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研究(文件)

　

【正文】 相當的合理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按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設計要求，政府還承擔著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籌措主要資金來源的重要責任，而且地方政府的籌資責任有下限而無上限，農民和中央政府的籌資水平有明確標準，從而在農民籌資力量薄弱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就要承擔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主要籌資責任。政府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設計中成為籌資主體之一，并且承擔主要的籌資責任。省及省以下的政府部門都設立了管理機構或經辦機構，這些機構的人員和辦公經費需列入同級財政預算，這就使得組織和管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成為政府日常工作的內容之一，政府成為組織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主體。(4)制度實施以縣(市)為單位傳統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上是在一個行政村的范圍內或鄉鎮范圍內統籌醫療資金，合作醫療制度的覆蓋范圍以行政村和鄉鎮為界。(5)制度設計上考慮到相關政策的協調任何一頊制度的順利實施都需要有協調的制度環境，傳統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常常在執行中遇到政策沖突，例如在過去曾經將合作醫療籌資列為農民不合理負擔而予以限制，這在一定程度造成改革開放以后重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奏效。關鍵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可持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是指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一般性分析關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定性，目前國內主要有三種觀點，即分別把“新農合”制度歸入社會保險體系、社會救濟體系和社會福利體系。與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相比，實施“新農合”是國家從農村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出發作出的一項決策，這種政策同時也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就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程度而言，還無法做到將13億人口全部納入國家城鎮醫療保障體系，故政府借鑒了保險業的運作模式，通過“大數法則”讓農民繳納一定的經費，采取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的方式籌集資金。山東大學劉雅靜在研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發展問題時認為，由于人們健康水平不同，不同人群面臨的疾病風險不同，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在“自愿參加”的原則下，必然會出現“逆向選擇”問題。截至2009年年底已覆蓋全國90%以上的農村居民。首先，原有合作醫療制度無政府參與，集體“空殼”使得農民全盤出資，報銷=自費，嚴重地影響了農村參與合作醫療的積極性。他們存在著“小病能扛，大病沒那容易恰巧碰到我”的僥幸心理，不想沒病先交錢，尤其年輕人是最不愿意參加合作醫療的。另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缺乏投訴及仲裁機制，醫療糾紛解決渠道有待加強。我國中西部地區鄉（鎮）衛生院危房率達3316%，需要改造建設的鄉（鎮）衛生院達70%，60%的鄉（鎮）衛生院缺乏基本醫療設備，一些村級診所只有諸如高壓消毒鍋、聽診器、血壓計等最基礎的醫療器械。3 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議及對策 加強法制建設，確保制度有效實施為保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順暢運作，國家應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各地政府也應結合當地情況制定出與之相匹配的規范性文件。 完善基金籌措機制，減輕農民負擔合理的籌資機制實質就是明確政府、集體、個人三方的責任和義務。最后，強調投入機制的多元化，國家通過稅收杠桿，鼓勵企業、社團等對農村醫療衛生機構進行財產捐助，還可以考慮發行彩券充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基金，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廣開籌資渠道。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鼓勵各種社會公共組織和其他服務機構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運作過程，這樣可以節約運行成本并且提高運作的效率，調動民眾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設的激情。在外部環境上，傅建輝認為：（1）農村合作醫療收費方式復雜化；（2）合作醫療運營成本上升。吳儀認為，在開展試點的地區，農民負擔有所減輕，看病就醫率有所提高，小病拖、大病挨的情況有所減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狀況有所緩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二、政府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的作用當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還處于試點階段，是低水平、不完全的農村醫療保障，要求我國政府在構建這一龐大體系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主導作用。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本質是農民的醫療互助制度，政府承擔的是有限責任，決不能包辦一切。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微觀機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微觀機制包括：籌資機制、補償機制、管理機制和監督機制。王瓊認為籌資順序應該變自下而上為自上而下的籌資順序，先由國家財政按農民人頭撥付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再由地方財政按照中央撥付的資金加以配套，最后憑已經到位的各級財政補助資金收繳個人負擔部分。孟翠蓮認為：在政府投入方面，可以既考慮將土地出讓金的一部分充實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也可以考慮債券、彩票、稅費轉移等方式；在農民個人繳費上可以考慮委托信用社代扣代繳制度和農民滾動式預交制度等，方便農民繳費。車蓬鴻認為住院醫療費用補助機制也有兩種：一種是設立起付線和封頂線，另一種是只設封頂線，不設起付線。方黎明認為住院醫療補助采取先支付全額醫藥費的措施，對于醫療風險較高的貧困農民和地區，參保人利用醫療服務的能力較弱，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積極性。這種模式不利于控制醫療費用，不能對侵害合作醫療基金的行為加以約束。不管采取哪種管理模式，都存在管理成本偏高的問題。（四）監督機制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各地政府都成立了有縣財政、監察和審計等有關部門和農民代表組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監督工作委員會，定期檢查和監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及基金的使用、管理情況。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來說，劉軍安認為只有在政府、農民和醫療機構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利益協調機制，才能保證其正常運轉。在總體上，袁兆康等認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以來，產生了重要的積極意義，農民的就診意識有所提高，門診及住院服務利用有所加強，健康狀況有所好轉，因病致貧比率下降。第三，合作醫療的費率確定。理論研究》。第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績效需要深入全國農村各地，實地了解農民的參加率和收益程度，調查他們對合作醫療的認可度，真正了解農民的自身感受，畢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主體是農民，發現問題，總結經驗，將有利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持續、健康發展。五、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幾個問題個人認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目前仍然存在若干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第一，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合作醫療組織既不能體現公平，又不能保證效率，需要進一步突破這一理論困境。學者們采用的方法多是以層次分析法和德爾菲法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及指標權重，重點是評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運行狀況，并由現狀追溯原因。但也存在著農民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監督較少，社會輿論（如網絡、電視、廣播、報紙等）監督不足的情況。許多地方政府由于無法安排這部分經費，將部分費用轉嫁衛生機構，最終會轉嫁給患者，有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資源成為管理者的人頭費，沒有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肖飛飛認為這三種類型雖然加大了監督力度，成立了合作醫療監督委員會，并建立了審計監督、社會監督及群眾監督等機制。具體辦理合作醫療基金支付業務的部門可以分為三類：衛生部門所屬合作醫療管理中心經辦，社保部門所屬社保結算中心經辦和商業保險公司代理結算。對醫療衛生機構的補償機制也包括兩種：一種是后付制，即醫療社會保險費用在發生以后向醫療機構付費；另一種是預付制，即醫療社會保險費用發生以前向醫療機構付費，包括服務項目付費、按人頭付費等。補償機制不僅要對參保農民進行補償，而且要對醫療供方進行補償。、魯釗陽認為：（1）以看大病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易導致受益面窄，不利于建立穩定的籌資機制，農村地區真正影響居民整體健康水平的是常見病和多發病；（2）各地區集體經濟發展程度各不相同，他們為農村合作醫療所能發揮的支持作用存在差異，集體扶持資金沒有保證；（3）參保對象流動性大，目前大部分地區采取的鄉村干部分片定點包干，組織人員上門收繳資金的方式，成本太高，基層政府負擔不起；（4）相同的人均繳費標準對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民有失公平，違背建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初衷。陳建生認為籌資的一般原則為風險共擔原則、公平原則和自由自愿原則。解決農民的醫療健康問題是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核心內容，政府創建良好的制度環境，協調合作醫療組織、醫療供方和醫藥供應商三方利益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得以實施的關鍵。(5)監督者；（6）宣傳者。謝湘渝等認為，這些問題表現在：首先，“大病統籌”模式易產生“逆向選擇”問題，表現為身體較差以至于有病的人急于參加，而健康的人不愿意參加，從而留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系統中的多是疾病風險較高的人群；其次，“保大病”在事實上放棄了大多數人基本醫療的保障職責，成為許多地方農民“小病無錢治而扛成大病”的重要原因；第三，“自愿參保”模式也容易引發 “逆向選擇”問題，農村的老、弱、病、殘者大都愿意參加合作醫療，而年輕健康者由于生病住院概率相對較小不愿易參加，前者繳費能力低愿意參加，后者支付能力強不愿意參加，將會導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成在嚴重透支的危險；第四，法律制度的欠缺，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主要內容及形式、管理體制、資金來源、報銷比例及監督等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原則。第五篇：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研究綜述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研究綜述孫太清一、農村合作醫療的現狀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農村地區生產經營方式由人民公社轉變為家庭經營方式，傳統農村合作醫療陷入了危機。如成立有農民參加的監督小組，加強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運作過程的監督，并且保證實施的公開化和透明化，定期公告相關信息。首先，政府在將醫療資金納入財政預算的基礎上，建立相對獨立的農村合作醫療專項預算資金。 加大宣傳力度，提高農民參合積極性原農村合作醫療依賴于個人和集體，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由政府、集體、個人三方合作，這體現了以政府為主導個人自助共濟的原則。 缺乏合理的人才機制，衛生服務人員素質不高大多數鄉鎮衛生院因為資金不足，條件差，工資低而無法引進專業衛生人才，沒有合理的人才機制，人才來了也留不住。另一方面，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縣設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局，在鄉鎮成立農村合作醫療辦公室，機構人員和辦公經費都列入財政預算，極大地增加了縣鄉政府的財政負擔，為了減輕壓力，許多縣鄉政府將部分費用轉嫁給衛生機構，而最終又將被循環轉嫁給患者。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缺乏配套的醫療服務體系改革和建設支撐，對服務提供者可能出現的不良行為缺乏高效制約能力，各種侵蝕問題難以避免。再次，農民對合作醫療制度的期望過高，“大病統籌”原則使大多數住院人得不到多少實惠，這也讓農民參合積極性大大受挫。 農民參合積極性低，自我保健意識薄弱在2003年的新型合作醫療試點之前我國曾有過兩次重建合作醫療的高潮，但都由于投入太少和基層的應付性行為等原因而終于失敗。如果任其自愿選擇必然是大量健康者不參加，而參加者多為體弱多病者，也就是參保農民都要比未參保農民的身體狀況差，長久來看，“新農合”基金必然難以為繼。 “新農合”制度中存在的逆向選擇問題關于逆向選擇問題，目前國內專家的觀點普遍比較一致，都認為在“新農合”的參合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逆向選擇問題。目前官方沒有明確的劃分，但從官方對“新農合”的定義來看，側重于社會救濟方面。“新農合”自從實施以來，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了許多弊端。第四篇：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研究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