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文化與希臘文化(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通過其智力可以隨時達到的東西。(5)希臘人發明了邏輯。希臘人關于人是理性動物的定義．從字面意義上來說，就是人是邏輯動物；按更原本的含義則是人是有語言的動物。因為邏輯(10gic)這個詞是從動詞legein(說，講，交談)來的。人是進行相互聯系、符合邏輯的交談的動物。在希伯來人看來，智力的狀態最典型地反映在約伯的朋友們愚蠢而又狂妄的嘮叨之中，他們的議論從未觸及問題的核心。智力和邏輯是蠢人的妄自尊大，并未觸及生活的終極問題，生活的終極問題發生于語言所不能達到的深處，也就是信仰的最深處。在“約伯記”的結尾，約伯說：“我依靠耳朵的聽覺聽到過你，現在我的眼睛看到了你。”(6)希臘人把美和善作為等同的東西或者至少是永遠一致的東西來追求。事實上希臘人是用一個單名to kalokagathia“美的暨善的東西”[the beautiful—and—good]來表達美和善的。馬修阿諾德間接提及的希伯來人的罪孽感，是深知人類存在的痛苦而又難以駕馭的一面，從而不能允許輕易地把善與美等同起來。圣經中的人的負罪感就是意識到自己終有大限的那個不完善一面。因此。他的善有時必然具有丑惡的外貌，就好象美對他來說可能是邪惡和腐化的奪目的面具一樣。繼續總結下去是沒有必要的。重要的是弄清楚造成這兩種對于人的看法的中心直覺。讀者可能已經感覺到了，希伯來文化的人的特點正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所力圖重新發掘并提交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思意識的東西。在我們這個時代里，作為歷史性事件的希伯來教(即西方宗教)，對人類大眾已經失去它的那種無條件的有效性了。上述對兩者加以對比的勾勒．可能有些傾向希伯來文化。然而，有必要糾正馬修阿諾德給人留下的印象(他在這里是作為一種仍然盛行的觀點的代表講話的)，即希伯來文化主要內容在于其追求道德的精力和愿望。我們不能不強調希伯來文化的智力內容：圣經中的人也有他的知識，盡管不是希臘人的那種理智的知識。這不是一種人單靠理智即可獲得的知識，甚至根本不能靠理智獲得的知識。他是憑藉身體和熱血、骨骼和內臟，憑藉信賴和憤慨以及迷惘、熱愛和恐懼，憑藉他對那永遠不能通過理智去認識的存在的熱情信仰，而取得這種知識的。一個人只能通過生活，而不是推理來獲得這種知識。可能最后他連到底知道些什么也說不出來，但這仍然是一種知識，而希伯來文化從其發源時即具有這種知識。說實在的，我們在敘述時，是把希臘文化或多或少地當作它的哲學家們特別是哲學家柏拉圖的表述來看待的。希臘還產生了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那樣的悲劇詩人，他們具有另一種關于生活的知識。但是，正是希臘造就了哲學、邏輯、科學——也產生了柏拉圖這樣一個人物，他總結了希臘文化中圍繞人類生活的理性和非理性這一重大問題而存在的所有模糊意義。希臘的理性活躍于英國和美國的哲學家懷特海曾經說過：“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不過是對柏拉圖的一系列腳注。”除了“腳注”一詞帶有的輕蔑的嘲諷意味外，我們可以認為這一說法是千真萬確的。所有后來西方哲學的主題、問題、甚至術語，很大程度上在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已初具雛型。所有后來的哲學家都暴露出對柏拉圖的遞相依屬關系，就連亞里士多德這個所有反柏拉圖主義者中的偉大英雄也不例外。盡管存在主義哲學力求與柏拉圖主義傳統決裂，但矛盾的是，對于柏拉圖的思想來說也有存在主義的一個方面。這就是柏拉圖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哲學家所具有的豐富性和模糊性。柏拉圖開始其哲學生涯是改變初衷的結果。這無疑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開端。傳記作家告訴我們，他曾經希望成為一個劇作詩人。但是，在青年時期遇到蘇格拉底之后，他燒掉了所有的詩稿，決心以畢生的精力從事蘇格拉底為之獻出生命的追求智慧的事業。從那以后，在柏拉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同詩人進行一場戰爭，這首先是一場同他自身的詩人氣質進行戰爭。在同蘇格拉底的那次決定性的邂遇之后，柏拉圖生涯中走過的道路，正如我們以后將看到的，扮演出可以題名為“詩人之死”的長劇。然而柏拉圖身上的詩人氣質從未完全逝去——盡管他對此自責不已。最后，他回到偉大的神話創作，撰寫了《蒂邁歐篇》。盡管這個神話是以關于科學和形而上學的寓言的形式講述的。他的事業是理性戰勝詩歌和神話創作的勝利，或追求那種勝利的斗爭。由于這場斗爭是在一個具有極富詩人天賦的人身上發生的，因此就更加引人注目。但是，這不僅僅是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個人傳記的片斷，這是在西方歷史上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它只能在柏拉圖這樣偉大的人身上發生。在柏拉圖那里，理性意識本身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種分離出來的單獨的精神活動。(蘇格拉底也許在柏拉圖之前作到了這一點，但是我們對于作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的知識都是通過柏拉圖的著述得來的。)這種理性思維活動的出現所具有的極為重大的意義，通過把希臘同相對來說高度發達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加以對照即可看出。在與蘇格拉底前的希臘相近的時期，印度和中國都曾涌現出一大批圣賢。但是，在印度和中國，理性思維活動都沒有同人的其他精神活動、同人的情感和直覺完全獨立和區分出來——即，分離開來。東方人是直覺的人，而不是理性的人。釋加牟尼和老子一類偉大的圣人高于神話的編造者，但他們并沒有成為理性的倡導者。把理性思維活動從無意識的原始深淵中提取出來，是希臘人的成就。由于理性思維活動的區別開來，西方文明因而具有了使之有別于東方文明的特征。只有通過把理性思維活動區別開來，并把它奉為人類力量的皇冠，科學，這一西方的獨特產物才可能產生。我們在柏拉圖的著作中所能看到的這種理性的出現，是貫穿于柏拉圖整個一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衡量這一過程，可以以柏拉圖以前的兩個思想家，在公元前480年左右處于全盛時期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為其開端，而以真正將柏拉圖在后學園時期所勾出輪廓的理性觀念推向頂峰的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成就為其終結。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正是因理性主義——一種在保守的雅典人看來是要殺掉本部落的諸神的推理活動——的罪名被處死的。這些日期可以當作一條曲線上的各個點。而這條曲線是人在其歷史上標出的最為重要的曲線之一。從公元前480年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的時代到公元前322年亞里士多德去世，只有一個半世紀多一點。在那一個半世紀中，人作為理性動物進入了歷史。巴門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是夢想家和預言家。巴門尼德是用詩體寫作的，他在詩的開頭把詩描寫成對女神賞賜他觀光的記述。這位女神讓詩人搭上她的馬車，越過了白天和黑夜的大門。赫拉克利特的話隱晦、深奧，意在要人把它們當作預言——在幻覺中泄露出來的真實。希臘語中表示“我知道”(oida)是動詞“看”的完成式，表示“我看到了”。知道的人就是看到了的人，就是具有洞察力的人。對比這更早的人類來說，哲人，即智者，是能判讀預言、詳夢和洞察五臟的人，是算命者，是僧侶醫生。他還是一個詩人，能表述部落的“大夢”，表現部落中隱藏得最深奧的智慧。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生活的那一個半世紀的末尾，理想的圣人轉變成純粹理性的人，其最高體現是理性的哲學家和純理論科學家。蘇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對于大自然所具有的那種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直覺的看法，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讓位于冷靜的科學了。今天，我們非常習慣地認為我們的理性意識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時每刻都沉浸于理性活動當中，以至于一下子很難看出在希臘人當中發生的這些歷史事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盡管我們的時代沉浸于進化的思想中，我們卻還未習慣于這樣的思想，即意識本身也經過了多少世紀的進化，即使是今天，仍在進化之中。只是在本世紀，我們才通過現代心理學知道，意識對于人生的控制是多么不穩定，從而更真切地懂得，要詳盡地闡述這種意識，需要多么長的一段歷史，需要花費多少精力，而有時為了使這種意識超越其習慣領域，又需要多么富于創造性的一躍。我們看到過哲學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