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近代史綱要之感悟-資料下載頁

　　

【正文】 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在這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系，是非常之顯然的。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九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早在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李鴻章面對時局之變動，感慨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后的幾十年，無論是康梁的維新，還是庚子事變，以及之后的清政府立憲、辛亥軍興、民國草創，袁氏復辟、北洋內亂等等，都可以放置到這“大變局”之下，是自1840以來時代劇烈嬗變的延續。如果說1840年之前的中國，還處于一種自在的狀態，那么，1840年之后的中國，這種自在的狀態，則被外力所打破，而進入一種自為的狀態。在近一個世紀之內，內憂外患不止，動蕩起伏不息，可謂是百年如恍然一夢。雖有嘗試和探索，但都是一種后置的、刺激下的反應，更像是巴普洛夫理論下的條件反射一樣。直到有了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有了五四運動的吶喊，古老的中國，才真正從夢中頓然醒來,開始直面現實，究竟“怎樣做一個中國人？”、“做怎樣的一個中國人？”，開始主動地思考“中國該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之后又歷經三十年，國共兩黨按照自己的詮釋，分別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歷經交鋒與武斗，直到1949，一方勝出。因此，可以說，“五四”才是開啟了一個時代，開“未來三千年之風氣之先”，其價值和意義，再怎么夸大都不為過。因為有了新文化運動，文化，才不再是文人騷客裝進籠子里，放在手中把玩的會唱歌的八哥，不再是提在魯四老爺手中的那根隱形的鎖鏈，而成為了培育一個新的中國人的土壤，成了普羅大眾都可擁有的，可以支撐自己站起來，喊出要新生，支撐娜拉們自己走出家門，要成為自主新女性的力量所在！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歷史的塵埃中，成為時代的絕響。無論是創建“人的文學”，還是《新青年》同仁們的對封建文化的激烈鞭撻，其背后的訴求和指向都是：怎樣做一個中國人，做一個怎樣的中國人？是做新人，還是做舊人？如果要拯救孩子的話，那么，該給予孩子們怎樣的文化環境？讓他們讀什么樣的文學？帝制雖然已經結束，但只不過是揭開了兩千年封建中國的一角，國人，四萬萬同胞仍然生活在帝制文化的黑幕之下，如果不全然地揭開撕碎，在黑幕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也是見不到陽光的。如果說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還是一次在新壇子里裝舊酒的舊式的農民起義，只不過是從紅巾軍，白蓮教換成了西方的舶來品。真正意義上的對于“中國向何處去”的探索和嘗試，還是從康梁的維新開始。但無論是康梁的維新還是同盟會等人的會黨活動，包括辛亥軍興，這些關于“中國向何處去”的嘗試，都沒有真正意義上成為民眾廣泛參與的廣場性的運動，而更像是一群人在屋子里的密謀。換言之，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在當時的中國都屬于少數群體，真正的青年、廣大的工人、學生乃至普通的市民，是沒有被喚醒的，也是沒有加入到“歷史推手”群體中去的。改良或革命，都是一部分人，對于“中國”這艘大船的船長位置和航線的爭奪，乘客仍然擠在下等艙內，看著“城頭變換大王旗”，就像《茶館》里所描繪的，在張勛復辟時，沒有龍旗，拿紙做的來應付，辮子剪了，假辮子對付。五四運動，才真正意義上，第一次地開啟了普通中國人對于國家的自主意識，《南京條約》簽訂的時候，北京城的市民沒有到紫禁城前抗議游行，因為那是愛新覺羅家的家事。《馬關條約》簽訂后，舉人們去公車上書了，但舉人都是有功名的老爺們，他們尊奉的主子只不過是從慈禧換成了光緒，且仍然是跪著的。辛亥革命的革命黨，在未莊的農民那里，被描繪為穿著“白衣白甲”，是為崇禎皇帝報仇的，人血饅頭也是照吃不誤的。但是，巴黎和約簽訂的時候，青年學生涌上了街頭，市民、工人也迅速加入了進來。他們，要為中國的權力和尊嚴而抗爭，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從下等艙里走出來了，對于中國向何處去，他們要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在1919年上半年召開的巴黎“和平會議”上，中國政府代表提出了廢除外國在華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和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均遭到拒絕。這個由幾個西方列強把持的會議，竟規定德國應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會議給予中國的，只是歸還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被德國掠去的天文儀器而已。北洋政府居然準備在這樣的和約上簽字。消息傳到國內，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其實，在1919年至1918年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相當迅速的發展。中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力量也進一步成長起來了。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經達到200余萬人。這樣，五四運動就獲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爭更加廣泛的群眾基礎。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響的年輕一代知識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最初的群眾隊伍和骨干力量。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的巨大影響，中國人也受到了兩個教訓：一是無論南北，凡軍閥都不應當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動的希望。五四運動遂應運而生。然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無疑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門前集合，隨后舉行游行示威。學界的宣言呼吁：“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學生的愛國運動受到北洋政府的嚴厲鎮壓。正是這個時候，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六、七萬工人為聲援學生先后自動舉行罷工。工人罷工推動了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隨后，這場反帝愛國運動擴展到了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五四運動開始時，英勇的出現在斗爭前面的是學生群眾。這時，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斗爭的主力由學生轉向了工人，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向了上海。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罷免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6月28日，中國政府代表也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五四運動的直接斗爭目標得到了實現。由于五四運動是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因此它具有辛亥革命所不具備的一些特點。主要是，五四運動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認識的階段，這典型地表現在義和團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即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并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在五四運動前后才開始的。在這場運動中，提出了“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和“另起爐灶，組織新政府”這樣的口號。這表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五四運動是一次次真正的群眾運動。如果說，辛亥革命的根本弱點之一，是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組織群眾，那么，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場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逐漸年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失敗，有力地打破了人們對與資本主義的幻想。瞿秋白當時就說：對于五四運動，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華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的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里。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與社會主義。而在這些傾向于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中，一些人經過比較，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集合起來。在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顯示了偉大的力量。工人在斗爭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個事實，給予先進的知識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學生聯合會在告同胞書中說：“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工界罷工不過五日，而曹、章、陸去。正如鄧中夏所說：““五四”運動中有一部分學生領袖，就是從這里出發到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那些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潮，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脫下學生裝，穿上粗布衣，開始到工人中去進行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他們發揮了某種先鋒和橋梁的作用。這樣，五四運動就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正因為五四運動具備了上述新的歷史特點，它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開端。結尾：我想，上述這些，才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價值和最深遠的意義。也是在今天，我們需要紀念的。五四，并不僅是青年的節日，而是所有中國人的節日。倘若僅僅將其歸為是一次青年的愛國運動，定為一個節日，只會縮小其內涵。因為有了五四以及之前作為鋪墊的新文化運動，中國人，才有了自主的“中國人”意識，才真正地與這個古老的國家一起同呼吸，共命運，才開始直面和思考“我的中國該向何處去？”這些，在今天，仍然應當屬于黃鐘大呂，發出震驚乃至刺耳的聲音，而不應該淹沒進歷史的塵埃中，成為時代的絕響。參考文獻：，高等教育出版社。2.《新民主主義》，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