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高職院校要大力推行工學結合，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改革人才培養模式。這一文件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工學結合。這一文件對于企業來說，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美好光環背后，有著更大的實際利益的吸引力——從此，企業有了長期穩定、“國家認可”的學生勞動力來源。除了旺季可幫忙干活，淡季無須承擔過多成本之外，近幾年“民工荒”的燃眉之急也得以緩解。而對于絕大多數高等、中等職業教育學院來說，這一意見則為它們解決辦學資金問題提供了新的門路。通過“工學結合”、培養綜合性人才的模式，可以提升學校對于報讀學生的吸引力，可以為學費的提高增加合理性，還可以有其他收益……這對企業和學校都無異于“利好”消息，決定了雙方的密切合作。于是，工廠大膽地讓實習生們干足干滿10小時，打著為他們購買雇主責任險的幌子，盡可能降低用人成本；學校會尋找與學生所學專業毫不相干但效益很好的工廠進行實習合作；學校會安排低年級的學生開始實習；學校會對工廠讓實習生加班不聞不問，不惜違反教育部“職業學校與實習單位要共同遵守國家有關教育培訓、勞動就業、生產安全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妥善安排實習、生產和服務活動，保障學生的各項合法權益”的規定。此外，學校和企業還有一個幫手——職業中介所。盡管教育部明確規定：“不得通過中介機構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實習工作”。在昆山富士康廠區外，一名中介工作人員向調研組介紹到：“我有個朋友在山東一所技校當老師，我就和他們學校合作，我不收學生的錢的，但是老師好像收的，介紹他們去富士康工作，我從富士康拿錢，一個人30元。現在不是這樣了，現在是直接收，中介費從求職人那里拿，也和學校合作，學校也給錢，按人頭給，其實就是學生的錢。”而另一位中介老板則更加直言不諱：“這邊中介公司的老板都與企業中的老總（人資部管理人員）有聯系，企業老總先和中介老板說需要多少人，中介負責找人，中介費和老總對半分。如果想讓自己的中介公司生意好一點的話，要向企業老總送禮，送幾萬到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都有，因為這里面利潤很大的……”由此，一個由學校企業中介組成的利益鏈條形成。這個鏈條的每一個環節為了從處于末端的“學生工”身上獲利，使用了各種不同的手段，因此出現了許多為公開的、正式的制度所不允許、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怪現象。實習怪相之富士康實習怪相之一：老師當監工？調研組發現，通過學校安排到富士康實習的學生工們多由老師帶隊。“老師”，在正常的理解中，老師應該是學校里指導學生學習知識與技能的人，也應該在實習過程中幫助學生處理遇到的各種困難。然而，通過調研訪談，我們卻發現并非如此。一位在深圳廠區從事人力資源的員工坦言，自從2010年6月以后（發生了“十二連跳”后），深圳富士康已經不對外招工了，而是通過學校招工。他表示，學校會派駐廠老師過來，這些“老師”其實可能就是學校的一個班長，或者甚至只是一個比較核心的人物，或者是中介公司的人。老師主要負責學生的后勤和心理輔導工作，比如說學生每天要和他們報到，部分還要見面，遇到問題了可以向他們反映。這聽起來似乎沒什么問題。然而，當調研組與更多的學生共接觸時，從他們口中了解到的“老師”的職能是這樣的：“老師在這里給學生輔導其實是怕一些學生擅自離職，給有情緒的學生做工作，勸他們留下來。” ——深圳龍華園區幾名學生工“實習老師就是防止我們提前離開的，要找他時找不到……”——深圳觀瀾園區幾名學生工“我對（合同）內容不是很了解，學校老師讓我們簽的，如果自己想仔細看就仔細看，反正同學都簽了我也就沒細看就簽了。合約（副本）在老師那，我們自己沒有。” ——武漢廠區一名學生工“我們學校過來的一個男孩子，喜歡上網，就在這邊上網，連著兩天不上班，被查出來……他一個人上網把學校的名譽搞黑了，單位就不要我們學校的人，說你們學校人不好，不要……所以我們就以別的校名進來的……”——昆山廠區一名學生工根據諸多類似的反饋，調研組了解到這些駐廠老師最主要的角色并非是專業實習指導，而是讓學生們在生產崗位可以順利地完成生產任務，不要鬧情緒，不要聚眾鬧事，不要擅自離廠等等。在學校與企業的共生利益鏈中，老師扮演著替資方“監工”的角色。雖然調研組不確定這些監工老師的工資是從哪里出，但是很明顯的是，老師可以從實習中獲得補助或者提成，提成的多少一般是按人頭算。而能否把學生管理好，讓他們馴服于生產管理，馴服于日常管理則是老師們的首要任務。因為一旦學生工中有人滋擾生事、有人不服從生產安排，則會影響整個學校的名聲，以后富士康就可能不跟這個學校繼續“合作”了。調研組在訪談期間也發現有個別例子說明學校或者實習老師在整個實習過程中是缺位的。在昆山廠區實習的來自重慶的學生小曹告訴調研人員，他在富士康實習期間，學校曾經派老師過來，但那個老師從來不與學生們聯系，而學生們也基本不會找他。小曹在富士康工作不到半年就因為與人打架受傷入院，入院的第二天，他的主管就在車間內宣布他被開除了，而學校在整個過程中都不曾露面。枯燥乏味的流水線工作、等級森嚴的車間管理結構以及家庭、朋友等社會支持網絡的缺失對學生們的心理健康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而學校的代理人名為“帶隊老師”，實則卻扮演著“工廠監工”的角色。他們未能在集體實習階段，給學生們以學習實踐、生活、心理等的正確的指引，也從未能夠與企業交涉維護學生合法權益，這確實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的一大病征。實習怪相之二：實習需交費？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在入學時已經給學校繳納了不少學費，來富士康實習還要繳納各種實習費用。在南京昆山廠區實習的重慶籍學生小梁說他們來富士康時交給學校800塊作為路費。他們是坐火車硬座過來的，火車票也就200多塊錢，小梁覺得學校黑了錢。同在昆山實習的小輝說，當時他在學校上了一年半的學，交了3000塊的學費，之后，學校就把他們三四百名學生安排到了富士康工作。來之前他們還給學校交了5600塊錢，其中4000塊是學費，1600塊是所謂安置費，來的時候自己付路費，回去的時候學校付。如此高額的“實習費”，不知學校在聯系實習事宜中的成本為多少，還是幫學生購買了任何實習保險呢？在訪談中我們得知是沒有保險的。此外，富士康的“新近學員費用交納自行調查表”中，我們發現這樣一條：“繳交金額超出公司規定上限，公司將協助學員一道責成領隊老師將超出部分追回，保證您的權益”。在使用實習生面，企業與職業學校本為利益同謀，現在，企業竟然站在實習生一邊約制學校的行為，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職業學校在安排學生實習過程中牟利等違規行為的嚴重性。這些都不得不讓人懷疑學校究竟是辦學機構還是牟利的勞動力中介。實習怪相之三：拿著試卷到工廠舉行考試調研組發現一個更奇特的現象：有些學校為了使長時間的實習不影響“教學”，保證教學能夠“順利進行”、教學任務“順利完成”，甚至把試卷拿到工廠給學生進行考試交差——受訪者：前一陣學校還組織我們考試來著。訪談人員：怎么組織啊？受訪者：有一個老師帶著試卷給我們考試唄。可笑，我們連書都沒有。那個老師幫我們帶了一本書來，我們就抄抄那本書，就算考完了。學校，究竟是以學業為重，還是以生產為重？在這奇特的學校與企業共生利益鏈之下，人們不難理解，一切都以利益為重。三、就富士康濫用學生勞動力的幾點建議組織學生到工廠第一線體驗生產、鞏固專業知識，是發展職業教育的必然趨勢。然而，一些企業和職業學校打著實習的名義，以學生充當常規勞動力，甚至從中賺取人頭費、中介費的行為，不僅是現代職業教育的一大病征，也是今天資本橫行中國的一個新現象，這必將引起更大的社會問題。針對富士康等跨國大企業濫用學生勞動力這一問題，調研組呼吁有關部門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并且采取相應的措施制止這一行為。基于前文對問題的引述和分析，調研組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富士康應立即停止濫用學生勞動力的行為作為電子帶工業的巨頭，富士康從來不缺乏的就是來自各大跨國電子品牌的訂單。在訂單大而多，客戶下單急，生產任務靈活的情況下，學生工成為了企業應付生產旺季而無須支付額外代價的最佳選擇。而在使用這些學生勞動力的同時，富士康也沒有為這些未來的職業技術人才提供必要的職業技能鍛煉，而是簡單隨機地把他們分配到不同的生產流水線上，重復簡單而枯燥的動作。不僅如此，富士康也沒有為這些常規勞動力購買任何社會保險，使他們處于毫無保障甚至是存在著安全隱患的工作環境中。調研組認為，富士康這種濫用學生勞動力的行為，遠非它所宣稱的給學生們提供勤工儉學的機會，或者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而是僅僅為了滿足其靈活和嚴苛的生產需求。調研組呼吁，富士康應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立即停止濫用學生工。調研組建議，富士康在接收職業學校學生實習時候，應遵守國家有關規定，本著雙方自愿原則，提供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理論學習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并且為實習生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2．相關職能部門應規范學生實習相關制度與法規，規制企業使用實習生的行為相關職能部門應該加強對使用實習生企業的監管：（1）清查并禁止企業以實習之名，迫使學生行打工之實，利用廉價勞動力，為企業增加利潤的行為；（2）監督企業執行“實習生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不得加班，上夜班”的法規；（3）監督企業認真落實《實習見習條例》，包括提供專業對口的實習崗位和恰當的指導；（4）監督企業給實習生提供安全的實習環境以及基本保障。相關職能部門也應該加強監管職業學校的實習管理：（1）對借實習牟取中介費、交通費、報名費等的學校予以嚴懲；（2）監督學校落實學生實習責任險；（3）督促實習老師完成對學生進行保護、指導和教育的職責；（4）加強學生法律意識、自我保護意識；（5）應對實習時間長短進行細化的規定，以防止不法企業或學校盤剝學生從中獲利。系列二：富士康生產體制——規訓與懲罰的勞動集中營作為世界最大的電子產業專業制造商，富士康早已成為中國出口導向型企業的榜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然而，今年1月到8月接連發生的跳樓事件，促使全社會開始反思富士康的發展模式，媒體紛紛指出富士康的工廠制度是“軍事化”、“非人性化”、“鐵血管理”。針對社會各界的批評，富士康也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措施，試圖挽回公眾形象。那么，富士康工廠管理的真面目到底如何？富士康采取的補救措施，是否有效地改善了工人的處境？針對以上問題，“兩岸三地”高校調研組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進行了深入調查。本調研報告從生產管理和工廠制度兩部分展示富士康的勞動體制，表達工人對管理制度的真實感受與心聲。我們認為，富士康的勞動體制以高強度生產、低工資和低消費、暴力規訓體制、分化工人為特征，是以犧牲工人的尊嚴為代價的，其本質是對工人的嚴重異化與剝削。盡管富士康已經對部分管理方式進行了調整，但這些措施并沒有真正改善工人的處境。一、“效益最大化”的生產管理我們將從工時與勞動強度、工資、勞動過程管理、泰勒制管理四個方面展現富士康的生產管理制度。工時與勞動強度：“累得眼淚掉下來”工作時間過長，加班時數超出法律規定。為了保證機器24小時運轉，富士康實行“黑白兩班倒”，白班工人的工作時間是8:0020:00，夜班工人相反。問卷數據顯示，75%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數”為4天，8%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數”少于4天。另外，%的工人“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在10小時及以上。，嚴重違反《勞動法》（第41條）每月最高加班不超過36小時的規定。事實上，部分工人的工作時間遠不止10小時。首先，富士康占用工人時間開早會、晚會，開會時間一般在1560分鐘之間，這段時間不算在工作時間內。其次，富士康“拖班”現象嚴重，常常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昆山富士康的一名普工描述道：“雖然早上八點上班，我們每次都是七點半開始開會，七點半到八點之間，開半個小時會就是沒工資的。晚上應該是八點下班，但常常拖班到八點半下班，有的時候甚至超過九點，而這個加班報不上去，等于我們又給富士康白干了一個小時。”濫用綜合計時制 ，違反有關法律條文。在杭州的富士康工廠，一些工人反映其所在的事業處實行綜合計時工資制。這些部門規定，總工時減去正常工時為加班時間。一名進廠打工的大學生指出綜合計時工資制的不合理之處：“我是7月19號開始上班的，按照綜合計時制，我沒有加班費。但事實上我每天工作十個半小時，按照8小時工作制，我應有加班工資，所以綜合計時制一點不合理，這樣我很吃虧的。”通過綜合計時制，富士康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支付加班費的責任。根據國家勞動部1994年頒布的《關于企業實行不定時工作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的審批辦法》（以下簡稱《審批辦法》），富士康使用綜合計時制存在以下爭議：首先，富士康不滿足使用綜合計時制的要求。根據《審批辦法》第四條，只有因生產特點、工作特殊需要或職責范圍的需要無法按照標準工時計算的企業，例如交通運輸、郵電、旅游等行業，可以申請綜合計時制。而流水線上的普工并不屬于此類情況，也就是說富士康不具備實行這種工資制的要求；其次，《審批辦法》第五條表明，即使采用綜合計時制，“平均日工作時間和平均周工作時間應與法定標準工作時間基本相同”。然而富士康采用綜合計時制后，加班時間明顯超過了法律規定。加班變成義務？！克扣工人的加班費。由于產量指標過高，一些工人在10小時內難以完成生產任務，于是富士康要求這些工人“義務加班”。“義務加班”時間不計入工人的工作時間，沒有任何報酬。昆山富士康工廠的工人反映這一現象非常普遍：“他（指線長）會給你規定產量，假如說你今天產量不能完成的話，他就會用加班的時間來完成他的產量，這段時間是不按加班工資算的。只有產量完成了以后的時間才算加班時間。”“做不到產量只有拖班啊！……有一次就是本來應該六點下班，結果八點才下班，拖了兩個小時呢！”“13連跳”事件發生后，富士康承諾月加班時間不超過80小時。但是調研組發現，部分工人的月加班時間仍然超過80小時，而且80小時以外的加班時間沒有加班費。正如工人所說：“現在的情況是，產量要求和工作強度沒減，我們還是要經常加班，但線長卻不把我們超過80小時的那部分加班時間往上報了，因為規定不允許。”這一做法明顯違反了勞動法，嚴重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權益。調研期間，調研組接觸到一名富士康員工張某，他陳述了自己因被富士康拖欠和克扣了16年的加班費,通過一紙訴訟把富士康電子工業發展（昆山）有限公司告上法院的經歷。產量指標制定不合理，生產量不斷增加。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