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資料下載頁

　　

【正文】 策，轟轟烈烈的破四舊、清算舊思想，對文化體系中原本已經非常稀薄的誠信進行了鏟除。執政政策的多變和反復無常，也在用殘酷的事實，瓦解人們對于誠信的信心。例如被毛澤東比喻為“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爭，文革中出賣朋友、出賣親人的所謂“義舉”，都在摧毀人們對于誠信的信心。傳統的“群臣有義”、“父子有孝”、“夫妻有情”、“朋友有信”的信任關系被徹底破壞。人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可以不講最基本的誠信，用手段構陷他人甚至是身邊親朋于絕境，成了文革強加給國人的最大的精神桎梏。文革結束后，我們又強迫停止了對文革的深刻反思。為了加速改革的步伐而提出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和“不爭論”的政策，再次強化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亞文化，并且把這種亞文化上升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可以說，從反右肇始、文革蔓延、改革開放后保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毒瘤是有相當民意基礎的共識。此外，無神論的宣傳極大地消滅了宗教對于人心的約束力，從而使得當前中國的道德語境中，誠信在事實上的缺失。由此可見，如果說古代中國，誠信的缺失主要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需要，中國民間尚且有維護誠信的強大文化力量的話；那么近現代中國，在慘烈的歷史進程所形成的新文化中，誠信已經不但在主流意識中不受待見，而且在民間意識形態中，同樣被邊緣化。這的確是當前誠信建設所面臨的難題。三、外來文化對誠信建設的積極影響。誠信危機似乎是從改革開放以后發端的，所以很多人誤以為是外來文化對國人的道德產生了沖擊，其實不然。國外社會之強調誠信，比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屢屢聽到國人在國外不受待見，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國人不誠信。例如德國人發明磁卡電話完全是為了應付中國留學生用穿線的硬幣打投幣電話。瑞典人不敢和中國人交易是因為中國人不講信用等等。國外同樣有歌頌誠信的歷史故事，國人耳熟能詳的就有列寧和華盛頓的故事。事實上，外來文化不但強調誠信，而且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理論，來論證誠信的至關重要性。目前，對中國影響最深的應該是西方文化，而西方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市場經濟國家。80年代，交易費用理論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該理論的創立者西斯還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交易費用理論是對傳統的價值規律的修正，認為交易會產生費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在一個誠信的社會中，交易雙方不必為了確認交易的安全性而投入巨大的精力去查證。也就是說誠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交易的潤滑劑。一個誠信的社會才有高效率；誠信缺乏，將導致交易費用居高不下，最終窒息經濟乃至全社會的活力。因此，國外文化非常重視誠信問題，并為此建立了個人的誠信檔案。西方國家不僅僅是市場經濟國家，而且是法治國家，善于用法律的強制力來促進個人乃至全社會的誠信度。在建立完善的個人誠信檔案的基礎上，西方社會將人進行信用評級，不同的等級會有不同的待遇。在整個道德領域，不誠信的人將遭受鄙視，甚至是歧視，有時幾乎落到“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窘境。此外，西方人普遍信仰宗教，而且對宗教的態度非常虔誠，不像國內許多信徒，僅僅只是實用主義的偽信徒。所以，在西方的文化環境中，誠信有著異乎強大的支持系統，人們不敢不誠信是常態。所以說，國內的誠信危機，并不能歸罪于外來文化。事實上，隨著近年來開放程度的日益加大，國人越來越多地了解了西方社會，更是驚嘆于那里的秩序和良俗。但話又說回來，國外文化一點問題也沒有，那也不見得。四、外來文化對誠信建設的消極影響。上文已經提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就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西方在119兩個世紀進行了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在這種以武力而不是以文化和制度為武器的擴張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再次成為常態。成王敗寇、物競天擇是活生生的事實。反過來，在被壓迫民族一方，為了救亡圖存，同樣也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和規則。一方是暴力，一方也是暴力；一方是欺詐，一方也是欺詐。惡具有傳染性，而且具有普遍的傳染性。馬克思列寧主義誕生于資產階級的暴力鎮壓中，那么馬列主義就崇尚暴力。歷史的勝者用陰謀詭計獲得勝利，就會輕信陰謀詭計一定會帶來更美好的生活。事實上，這點在二戰后已經在西方社會被清算。國外社會對工業革命以來所有資本主義歷史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并提出了新的道德觀。但并不意味著，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就會停止。因為當代中國的文化其實是馬列主義，這一19世紀最流行的西方文化中國化的結果。因此，有必要和西方一樣對于當代中國文化進行反省。目前認為，不誠信是人類追逐短期利益的弱點被經濟人假設理論強化后的產物。無論中國人還是西方人，追求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是通病。中國古代就有飲鴆止渴的說法，西方有“會下金蛋的鵝”的寓言。人類這種短視的局限性，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中得到了強化。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當然這也不能證明人一定會追逐短期利益。但在交易中，如果一方誠信，一方也誠信，雙方都能得到合理利益；但如果一方不誠信，一方誠信，那么不誠信的將得到超額利益，而誠信的將輸得徹底；所以理性的人一定選擇不誠信。這樣就陷入了一中惡性循環，因為害怕人家不誠信而采取主動的不誠信，對方因為你的不誠信也采取不誠信，于是雙方越來越不信任。因此，信任和誠信是一體兩面，不誠信的背后是信任的缺失，只要是信任缺乏的地方，人類的弱點就一定會爆發。雖然，西方文明經歷兩次啟蒙，119世紀的西方文化中，人道主義并未占據中心位置，而這一時期，正是我國大力引進（很大程度上是被迫引進）西方文明（馬列主義是這一時期西方文明的高峰）的階段。綜上所述，無論中西方文明，對誠信都是持肯定態度的。但在各亞文化體系中，誠信的地位是不同的。當前的中國已經不再是傳統的中國文化了，當然更不是西方文化。應該說是傳統文化和119世紀西方文化雜交的產物，而且面臨著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二次結合的問題。重建誠信，所面臨的問題并非傳統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問題，而是在兩者結合的過程中，誠信的價值被邊緣化的問題。任何一種鼓勵人與人信任的文化，就是培養誠信的良好文化土壤；任何一種鼓勵人與人的排斥與斗爭的文化，都是破壞誠信的污染因素。當代中國文化受階級斗爭毒化極深，并且隨著中國社會的再次分化與矛盾積聚，被逐漸繼承和發揚光大。壞東西比好的東西更容易被保留和傳承，除非善有實現的可能。作為文化而言，告訴人們行善，包括誠信能夠帶來好處，并且要讓人民從心里覺得誠信比不誠信好處更多，而不是口頭上用戶誠信，這樣的文化才能維持、保護并將誠信發揚光大。但要做到這一點，已經超出了本文的命題。本文只是分析文化之于誠信的影響。如果要論述重建文化以恢復誠信土壤，這也是一個極度宏大的命題，有待更多有識之士去完成。嘉善縣魏塘街道 袁越峰第五篇：論莊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淺談莊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與儒家并駕齊驅。道家思想博大精深、豁達開放、神奇玄妙，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莊子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正如一些學者所說：“它的超然，是因為它太認真、太高傲；它的避世，是因為它太理想主義、太純粹。不過也正是這種超越精神，構成了莊子人生哲學中最有價值、最有特色的部分。”特別是莊子所提出和關注的一些基本問題，往往是一些可以貫通古今中外、屬于全人類都面臨的共同問題，所以莊子思想中蘊含的真理和智慧是偉大的，能給予我們借鑒和指導。但是莊子思想中的消極性和局限性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同樣我們也應該以現代意識和科學態度，對莊子思想的消極性和局限性給予客觀地揭露和批判。當今人們生活中在一個競爭壓力大、物質誘惑多、精神財富多元化的年代，人們的思想抑郁、沉重、復雜、茫然甚至消極厭世，因此從莊子的超越思想中尋求到有啟迪、有裨益的思想財富是刻不容緩的，我們要深入挖掘和闡發莊子思想的現代價值和現代意義，從而使人們的思想認識和精神內福；而絕對幸福卻是通過對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層的理解而得到的。萬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在它們充分而自由地發揮其自然能力的時候，它們都是同等的幸福。《逍遙游》里講了一個大鳥和小鳥的故事。兩只鳥的能力完全不一樣。大鳥能飛九萬里，小鳥從這棵樹飛不到那棵樹。可是只要它們都做到了它們能做的、愛做的，它們都同樣的幸福。所以萬物的自然本性沒有絕對的同，也不必有絕對的同。《莊子?駢拇》說：“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然也！在一個社會群體里，人們各有分工、安分守己、彼此照應、釋放能力、傳播效能，這是自然規律，是自然本性，無需過多的奢望貪求。農民有農民的價值，工人有工人的意義，公務員有公務員的工作，每一個單體就像龐大的社會機器上缺一不可的螺絲釘，是所有人類的共同努力才造就了如此輝煌的現代社會。莊子思想里最積極的意義應該就是鼓勵每個人去積極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在他人面前卑躬屈膝，因為我們都是平等的生命體，沒有高低貧賤之分。道家思想里還有另外一個方向，它強調萬物自然本性的相對性，以及人與宇宙的同一。要達到這種“同一”，人需要更高層次的知識和理解。由這種“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 的。他們發現有些東西對他們有好處，就迫不及待，要別人也有這些東西。可是他們的好心好意，卻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慘。這樣的政治手段我是深有體會的。在“3?14”事件里，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縣市個別群眾因受到不法分子蠱惑，參加了打砸燒搶活動，給全州人民留下了心里創傷和揮之不去的陰影。近年“**集團”變本加厲，加快了“藏獨”步伐，甘南州個別僧眾聽信謠言，通過自焚示意“藏獨”決心。中央、省、州全力打擊分裂勢力和不法分子，然弊大于利。根本上鏟除不了分裂勢力，卻給正常的群眾生產生活帶來了莫大的困擾，側面激起了民眾的不滿和心里抵抗，這恰恰就是違背了老莊的“不為之為”治國手段。若政府過多干涉經濟市場，不放權，不遵從市場規律，只會適得相反。本意是為了平均公平，結果卻是極少部分人在享受果實，公平遙不可及。然而若一味放開管制，任由市場發展，各種矛盾依舊顯現，地產商的暴利，房價的高漲，房奴的苦不堪言。所以，政府、法律不是像老莊所描述的摒棄不為的多余工具，也不是政治人眼中無所不能的利器，適度、實際、科學、合理才是關鍵。老莊的不為、避世的消極思想，影響了一批自恃清高、在世不為的有才無德人士。這一批人，不像鄧小平那般忍辱負重、為國為民，而是空有才能享受清閑的自私人士。人若在世，僅僅想著去修生養性，締造一個孤獨的道德生命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