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wenkub

　

【正文】 結論。)19世紀后各國立法就債權讓與所作的諸多努力的根本動機，更是為了完善債權的財產性質，使之資本化而成為投資工具。 在另一方面，債權讓與制度本身雖然是在債權財產化的過程中孕育，但又是促使債權財產化的工具。：《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王衛國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頁262263。美國學者在闡述英美法上的合同權利讓與時有相似的論述：如果承認受讓人獲得的是法定產權(legal title)，就會削弱對債務人的保護。)這種債權所有權化的觀點雖然未能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但債權人對其債權享有的支配和排他等權能，也不可否認。) 債權的財產化(非人格化)，使債權的自由讓與成為可能。)在這一時期，如果債務未被履行，則債務人就要將其整個人身(人格)置于債權人的權力之下；而且，債權作為聯結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法鎖，其任何一端發生變更都會使其失去同一性，所以債權的讓與未能被承認。其目的不僅僅是要在既有的讓與規則中為雙重讓與問題尋找答案，以消除理論上的謬誤，同時也試圖藉此揭示讓與規則背后隱藏的價值功能，并在此基礎上為其發展提供某種指導思想。)又如有償的部分讓與和無償的全部讓與，孰為優先?此類假設還可按不同的排列組合設定。但稍事推敲，就會發現其破綻百出，矛盾重重。)第83條為根據，認為讓與人將已讓與的債權再次讓與他人時，在各受讓人之間，依據如下標準確定取得債權的受讓人：(1)兩個以上的讓與中，有償讓與的受讓人取得債權；(2)兩個以上的讓與中，有可撤銷事由的讓與的，無可撤銷事由的受讓人取得債權；(3)兩個以上的讓與中，同時有全部讓與和部分讓與的，全部讓與的受讓人取得債權；(4)兩個以上的受讓人中，先對債務人為有效通知的受讓人取得債權。債權讓與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邏輯貫徹——以雙重讓與為主要分析對象法學論文 一、問題的緣起 我國新合同法主要效仿歐陸各國立法例，就債權讓與做出了較為詳盡的規定。(注：余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469；李永軍：《合同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383；崔建遠主編：《合同法》(修訂版)，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頁183；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頁358。單在稍具邏輯知識的人看來，同一個債權讓與事實，完全可以按不同標準被歸屬為上述四種不同性質的讓與情形，那么問題此時就變得復雜了：假設部分讓與已被通知于債務人，那么是否優先于未為通知的全部讓與?(注：英美合同法為這一問題提供了確定的答案：就部分讓與為通知后，對讓與人或對第二受讓人為全額償付，不起解除債務人義務的作用。 事實上，債權雙重讓與的處理遠非如此簡單，它涉及的是讓與人、受讓人、債務人和次受讓人之間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進而關涉債權讓與制度之整體設計。 二、對讓與人和受讓人之利益的保護：債權讓與之法律可能性和安全性的基礎 債權的財產化意味著債權從人身關系到純粹經濟關系的一個質變。隨著觀念的更新，債權本身實現了從主觀的人身關系到客觀經濟關系的推進，債務人的人身責任逐漸演化為純粹的財產責任。誠如日本學者勝本正晃所言，債權的本質，乃特定人對特定人請求一定給付的請求權，這種相對的、抽象的關系，在經濟交易不頻繁的時代，純屬當事人間的內部關系，在經濟交易方面并不發生獨立性的機能或特別意義；但在近現代經濟生活中，一方面，財貨的交易不再以直接消費為目的，而以增加交換價值為其目標，另一方面，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不僅將物質作為資本，甚至欲將一切關系均予資本化。(注：劉紹猷：’將來之債權’的讓與，載于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中)，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頁889。：《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王衛國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頁255。由此可見，合同權利對外的支配權、絕對權特性在英美法系也于一定程度上被承認。這就意味著，欲使債權完全失去人身色彩而表現為純粹的財產關系，就必須承認債權讓與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債權的財產性因其自身的請求權性質和期限性而表現為一種預期的利益，債權人往往在需要時感到不便和不安。 債權人得自由讓與其債權，只是在法律上使債權轉讓成為可能。(注：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709。對于這一問題，應區分不同立法例予以回答。因此，法國民法典將債權和其他無形權利的轉讓安排在買賣合同一章，從而將其定性為買賣合同的一種。后者僅發生應移轉債權之債務，(注：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頁704705。而在德國法上，由于原因行為只是產生應移轉債權之債務，與它相獨立的債權讓與行為才產生債權的移轉效果，所以完全可能與其物權行為理論一樣，備受人為擬制、歪曲實際生活之責難。相形之下，法國法對受讓人之安全地位的保障遠為遜色。 如果說區分原則和無因性原則在指名債權讓與中的作用尚不明顯的話，那么就證券化債權而言，這些原則構成其安全流通的基礎卻是不爭的事實，因為無論是在法國法系、德國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原因行為和票據行為(其實質就是證券化債權的讓與)相區分，以及票據行為的無因性，都是得到承認的。但事實上，債權讓與并非如此簡單，第三人的介入往往使此種模式更趨復雜。在此情形，會產生兩個以上的受讓人，而這些 受讓人在法學上互為第三人。此時，問題轉化為以下第(2)個問題。(注：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頁24。學者普遍認為，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交易安全和便利之確保上，占有之公信力為其不可欠缺的基礎。ndez,Editorial Arial,.,Barcelona,1987,)。)但對于證券化債權，各國民法尤其是商法都做出了保護第三人的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受讓人的安全地位，從而推進了債權的可讓與性。因此，要對其做出回答，首先也須考察不同法律制度對債權讓與性質的不同認識。(注：應指出的是，在不區分原因行為和債權讓與行為的立法例下，債權既然在第一個買賣合同成立時即已移轉，那么原債權人再次出售其債權雖然在生活中會經常發生，但在法律上應無可能，因為他此時已無權處分該債權。但物權的變動或債權的轉讓欠缺足以由外界辨識的表征，對作為交易秩序整體之化身的第三人保護不周。結合這兩條規定，可以推知，在發生雙重讓與的情形，雖然按照意思主義的規定，前一受讓人自轉讓合同成立之時起即取得債權，而后一轉讓合同應為無效(第1599條)，并且讓與人應負權利存在之保證責任(第1692條)；但如果后一受讓人依其向債務人所為的轉讓通知，或依債務人在公證文書接受轉讓的表示，而占有債權，則應由其取得債權。)意大利等國民法典所采。孫憲忠：《論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頁470。(注：哈羅德oJo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頁177180。于是，任何人在受讓債權時，雖然在名義上能于轉讓合同有效成立的同時取得債權，但他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