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裁員風潮呼喚“社會和約”-免費閱讀

　　

【正文】 以前，兩人的收入加起來接近2000元，省吃儉用，還能攢下一些寄回家。他是來接自己的老鄉回家的——自從金融危機以來，這已經是他接的第6批了。其中，不少是提著大包小包回家的打工仔。”一計件工人老王告訴記者，他一個月能賺2200元，同樣的工作量只能拿到1900元，這僅夠老王一家的日常開銷。電器行業的日子一樣也不好過。目前，溫州近一半以上以出口為主的服裝加工廠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工人流失嚴重，溫州制造業正面臨艱難的轉型。”在這個宿舍住2個月是新人必經的過程，每月補貼50元，后來才能分配到8人的小宿舍去。“說一個月能拿一千三四，沒說清楚這是底薪加上加班費的總和。安徽省也有類似行動。大量農民工返鄉，或將成為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的新生力量。紹興柯橋，大部分紡織企業縮減了生產線，員工放假沒活干。在昆山勞動局信訪接待中心待一會兒，就能聽到各式各樣的主動或者被動的“裁員”法：華達利家具一位縫紉工人簽了4年的勞動合同11月剛剛到期，公司不肯再續簽。“最多只剩五六家中介了。東莞的廠房空空蕩蕩，龍華鎮里不再風光。而中國有了農民工這樣的特定群體就可以做到。而據2006年公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均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間。這幾乎是全世界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規模成本。市場經濟發展歷程，從來就不是一個利益均沾的過程，而是一個財富再分配，成本再分攤的過程。凱恩斯的藥方是，避免或者解救這種危機，只有政府投資才能做到。”管清友相信，最明顯的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重新抬頭。謝國忠估算，出口部門每年為中國GDP增長直接貢獻4個百分點。警覺到風暴來襲的郭臺銘決意放緩腳步，壓縮成本，而收到老板喜糖的這座“制造之城”里30多萬富士康員工以及數量同樣眾多的全國各地同事們，也許有不少人都在擔心，下個月發薪日時，他們領到的是薪水還是一筆遣散費？政府出手救援在深圳和東莞，大多數制造企業依靠出口訂單來生存和發展。如果碰巧，富士康員工們可以看到郭臺銘穿著拖鞋，從樹叢后的鐵皮平房中悠閑地走到對面的“御膳房”用餐。對于這些投入巨資的城市來說，無論從就業還是從GDP貢獻率的角度出發，富士康發展停滯甚至衰退，都是他們不愿看到的夢魘。目前，富士康深圳廠區是全球最大的計算機和消費電子產品生產基地，富士康的規模優勢為深圳乃至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008年上半年，華為派出戰略與市場部門的精兵強將，經過調查得出了一份調研報告：《山寨機的藍海戰略》。有機構估計，2007年中國市場上銷售的“山寨機”總量為4000萬臺，接近整個市場的1/3，其余超過1億臺遠銷國外，蠶食著品牌手機的全球市場。這種市場上不可避免的制衡安排，加速了比亞迪發展的同時，對富士康這艘航母的高速前進也起到了剎車作用。2006年，比亞迪手機代工業務收入達51億元人民幣，%。富士康為各客戶的代工量是絕對的機密，即使是富士康內部人士，也沒有幾個人清楚了解各品牌的訂單有多少。據說去年一年，僅來自諾基亞的訂單量就占了富士康手機代工業務的一半。這也是1996年富士康成立以來最低的增長率。據估計這段時間內富士康已退掉將近50棟樓房，里面曾住滿幾萬人。老員工們回憶，整個龍華鎮一帶可用的樓房都被租完了，有時候公司還將一整個工業園區全部租下來，24小時加班在廠房內加裝燈管和衛生間，搭建上下鋪，改造為員工宿舍。無論是歷史較長的龍華廠區還是2005年才開建的觀瀾廠區，都有一座座五六層樓高的白色廠房，外立面上布滿各種形狀的裂紋。最后，郭臺銘還將節流的任務分解到每一個季度：從2008年第四季度起一年內完成20%的節流，每個季度降低費用5%。他要求旗下各事業群要在開源方面做到選對客戶、選對產品，加強市場行銷以擴大市場占有率。臺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簡稱鴻海精密，）今年上半年凈利潤同比下降10%，建漢科技（）凈利潤下降46%。但是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出口貿易額接近中國GDP的四成，每年為GDP增長直接貢獻4個百分點，這些有力的數據說明，它依然承擔著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提供源源動力。應該多給一點時間。”趙新春甚至有些竊喜，近一年來與他一起競爭的許多同行，“人民幣升值放倒了一批，原材料猛漲關掉了一批，這次新法實施又死掉一大批”，競爭對手一家家少了。“如果按新法，我們都得關門。據我所知，大多數小廠都沒照辦，都還在觀望。遷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水電成本也要低不少。”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談到企業升級時說，“如果處理得好，將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像香港那樣空心化，削弱城市的競爭能力。“最起碼的一條，高科技、升級、創新都需要人才，哪有那么多人才來支撐呢？珠三角廉價勞動力、中低端人才還是主流。”一位地方官員表示。從中長期來看，本地的產業集群不但不會縮小，反而會因優勢企業的做大做強而不斷提升競爭力。變身，對遭遇發展瓶頸的珠三角來說，也是基于現實的迫切選擇。目前東莞鞋的產量仍占全國的1/4，全球的1/10，厚街的國際鞋業采購商超過1000家。佛山本地從事陶瓷行業的人，也在為出路擔憂。而與此同時，“多米諾倒閉鏈”的影響成為令人憂慮的問題。中堂鎮另一家包裝廠負責人蔡華清說，大面積企業倒閉或遷離，引起的多米諾效應勢必會形成，以前捆綁在企業上的鏈條會迅速崩解。深圳加工貿易企業協會會長陳永漢也表示，很多企業都認為目前是近20年來最嚴峻的時刻，他們面臨環保要求提高、工人最低工資上調、加貿政策收緊、銀行停貸、民工荒、供電緊張、勞動合同法及地方政府急促產業升級轉移等眾多壓力因素。“我們主要是對歐盟出口，非洲原材料、勞動力成本要低得多。近一個月來，記者走訪東莞、佛山、廣州、中山等地，一些昔日人氣沸騰的工業園區，如今冷清了不少，許多工廠人去樓空，凌亂的地面留下企業搬走時的痕跡。他認為，致命的還是企業長期以來的“內傷”，《勞動合同法》只是壓迫的“最后一根稻草”。“現在工人流動頻繁，不僅麻煩，還會賠死的。梁嘉耀攤開手，夾帶港味的普通話里流露出些許沮喪和無奈。20年來最嚴峻時刻―――珠三角企業語錄（1）“沒有誰愿意走，但沒辦法再撐下去了。大半個月前他們所在均安鎮的牛仔加工廠倒閉，在領到最后的工資補償款后他們集體撤離。真正的黑心資本家們是無視任何法律的，他們是一群游離于法律之外的人。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者們無視國情，以普通企業為假想敵，制定了法理上講不通，實際上難實行的法律。這并不是說，中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已無上升空間。《上海證券報》報道，由于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公司無法輕易解雇員工和聘請臨時工，為了壓縮成本和轉移風險，雇有11300名工人的日本廠商奧林巴斯日前決定，將于2009年前把中國的兩座工廠合為一座，并投資約7億元在越南設廠……有人說低端企業關閉有利于產業轉型和升級。很顯然，在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間，勞動合同當事人爭取的不僅僅是雙方之間的利益，它還包括政府依照法律規定應該提供的社會保障。假如用人單位不能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支付經濟補償，或者，不能為勞動者重新提供就業崗位，那么，直接解除勞動合同就是最理性的選擇。不僅支付勞動合同解除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而且還支付企業職工上年度獎金月平均分攤數額。深圳華為公司作為我國IT行業的知名企業，也加入到這場特殊的博弈游戲中，據公司要求，工作滿八年的職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辦理辭職手續，然后再與公司簽訂一到三年的勞動合同。筆者認為，無論華為公司的行為是規避《勞動合同法》，還是進行人力資源調整、擯棄“工號文化”(打破按工號論資排輩的習氣)，外界均應以平常心視之。眾所周知，除非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另有合法約定，勞動者的辭職權(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權利)受法律保護。華為并不違法言歸正傳。盡管有學者一再強調，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等于終身合同、簽訂此類合同的員工也不同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固定工”，而且此類合同在法定條件下亦可解除；但無論就人性還是資本的自然屬性而言，學者不可能比企業更關心“資方”自身的利益，何況，無論根據《勞動法》還是《勞動合同法》，企業提前解除一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非易事。否則，企業迫于對重負的恐懼，索性一逃到底，受害的還是廣大的企業員工。阿根廷主要工會的領導人計劃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資20%的要求。在北歐一些國家，公民失業之后領取的救濟金，基本夠其基本的生活開支，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會保障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達50%，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是國民生產總值的60%。新《勞動合同法》應該給無數的勞動者帶來歡欣鼓舞，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缺少一種類似的“社會和約”。政府、企業如果不能合理分擔社會福利保障責任，會使企業陷于尷尬的境地。自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收入每年都超收5000億元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30000億元大關，超收7000億元，在財力充足的情況下，如果未來的財政開支逐步向社會保障上傾斜，則或可收意外的功效。實際上，見諸報端的，不乏抨擊之辭。而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如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勞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實際上，華為的辭職員工均獲得了數額不菲的補償，補償方案是員工本人月收入(包括工資和獎金)的“N+1”倍，其中N為員工在華為的工作年限。執行法律與規避法律的辯證當然，如果某些員工并非自愿辭職，華為公司的做法在法律上還是值得商榷的；但華為公司是否違法，只能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或人民法院作出判斷。就華為事件而言，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深圳華為公司有理由這樣做。如果借此機會重新選擇自己的職業，那么，將會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反過來，如果選擇再次競爭上崗，那么不僅表現出了對公司的信心，而且還展示出了對公司的忠誠。比如，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權利義務博弈之中，是否需要增加彈性的條款；在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談判提供平等法律平臺的前提下，是否應該考慮中國的國情，采取循序漸進的策略，保護那些長期性“臨時工”的合法利益；在強調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間差異的同時，是否應該對社會保障制度作出必要的修正，從而在不同用工機制下實現勞動者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如果法律不作調整，將會有大量的企業緊隨其后，一場大規模的企業反擊勞動合同法的法律斗爭行將開始”。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這樣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只能采取低工資，高就業的勞工政策。讀者諸君在理發的時候、在美容的時候、在吃飯的時候，順便打聽一下，這些經營者們是否步履維艱？珠三角萬家企業行將關閉的事實，足以證明我的判斷。這些條文的實質是縱容邪惡，而不是培育誠信。”1月16日，佛山祖廟汽車站。在中國經濟版圖上曾獨領風騷多年的珠三角，昔日熱鬧、輝煌的“世界工廠”的場景或將成為歷史。鞋企大面積潰退，致命的還是企業長期以來的“內傷”，《勞動合同法》只是壓迫的“最后一根稻草”。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上升，招工難，出口貿易受抑，政策頻繁調整，剛剛又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新政，“我們的頭上懸起了一把把刀！”梁嘉耀不諱言，元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是推動他決定最終遷離的最后一掌。在鞋企較集中的惠東有3000多家鞋廠，最近兩三個月內，中小型的制鞋、鞋材廠就關閉了四五百家。萬余港資企業難過年關？行業人士分析，其中更以港資企業為主。招工，兩年前是600元到800元的工資，現在漲到1200元左右，技術工人到了15002000元，就這還為招不到人苦惱。2008年元月1日的《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邱林說，直接導致他的許多同行關門大吉，“剩1/3不到了，關掉的比搬走的多。1萬家較大的廠倒閉，集群鏈條上會有20萬家小廠受影響。”蔡華清推算，如果1萬家較大的廠倒閉，集群鏈條上會有20萬家小廠受影響，如果再加上更小的甚至作坊式的小店，這個數字還要乘以10。佛山石灣、南莊附近很多居住小區的出租屋，也因外來員工大量返鄉，很多房子空了出來。如果說持續的原材料、工資等成本上漲，是市場不斷向珠三角企業發出了信號，那么一直以來政府導向給企業釋放的信息，是同樣的指向：珠三角的出路只有一條，產業轉型和升級是惟一的出路。全球最大的女鞋貿易商、美國利威鞋業公司總裁查理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們并不打算離開東莞，因為沒有一個地方產業鏈像東莞這么完善，而且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內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如果再不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資源、環境、治安、社會管理、外來工的子女讀書、住房等壓力都很大。代理出租的恒達物業公司經理金曉玲告訴記者，幾家廠房面積均在20000平方米左右，以前是做電子廠的，元旦前企業搬走，到現在還沒租出去。最近幾年，美的、格蘭仕、萬和等知名品牌都將部分產能遷移到了中山等地，雖然“家電之都”的地位在國內尚難動搖，但大企業外遷、影響力限于地域性等問題還是有人擔憂。對此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表示，“不能光講GDP，要看經濟質量，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口與自然協調發展。5年前他從東莞來到這里，建起了制鞋生產線。”在越南，勞動力成本是優勢，但在產業配套方面同樣不方便，配件和原材料都得從東莞運過去，物流成本大增，技術工人、管理人才也是較大問題，研發幾乎是零。有些企業就適合制造業，善長成本控制和管理，畢竟做了這么多年了，你讓他放棄熟悉的，轉型搞其它產業，談何容易！但轉移成功的例子也有，胡剛寶說，一些動作較早、遷入地政府有遠見的企業還是在當地站住了腳，而且隨著“扎堆”的企業越來越多，配套的問題也得到解決。趙說，不是不愿為家鄉做貢獻，而是回去沒法發展，“我要找個螺絲釘，還得跑到廣東來訂貨，包裝、物流都不方便。“對企業來說，違法成本遠遠大于守法成本。“規律是不可阻擋的。春節過后，他們傾注多年心血、親手打拼出來的這片“世界工廠”的熱土，會快速土崩瓦解奔向盡頭嗎？而在前方等待珠三角的，又將是什么樣的未來？富士康過冬2008年10月06日郭臺銘和富士康再一次成為聚光燈下的主角。據說在準備這份財務報表時，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