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wenkub

　

【正文】 的發展瓶頸 ,而這正是印度的制造業發 展為何遠遠落后于中國 、并且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為數很多的印度企業要到海外投資的原因所在 。 但是 ,勞動力的素質不高 ( 文盲率要達到40 %以上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有關) 。 通過采取積極的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 ,其方法是人民幣匯率貶值 (1994 年) 和出口退稅 ,中國有效地解 決了由內需不足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問題 。這樣的一些初始 條件決定了當時的中國經濟必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勞動幾乎無限可供給 。2. 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不同再從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來看 ,這兩個國家也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別 。在 1991 年時 ,印度的平均關稅為 83 % ,但是到了 1998 年 ,印度的平均關稅已經降低 了 30 %以上 。什么地方產權改革越是滯后 ,那么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就越慢 ,貧 困的問題也就會變得更加嚴重 。這項改革最初是從農村開 始的 ,然后就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勢迅速地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得以推行 ,從而成功地奠定了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制度基礎 。但是 ,由于 中國與印度的國情不同 ,中國和印度走向市場化的道路存在著很大差異 。如果我們透過表面現象 ,深入到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去分析 ,那么我們就會發現 , 發生在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中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用“龜兔競賽”來加以概括的 。不僅如此 ,在現有的國際規制下 ,中國和印度崛起所產生的這種世界 性影響不會是破壞性的或侵略性的 ,只能是和平性與建設性的 。首先 ,中國與印度都是屬于世界“人口年輕”的國家 ,它們可以為整個世界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第四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表明 ,盡管各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 ,以及文化遺產可以不盡相 同 ,但是 ,實現經濟增長 、擺脫貧困 、走向富裕和現代社會的必經之路則是市場化 、自由化與國際化 。這是因為 ,自從進 入工業化時代以來 ,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較穩定的負相關關系 ,即經濟增長 ,以及由 經濟增長所造成的收入增加會改變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 —收益”函數 ,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會因為收入增加 、生活費用上漲而增加 ,但人們生兒育女的收益 (比如養老送終的收益 、增加人口數量以 增加家庭總收入的收益等) 則會因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遞減 。因此 ,即使在西方學者的很 多著作中 ,也是從來不把美洲作為西方的殖民地來看待的 ,相反 ,他們更加愿意稱美洲為西方的衍生國家[ 2 —p130 ] 。第二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還可以看到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與 15 世紀以后西方國家的崛起具 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印度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 ,其貧困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 36 % ,但是在市場 化改革僅 8 年之后 ,其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就顯著地下降了八個百分點 ,平均每年降低一 個百分點[ 1 —p64～65 ] 。對此 ,我們大致可以從以下 幾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第一 ,中國與印度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貧困問題提供了新的希望 。但是 ,當日本于 20 世紀 70 年代成功實現對美國與歐洲的趕超 ,以及隨之而來的東亞“四小龍”與“四小虎”的經濟起飛 ,給中國以巨大的沖擊 。但是 ,隨著西方對印度的殖民 ,以及對中國的殖民滲透 ,本來 就已處在停滯狀態的中印兩國經濟更是出現了歷史性的大逆轉 。毫無疑問 ,由中國和印度所帶動的東亞和南亞的各個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必定會打破 世界經濟原有的平衡而導致全球貿易和資金流向的巨大變化 ,特別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 大國崛起而帶給整個世界經濟的沖擊極有可能超過歷史上德國和日本崛起所帶來的沖擊 。與此同時 ,東歐和中亞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在經過 10 年的停滯之 后已經下降到了前者的 50 % 。發生這一現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 首先 ,當然在于這兩個國家近年來極為出色的經濟表現 。為了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 ,中印兩國都面臨著挑戰 。　　[ 摘 　要 ] 　在過去的 10 多年中 ,中國和印度兩國經濟高速增長 ,這正在改變著世界經濟的格局 ,并引起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 。兩國共同的問題是堅持通過創造財富來消滅貧困而不要搞平均主義 。但 是 ,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國家持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正在迅速地改變著世界經濟增長的地理版圖 ,并改寫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 。南亞的高速增長已經使得該地區經濟體的 GDP 達到了與中東和北非一樣的水平 。而這正是世界各國給予中國與印度以如此深切關注的理由所在 。在此后的 100 多年時間里 ,中國 與印度 ,以及這兩個大國所在的亞洲很快就成為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地區 ,而且大部分貧困人口恰好 集中在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人口規模極其巨大的國家里 。中國在經過審慎的思考以后 , 在 1979 年以后毅然決然地走上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道路 ,從而創造了令世人震驚的中國經濟奇 跡 。眾所周知 ,只有經濟增長 才能有效地減少和消滅貧困 ,或者換句話說 ,財富的創造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性因素 ,而分配至 多只能解決公平問題 ,但是絕對不能解決貧困問題 。毫無疑問 ,中國與印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巨大突破既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 走出貧困樹立了信心 ,也為世界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可能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是有助于減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貧困的 ,但是在西方國家崛 起的過程中則制造了世界性的貧困 。但是 ,除了美洲 ,或許還要算上大洋洲 ,我們在世界其它各大洲再也沒有看到過由 西方國家的殖民活動而帶來的經濟增長 ,在前西方殖民地國家普遍發生的現象事實上是經濟崩潰 與貧困的增長 。因此 ,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的結 果將是增量 (流量) 人口的下降 。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4 年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以十分贊嘆的語句肯定了市場經濟在解放社會生產力中所發揮出來的驚人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用了“法術般地呼喚出來”的詞匯來描 述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的景象 ,并且還為我們描繪了當這種被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隨著市場邊界的 擴張而走向全世界時又是怎樣引起整個世界的制度變革的 。 其次 ,它們擁有強大的低成本制 造能力 ,這可以讓整個世界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而不至于發生通貨膨脹 。因此 ,與以往發生在西方世界的大 國崛起相比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更加有利于人類解放與世界和平 。事實上 ,與其說中 國和印度在進行著一場競賽 ,還不如說它們各自在尋找著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崛起之路更為妥當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 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 ,而印度在其改革開放以前所實行的則是以私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 ,這種制度上的根本差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 ,必須要選擇不同 的改革道路 。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 ,僅僅是在 1978 年至 1984 年間 ,由于中 國政府在農村進行了明確土地產權和其他一些產權的改革 ,就使中國農業產出提高了四十二個百 分點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盡管再分配可以緩解不同地區間的收 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矛盾 ,但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還是在于產權和其他相關制度的改革 。貿易自由化導致激烈的市場競爭 ,這種競爭不僅來自國內 ,而且還來自國際社會 ,其結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業的生產率 ,并且還顯著地減少了印度企業關門倒閉的現象 。就中國而言 ,對 外開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 ,而印度的對外開放則采取了對外投資與自由貿易的方 式 。第二 ,內需因為過剩勞動 和農村居民數量過大而嚴重不足 。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 ,不僅有效增加了中國的投 資總額 ,還激活了市場競爭 ,激發了中國的企業家精神 ,促進了中國企業制度的改革 。基礎設施非常糟糕 ,并且因為過早地推 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導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 。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 、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其基于種姓制度之上的 精英教育體制結合起來 ,再加上由于英國殖民而留下的語言遺產 (英語被英國殖民者確定為印度的 官方語言) ,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印度為何無法采取鼓勵出口的發展戰略 ,并且在政府無法作為3的自由化貿易戰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外包式國際分工的道路 。更加重要的是 ,除了率先發動工業革命的英國之外 ,幾 乎每一個通過發展制造業而走上工業化發展道路的國家 ,在其制造業發展的早期階段都需要政府 的適當保護和有力的出口支持 。在對中國和印度的開放模式進行比較之后 ,我們有必要澄清兩種已經廣為流傳 ,但是卻并不正 確的觀點 。其次 ,當我們把這樣的區別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時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國制造業由 于具有較長的產業鏈和更大的產業溢出效應 ,從而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帶來更為公平的經濟 增長 。不錯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往往都同時面臨著雙 重的制約 :既有軟性的制約 ,如制度和技術 。而這正是軟性制約因素要比印度更多的中國為何會比印度發展得更快的原因所在 。 這可以從兩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及其增長的速度上明顯地觀察到 。印度的情況與中國恰好相反 。眾所周知 ,中國和印度的稟賦特征是非常相似的 ,可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道路為何還會產 生如此重大的差別和非常不同的做法呢 ?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就有必要對中國和印度的投資 和商業環境加以比較分析 。 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商品和服務稅 ,其支出主要用于基本建設 ,也就是國際上所說的 基礎設施建設 。為了達到以上目的 ,中國的地方政 府就必須為改善投資環境而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 ,這種投資的費用先是通過土地批租或者銀行借款來籌措的 ,進而是通過由產業發展所造成的稅基的擴大而征得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對比 ,其實我們還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發現 ,由于印度政府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于各種所得稅 ,所以在經濟發展以前 政府的稅收收入在數量上就必定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政府為了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就只得舉債 ( 包 括內外債) 。第二 ,從商業環境上看 ,中國在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 。但是在反映企業雇用職工的僵化指數中 ( 其取值41范圍為 0 100) ,印度則要比中國高出 12 個指數點 (這個數值越高 ,表明其勞工市場就越是僵化) ,中國的數值為 30 ,而印度的數值則高達 48 。因為投資于大規模的制造業 ,一旦經營出現 問題就會因為僵化的勞工市場和曠日持久的破產程序而陷入無路可退的絕境 。并且 ,正是因為有 了這樣的競爭 ,反而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 ,腐敗行為也會因為競爭而趨于減少 ,或者至少是與經濟增長激勵相容的 。再從教育成果來看 ,2002 年中國成 人的識字率男性為 95 % 、女性為 87 % ,青年識字率男性和女性均為 99 % ,但是在印度 ,相應的數據 則為 68 % 、45 % ,以及 80 %和 65 %[ 1 —p88～97 ] 。由于發展制造業與發展服務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在素質上是不盡相同 的 ,所以在勞動力素質平均水平較高的中國制造業獲得了極為充分的發展 ,而在勞動力素質平均水平較低的印度制造業的發展卻非常困難 。總之 ,無論從商 品貿易 、服務貿易 ,還是從外國直接投資等數據來看 ,中國的對外開放度都要比印度大得多 ,而造成 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擁有規模巨大 、且高度參與國際分工的制造業 ,而印度卻只有以滿足內需為主的服務業 ,因為服務部門的很多產品都是不可儲存的非貿易品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 ,我們認為中國通過加工貿易來發展我們的制造業是正確的選擇 ,因為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都可以緩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中的資源緊缺問題 。現在 ,我們還將從未來發展的趨向上進一步闡述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 。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 ,公平的 收入分配可以增加國內居民消費 ,從而使得本國宏觀經濟中的供求關系保持平衡 。但是 ,為了使得經濟增長能夠真正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應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為此 ,經濟學家們便創建了一種專門用來衡量社會收入分配之公平性的指數 ,該指數被定義為“基尼系 數”[ 4 —p569 ] ,它所測量的是一國經濟中個人或家庭之間的分配偏離完全平均分配的程度 。反之 ,則相反 。根據庫茨涅茲的發現 ,社會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指數 ,也就是我們在此所說的基尼系數 ,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趨于上升的 , 只是到了人均收入超過某一個臨界點時 ,該指數才會掉頭向下 ,社會收入分配也才會出現漸趨公平 的現象[ 5 —p276 ] 。進一步的分析還可以發現 ,正是因為在一國經濟增長的初期資本要素高度稀缺 ,所以為了鼓勵 人們儲蓄 ,政府通常也不太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階段就大規模地推行收入再分配的政策 ,否則 , 不僅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難以完成 ,就是人們最初被激發起來的那種創造財富的動力也會轉瞬即逝 。假如我們忽略了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階段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