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來文化與希臘文化-資料下載頁

　　

【正文】 抽象推理者了。在后來的對話中，他甚至黯然引退了。《智者》篇中的中心人物是埃利亞的陌生人，《法律》篇的中心人物是雅典的陌生人，而在《巴門尼德》篇中，年高德劭的巴門尼德竟就辯證法的奧妙向蘇格拉底發(fā)表長篇講演。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可能不過是記憶褪了色：公元前399年死去的蘇格拉底在這個年輕人的心上打下了十分強烈的印記，以至于在后來的三、四十年中他幾乎支配著柏拉圖的生活；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就連這么生動的形象也變得模糊了。而且，出于一種無意識的補償，柏拉圖最后就只好堅持自己的觀點而反對蘇格拉底。那些人所不知的人物，埃利亞的陌生人和雅典的陌生人，不過是柏拉圖自己的影子，是他未能借蘇格拉底的嘴講出而最后要爭取被承認的那一部分。柏拉圖由于同蘇格拉底的相遇而不再是一個詩人。最后，在他足跡的末尾，在他最無詩意的對話《法律》篇中，他建議對那些思想同宗教正統(tǒng)觀念背道而馳的人處以死刑——這正是處死蘇格拉底時雅典正統(tǒng)派給他加上的罪名，也正是柏拉圖自己決定畢生從事哲學研究時奮起反對的作法！最后，盡管并非出于自覺，他報復了那個支配了他的一生的人物。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我們到達了從前蘇格拉底學派開始的偉大歷史循環(huán)的終點。這時，哲學已經成了一個純理論的和客觀的學科。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作為一個學術科目的哲學，它的主要分支都已出現(xiàn)。與智慧等同的是形而上學，或“第一哲學”，一個超然的和純理論的學科。存在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幽靈終于不再動彈了。(如果我們考慮一下由魏爾納耶格爾所證實的亞里士多德自己的演變過程，這一偉大歷史曲線的進程就更為引人注目了：年輕時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他把哲學看成是一種個人的和充滿感情的探索，要在從出生到死亡的變遷中獲得拯救。)西方人所知道的科學的基礎已經打下，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理性巳從神話的、宗教的和詩創(chuàng)作的沖動中分離出來。理性以前一直和這些沖動攪在一起，因而沒有自己可以辨認的獨特身分。西方人一直在希臘人的影子中思考，即使后來西方思想家對希臘人的智慧發(fā)難時，他們也是按希臘人規(guī)定的條件去干的。因此，如果我們要理解某些后來人對希臘理性主義的反叛，特別是現(xiàn)代存在主義哲學最終希望超出其范圍進行思考的努力，我們必須深入、完全地理解希臘的理性主義。對于理性，希臘人的理性主義并不是象現(xiàn)在的演說者有時在學術講演的聽眾面前所做的那樣，輕描淡寫地順帶表示一下敬意。希臘人在思維方面徹底、嚴格而又勇敢，而在將理性置于人類等級的頂端時尤其如此。誰更偉大，藝術家還是思想家?音樂大師莫扎特不如解釋聲音的性質的理論家、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茲嗎?誰的一生更了不起，最偉大的英語詩人莎士比亞還是最偉大的英國科學家牛頓?今天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時可能要費些躊躇。有時可能因為膽怯，干脆認為這些問題沒有意義而拒絕回答。希臘人卻不是這樣。如果一個年輕的希臘人對詩歌和理論都有興趣，要選擇其中之一作為畢生的事業(yè)，就要知道哪種生活更好，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會毫不猶豫地回答：研究理論的生活比藝術家或參與政治的人的生活更高尚，——或者，也比圣人的生活更高尚，盡管，就此而言，他們還不知道有這類存在。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人類本質的適應性強而又明快流暢的圖畫，還告訴我們許多人類可以為之奮斗的不同的目標，或善行。但是，在他宣布在所有可能的善行之中哪種善行是最好的善行之前，對他來說那個倫理問題似乎還是沒有得到回答，在這部作品的最后也就是第十本書中，他表明自己選擇了(當然，是當作客觀真理來表述的)純粹理性的生活，因為哲學家或純理論科學家的生活是最高級的生活。這里，必須仔細地注意他們說的原話：“看來，這(理性)也是每個人真正的自我，因為它是至高無上的和更好的部分。如果他不選擇他自己的生活，而是其他人的生活，那將是奇怪的。……對每一個人天然適合的事情對他來說就是至高無上的和其樂無窮的事情。因此，對人來說，這就是理性的生活。因為理性在最高的意義上是人的自我。”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理性是我們人的存在中最高級的部分：人類個人真正存在的東西。一個人的理性，是一個人真正的自我，是他的存在的中心。這是以最徹底和最強烈的形式闡明的理性主義——一個人的理性的自我是他真正的自我，——并且直到進入現(xiàn)代以后很久，這種理性主義一直支配著西方哲學家的觀點。即使是中世紀的基督教，在同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時，也沒有取消亞里士多德的這一原則，而僅僅是在作為人的存在的超自然中心的信仰和作為人的存在的天然中心的理性之間建立一種不穩(wěn)定的同盟關系。自然的人仍然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人，他的真正自我是他的理性自我。亞里士多德不象柏拉圖那樣，具有一個唯一“真正的實在”的永恒本質的領域，來保證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盡管如此，他也為這一至高無上的地位建立了形而上學的基地，主張整個存在都奠基于第一因而具有可認識性。亞里士多德說，所謂認識，就是要認識原因，而人類理性可以上升到了解所有事物的第一因。這個第一因就是宇宙的不動的推動者，上帝。只要人類的才智不放棄搜尋整個宇宙的努力，從極高的頂點直到最深的底處，最后它終將看到這個宇宙為什么存在以及為什么以這種方式存在的終極的和充分的原因。——只要這種目標是人類智力所能達到的，那么藝術所能提供的所有奇觀，實際生活的所有塵世的成就，都將相形見絀。藝術或實際生活的價值，必然要列在如此完整和包攬一切的理論認識之下。作為人類最高功能的理論理性同它在認識宇宙方面可能具有的徹底性之間的聯(lián)系是內在的：后者確定了前者至高無上的價值。如果事物的終極原因是可以認識的，誰還會拒不參加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努力，或者說，誰還會為那些帶有關于我們可憐而又脆弱的人類存在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的目標所煩擾呢?羅馬的詩人說：“能夠知道事物原因的人是幸福的人”，而最幸福的人則應該是能知道事物的終極原因的人。然而，如果我們認為，人類的存在是徹頭徹尾的有限的，如果人類的理性及其所能產生的知識同人的存在一樣是有限的，那么，這種認為最高級的人是沉溺于理論思考的人的觀點會怎樣呢?那樣的話，人類知識的體系可告完成、包攬無遺、所有存在都被包括在一個認識當中的可能性就消失了。人將只能耐心地永遠走在沒有結局的無盡認識之途上。即使科學不中斷地繼續(xù)進行幾千年的研究，也不能向我們透露事物的終極原因。我們是有限的，將永遠達不到認識的最高對象，上帝。而理性主義傳統(tǒng)一直把這作為壓倒其他一切的目標加以頌揚。這一人類有限性的思想，使理性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具有的超出所有其他人類功能的至高無上地位成了問題。理論知識當然可以作為一種個人的強烈愛好追求，其發(fā)現(xiàn)也可能加以實際應用。但是，并不能靠著宣稱理論知識達到絕對來抬高其價值，使之超過所有其他人類從事的事業(yè)(例如藝術或宗教)。比如說，有人告訴我們應該走某一條路，我們問，“為什么呢?”我們所得到的回答可能是，因為步行本身是愜意而又有益的(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有好處)。但是，如果那人告訴我們，在這條路的盡頭有著無價之寶，那么，走路的命令就給我們帶來難以抗拒的影響。在現(xiàn)代地平線上消失的正是這條道路盡頭的這種珍寶。其原因很簡單，因為道路盡頭本身就不存在了。因此，在我們的時代，我們要象尼采最先去做的那樣，從另一個角度回到希臘人的那些古老的、很明顯是幼稚的問題上去：哪個地位更高，是科學還是藝術?誰是最高的人，是從事理論的人，還是實踐的人?或者是圣人?或者是藝術家?具有信仰的人，還是具有理性的人?如果人的心目中已不再有偉大的存在鏈條，即一個合乎理性地組織起來的、從頭至尾可為理性認識的宇宙，那么，哲學家能為自己規(guī)定什么樣的目標才符合那個希臘人關于理論生活的古老的、偉大的理想呢?這個理想就是bias theoretikos，理論生活，它形成西方人的命運已千年之久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