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更新版)

　　

【正文】 資本積累的完成 ,整個社會也就沒有必要依靠維持一 種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維持一種較高的社會儲蓄率 ,于是政府就可以采取各種轉移支付或再分 配手段來公平社會收入的分配 ,結果 ,原來較高的基尼系數便會逐漸地趨于下降 。反之 ,我們便有理由說 ,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未被社會大部分人口或家庭所分享 ,于是我 們前面所說的那種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 ,從而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現象就遲早會發生 。這種情況假如被不斷地持續下去 ,那么該國最終將會因為遭遇來自外國的貿易制 裁而陷入因為缺乏需求而引起的經濟衰退 。至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就會導致中國的環境遭到 破壞的說法就更加沒有道理了 ,當中國是通過加工貿易而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 ,中國經濟增長對國 內環境的破壞應當是趨于減少的 ,假如是因為有破壞中國環境的產業進入中國 ,那么這也不是加工貿易或者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錯 ,而是由于中國各級政府沒有能夠加強對破壞環境的產業進入 中國的管制所造成的 。在弄清楚了中國和印度為何會走上不同的經濟增長道路這個問題以后 ,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另 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中國和印度為什么在對外開放方面也會有如此重大的差別 ? 從統 計數據可知 ,2003 年中國貨物貿易占 GDP 的比重達到了 60. 1 % ,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占 GDP 的比重為 4. 5 % ,與中國相比 ,印度的這兩個比例都要低得多 ,前者僅為 21. 1 % ,后者則更低 ,只有微不足 道的 0. 8 % 。我們先來看中國和印度在居民接受教育機會上的差異 。最后 ,在中國 ,處理破產企業所需要的時間平均為 2. 4 年 ,而在印度 則需要花去整整 10 年的時間[ 1 —p278 ] 。然而 ,中國的情況則剛好相 反 ,中央政府通過各種流轉稅 、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批租或者銀行借款可以籌措到足夠的用于基礎設施投資所需要的資金 ,而在動態過程中又可以通過投資環境的改善達到吸引外資流入的目標 ,并將 政府支出進一步擠入基礎設施投資的良性循環過程 。如此巨大的結構性差異 ,必定會使得印度國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嚴重 不足 。到了 2003 年時 ,印度的 產業結構相應地變化為 22 % 、27 % 、16 %和 51 % ,其各大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 2. 7 % 、6. 0 % 、6. 5 %和 7. 9 % 。但是也會有一部分國家會直接從農業生產 國轉向以服務為基礎的經濟 。第二 ,還有許多人認為 ,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供給不足是可以得到彌補的 ,但是中國在制度與 技術等“軟”實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將是難以得到克服的 ,因此 ,從長期來看 ,印度的發展潛力要大于 中國 。然而 ,在印度卻因為政府的不作為 ,而 看不到國家對制造業的這種支持 。現在的問題是 :印度為何只能做這樣的選擇呢 ? 假如我們 把素質較差的勞動力和糟糕的基礎設施這兩個初始條件結合在一起考慮 ,那么我們就會發現 ,印度 是沒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國公司到其國內投資生產的 。這樣的初 始條件和經濟特征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采取出口導向和大規模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模式 。不管中國和印度在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 ,但是 ,中國和印度的改革 在有一點上卻是非常相似的 ,那就是兩國都謹慎地采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 ,從而避免了那種發生在前蘇聯和中東歐計劃經濟國家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動亂 ,以及因為社會動亂而造成的經濟衰退 。綜觀今日之中國 ,什么地方民營經濟發展越好 ,那么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就越快 ,人 們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得越快 。1. 中國和印度走向市場化的道路不同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經指出 ,經濟增長需要通過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才可能發生 。根據以上幾點分析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所產生的影響絕不是國別性或者區域性的 ,而是世界性的 。所有這些將會大大地降低人們 的生育欲望 ,從而產生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負相關效應 。或許有人會以美洲為例來為西方的殖民地活動進行辯解 , 但是 ,在我們看來 ,在美洲發生的現象與其說是殖民還不如說是移民 。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只花了短短 20 多年的時間 ,就使得大致為 4 億左右的貧困人 口實現了脫貧 。這是因為中國與印度在爭得民族獨立與解放之后 ,出于對西方國家的“敵意”而選擇了被事 實證明是缺乏效率的“計劃經濟體制”,結果未能實現有效的經濟增長 ,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多 個世紀積累起來的貧困 。中 國 和 印 度 的 產 出 均 要 占 到 其 各 自 所 在 地 區 的 70 % 以 上。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 ,中國與印度成為最受人們關注的兩個國家 ,從而引發了中國與印度熱 。中印兩個文明古國在長期停滯后重新實現經濟增長 ,證明了市場化對經濟發 展的作用 ,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動力 ,有利于世界消除貧困 、控制人口 ,因而有著多方面的世界意義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過去的 10 年中 ,世界經濟中增長最快 的地區是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其平均年增長率為 6. 7 %) 以及南亞的各個發展中經濟體 ( 其平均年 增長率為 5. 5 %) 。一 、中國與印度崛起的世界意義中國與印度所在的亞洲曾經是非常富庶的地方 ,直到 19 世紀之前 ,中國比歐洲或者亞洲任何 一個 國 家 都 要 強 大 , 在 1820 年 時 , 中 國 的 GDP 比 西 歐 及 其 衍 生 國 家 的 總 和 還 要 高 出 將 近30 %。面對中國的經濟奇跡 ,印度最終也在 1992 年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結果 ,在進行轉型后的10 多年時間里 ,也發生了在印度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增長 。如果我們沿著這樣的邏輯作更進一步的推理 ,那么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為改善世界人權狀況做出巨大的貢獻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本質上區別 ,所以 ,與西方國家的崛起相比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 從一開始就具有和平性 ,而非掠奪性 。因此 ,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 ,那些既未 向市場經濟轉型 ,又沒有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 ,至今沒有發生經濟增長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 、中國和印度為何會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 ?從統計數據來看 ,中國和印度都在崛起 ,兩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非常快 ,而且增長率還非常接近 。對于中國而言 ,要想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首要的任務便是進行所有制的改革 。與中國不同 ,由于印度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廣泛地存在著數量眾多的私人企業 ,因此 ,對于印 度來說 ,其通向市場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 、大力推進經濟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就可以了 。導致中國和印度在對外開放上所采取的幾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的原因就在于兩國所面臨的初始條件是完全不同的 。所有以上這些由對外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使得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增長 。其中的道 理很簡單 :印度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外包式的國際分工是很自然的 ,因為印度的精英教育制度培 養了足夠數量的從事計算機軟件外包生產的熟練勞動與大批訓練有素的工程師 ,再加上語言上的 便利 ,以及軟件業的發展無需發達的基礎設施的支持 ,所以只要印度對外開放 ,就很容易被世界跨 國公司組合到全球計算機軟件設計和生產的體系中去 。第一 ,有許多人認為 ,從事國際軟件業外包生產的印度要比從事大規模制造的中國更有發展潛力 ,因為在這樣的國際分工格局中 ,印度似乎要比中國處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國際分工層次上 。又有硬性的制約 ,如基礎設施等 。1990 年時 ,中國農業占 GDP的比重為 27 % 、工業 ( 包 括 制 造 業 和 采 掘 業 等) 占 GDP 的 比 重 為 42 % , 制 造 業 占 GDP 的 比 重 為4033 % 、服務業占 GDP 的比重為 31 % 。理由很簡單 ,即使兩個國家的稟賦相似 ,但是假如它們的投資與商業環 境存在較大的差異 ,那么仍然有可能走上不同的增長道路 。但是 ,這樣的動力在印度的地 方政府中卻是很難找到的 ,因為印度的地方政府明顯地缺乏像中國地方政府這樣的稅收激勵 。在創辦企業所需要的時間上 ,中國只需要花 41 天 ,而印度則要花 89 天 。在這個問題上 ,國 內外經濟學界和政治學界經常會有人因為中國存在較多的政府腐敗和尋租行為為由而得出中國的 商業環境不如印度的結論 ,其實 ,由世界銀行組織的專家調查的結果恰好相反 。由此可見 ,印度勞動力平均的受教育程度要遠遠地低 于中國 ,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中國更加適合發展制造業 ,而印度則無何奈何地選擇了服務業 。正因為中國的對外開 放度要大于印度 ,所以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要比印度更大 ,不僅如此 ,中國從外部世界 得到的資源和知識也就自然要比印度多得多 ,而這也正是最近十年來中國為何在世界上比印度更42加有影響 、經濟增長比印度更快的原因所在 。毫無疑問 ,作為低收入發展中國 家 ,在未來經濟發展中 ,中印兩國必定會遇到一些共同的問題需要解決 ,但是 ,考慮到中印兩國經濟 起飛的初始條件不同 ,以及各自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不盡相同 ,因此 ,它們在未來的發展中可 能面臨的問題也不會是完全一樣的 。假如基尼 系數為 0 ,則表示社會的收入分配完全平等 。現在的問題是 :為什么基尼系數的動態趨勢不會是單調遞增或者單調遞減的 ,在長 期中必定會是一條倒“U”型的曲線呢 ? 這是因為在經濟增長發生以前的傳統社會里 ,人均收入水 平較低 ,生產方式也比較單一 ,除了社會權力的上層可以獲得相對較多的財富之外 ,人們的財富分 配是比較平均的 ,因此此時的基尼系數值就比較低 。有了以上這些知識背景 ,我們就可以來討論中國和印度的收入分配問題 。 其次 ,印度比中國更為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導致了資本的外流 。因此 ,我們的結論是 :在今天的中國和印度 ,擺在第一位的任務 是徹底消除貧困 ,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 ,政府應當在激勵人們創造財富的同時盡可能地增加社會保 障的投入 ,而不是大規模地推行轉移支付的政策 ,其基本的政策取向應當是保護產權和消除貧困 , 并在保護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過程中去改善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第二 ,明確 了的土地所有權更容易被貸款人接受為擔保物 ,從而可以使得農民更容易獲得對土地進行投資所 需要的資金來源 。由于土地所有權不明確而不能抵押 ,農民幾乎沒有 任何渠道獲得資金來經營土地 。至于中國農村應當采用何種方法才能明確土地的45所有權 ,國際上可以有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 。人們或許會以中國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大都是盈利的為由來反對這樣的 結論 ,其實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中央直屬大企業的利潤來源就會很容易地找到正確的答案 :是市 場壟斷為這些中央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利潤來源 。為了實現 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必須勇敢地去面對這樣的挑戰 。對于這樣的論 點 ,假如我們持贊同的觀點 ,那么國有企業的改革便無從談起 。如果他們的生活有困難 ,那么同樣也不是改革的錯 , 而是政府在推進改革的時候 ,對社會保障缺乏足夠的投入所引起的 。無論是發生 在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人民群眾對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不滿 ,還是前一階段發生在中國的人民 群眾對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不滿 ,其主要的問題就在于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時 ,政府不是選擇了市場 ,而是選擇了企業內部的少數人 ,于是就造成了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不公平性[ 3 —p82 ] 。今天中國的金融體系之所以效率低下 ,就是因為它 必須承擔起為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經營活動提供補貼的功能 。最后 ,再讓我們來討論流量財產的所有權問題 。國家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這種制度將全部人口劃分成相互排斥 的 、具有界定明確的 、并且是可以繼承的不同群體 。這樣的一種制度會給印度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 概括地說 ,它至少會 對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產生以下兩個極為消極的影響 :第一 ,它會削弱人們開展經濟活動的動力 。據 此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導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那就是通過宗教改革來推動社 會與經濟制度的改革 。對于這種改革的可行性 ,他是這樣來論證的 :印度教的一個傳統的中心思想是 : 種姓的從屬是由人們的出身所決定的 ,它將一直保持到人們死去為止 ,而人又是按照他的上世的業績狀況而降生 到今生的一個特定的種姓之中的 ,雖然種姓可以在多次生死輪回中加以改變 ,然而在一次生命過程 中則是不能得到改變的 ,因此 ,按照這樣的觀念 ,種姓的改變只有在重新誕生時才是可能的 ,并可以 在新的一生中一直保持到底 。至于在今日的印度能否發生這樣的改革實踐 ,就成為印度所必須面對的一個世紀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