月2日4第五篇：選人用人是領導干部的重要職責選人用人是領導干部的重要職責20100105人民日報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五湖四海，拓寬視野選拔干部，廣辟途徑培養干部，滿腔熱情愛護干部，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事業中來。選人用人是領導干部的重要職責。貫徹落實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各級領導干部就要在選好人用好人上下功夫。我們黨成立以來，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能夠領導人民最終走向勝利的一條重要啟示，就是始終將選人用人作為關系事業興衰成敗的基礎工程、戰略工程、生命工程。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就反復強調：“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還明確指出，領導者的主要責任是抓好“出主意”和“用干部”兩件事。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志曾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別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評，這項工作做不好，就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在世紀交替的歷史階段，江澤民同志特別強調，要“真正把培養和使用好各類人才作為黨和人民事業興旺發達的大事來看待、來落實”，各級領導干部要有“識才的慧眼、用才的氣魄、愛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善任，廣納群賢”。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胡錦濤同志根據新形勢新任務多次提出，要“切實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又進一步強調：“讓能干事者有機會，干成事者有舞臺，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鉆營者得利。”經過新中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艱辛探索和奮力開拓,中國的發展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往開來，靠的不僅僅是路線、方針、理論、政策的正確，還要有能夠將民族復興不斷推向歷史新高度的優秀人才。更為重要的是，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會被淹沒，人才不為我所用，就可能為他所用。我們要贏得比西方發達國家更大的制度優勢和發展優勢，贏得比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更強的競爭力和感召力，就必須將真正的人才從社會的各個角落中選拔出來、凝聚起來、使用起來。為此，領導干部特別是中高級主要領導干部，必須將選人用人作為神圣歷史使命和重大政治責任，敢為伯樂、樂為伯樂、善為伯樂，切實承擔起選人用人的重要職責。我們黨大力推進干部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已初步形成比較健全的選人用人制度。但與此同時，一些領導干部在選人用人問題上也產生了一些錯誤認識和傾向，影響了選人用人的公信度和黨的生機與活力。衡量選人用人體制機制是否完備的一條重要標準，是看各方面的優秀人才是否具有均等的發展機會和寬廣的實踐平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成功實現了以“伯樂選人”為主向以“制度選人”為主的轉變，極大提高了選人用人的公信度，營造了風清氣正的良好用人環境。但是，推進選人用人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并不是對領導干部選人用人職責的否定和弱化，而是保證領導干部正確履行選人用人職責的必要規范和有力監督。因此，在堅持制度選人主渠道的基礎上，要更好地發揮伯樂選人的獨特作用，用制度來規范和監督“伯樂”選人，用“伯樂”來激活和促進制度選人，使兩者相互促進、形成合力。判斷領導干部的實績，不僅要看他做了多少事，做得怎么樣，也要看他選用了多少人，選用得怎么樣。當前，增強領導干部選人用人職責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要把選用了多少人才、從哪些渠道選用人才、選用人才的實際效果怎樣，作為判斷領導干部實績的重要內容。具體而言，一方面，要為選人用人職責提供更多的制度依據和實踐空間，加緊研究將選人用人作為一項重要考核指標，增強領導干部選人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使其敢為“伯樂”、樂為“伯樂”。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選人用人的機制和規范，避免隨意性和盲目性，盡快健全干部選拔任用監督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強化領導干部的自律意識和領導責任，使其善為“伯樂”，慎為“伯樂”。“選用什么樣的人，怎樣選用人”是貫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關鍵性課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就選人用人的標準、渠道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部署，為領導干部承擔選人用人職責指明了方向。首先，在選人用人標準問題上，在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同時，首次將理論素養、學習能力作為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的重要依據。今天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各種復雜問題和矛盾日益凸顯，這對于領導干部的政治素質和戰略思維提出了越來越迫切的要求。而理論上的清醒和堅定，是政治上清醒和堅定的前提和基礎；理論上的敏銳和成熟，是思維上敏銳和成熟的條件和標志。從一定意義上講，能否將理論素養、學習能力作為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的重要依據，直接關系到國家發展全局和政治局面穩定。其次，在選人用人渠道問題上，再次重申了“堅持五湖四海”的原則，明確提出鼓勵多種渠道推薦干部，廣開舉賢薦能之路，拓寬黨政干部選拔來源。選人用人是一門科學，有著自身內在的規律和特點。人才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活躍在各行各業之間。這就決定了選人用人必須立足五湖四海，著眼四面八方。目前拓寬選人用人渠道，一是橫向要著力“疏通黨政機關干部、企事業單位干部交流渠道”，加快研究制定具體實施辦法，破除各種體制性障礙，推動不同體制間選人的良性貫通。二是縱向要注重“建立來自基層一線黨政領導干部培養選拔鏈”，加強不同層級部門間干部的交流力度，拓寬基層干部升職換崗的渠道。需要強調的是，選人用人不能不看干部來源，卻不能唯來源論；不能不強調實踐經驗，也不能唯經驗論。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崗位，對干部素質的要求也不同。針對目前干部隊伍現實狀況，對于基層領導干部的選拔來看，要將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及對群眾的感情作為考察重點；而對于中高級領導干部的選拔來看，則要將戰略思維、駕馭能力及對發展規律的把握作為關鍵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