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香菱學詩(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nèi)容簡介】 。我想,既然是“節(jié)選”教材,自然要以課文本身為主,否則何必節(jié)選呢?就開《紅樓夢》研究課好了。聯(lián)系“整體”,當然應該,比如提一下香菱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被拐賣的不幸遭遇。因為這是理解她羨慕小姐們能吟詠詩詞的精神文化生活所應該知道的。但要視有無必要而定,適可而止,不能反客為主,輕重倒置。讓節(jié)選課教學過多地負擔理解全書的任務,是不合理、不必要,也不可能的。別的且不說,就說《紅樓夢》主題吧,討論多年,未有共識。按我簡單的理解:“紅樓夢”三字,就是主題,亦即大觀園的風月繁華生活,到頭來是一場夢。再作進一步解讀,分歧馬上出現(xiàn):有人說,這就是佛學所說的“色即是空”觀念。有人說,這就是表現(xiàn)封建制度走向崩潰的必然趨勢。曹雪芹既不是以宣揚“色空”觀念為職責的佛家信徒,雖則他有時也借用這些詞或受到它的影響。也不可能知道封建制度是什么,更遑論發(fā)展趨勢。再說,現(xiàn)存的《紅樓夢》不是曹雪芹一人寫到底的,前八十回是打算寫“紅樓夢”的,后四十回卻改換成寫“良緣夢”了。大家庭的榮枯與戀愛婚姻是喜是悲,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凡此種種,豈是短時間內(nèi)能夠取得共識的?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理念、政治觀在長篇小說中究竟是否起著主導作用呢?這要看他以什么方式來進行創(chuàng)作。如果他把自己要寫的小說,當做某種思想、理念或政治觀點的演繹和圖解,那么就只能寫出蹩腳的宣傳品來,談不上有什么文學價值。那些將小說的文學特性把握、發(fā)揮得最好的文學巨匠,或堅持忠于現(xiàn)實生活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從來不主張把自己的某種觀點強加在作品中,塞給讀者。偶有說教,便成敗筆。記不得在哪本書中讀到過這樣的事——有人問歌德:“你的《浮士德》的主題思想是什么?”歌德十分驚訝地回答說:“你怎么問我呢?我怎么會知道呢!”意思或許是說,你該問文學評論家去。還有作家寫著寫著忽然告訴朋友說:“真想不到,塔姬亞娜居然出嫁了。”又有作家對人說:“某某夫人居然自殺了!”自己創(chuàng)作的人物,連出嫁或自殺,都要寫到后來才知道。那么,他們那樣寫的依據(jù)是什么呢?是角色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和人物性格合乎邏輯發(fā)展的自然結果。其實,曹雪芹也提出過類似的美學原則。他在小說的“楔子”中,固然聲稱此書是將“真事隱去”,是“滿紙荒唐言”,即情節(jié)、人物、環(huán)境等等,整篇都是虛構的。但同時代寫論文更強調(diào)其中的離合悲歡都是“按跡躡蹤,不敢稍加穿鑿”,以免“失其真?zhèn)髡摺薄＜热皇路钦媸隆⑷朔钦嫒?哪有“跡”“蹤”可尋,怎么會發(fā)生“穿鑿”問題呢?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切“合乎邏輯發(fā)展的自然結果”的意思,簡言之,即“情理”二字。恩格斯有關“現(xiàn)實主義的偉大勝利”的論述,充分闡明了這一點——作品的客觀意義大于作者的主觀思想。我最無法接受的是這樣的說法:“小說是小說家的政治宣言。《紅樓夢》是曹雪芹的政治宣言??名著之所以是名著,就是因為作者借它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世界觀、價值觀。”在我看來,這話不僅錯誤,簡直有點可怕。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極“左”思潮泛濫時期,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不顧客觀事實,不講科學態(tài)度,無限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現(xiàn)象,至今記憶猶新。那時不但出現(xiàn)“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之類口號,甚至以為只要政治方向?qū)︻^、站在革命路線上,干任何事都無往而不勝。文學創(chuàng)作更被認為是如此。可這是事實嗎?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巴爾扎克,認為他創(chuàng)作的總名為《人間喜劇》的近百部長篇小說,比當時所有歐洲經(jīng)濟學家的著作加在一起都更有價值,但他們同時指出他在政治上是保皇黨。我們能說巴爾扎克的小說是保皇黨的政治宣言嗎?列寧推崇托爾斯泰小說,稱他為“俄國革命的鏡子”,但不贊成他政治上宣揚“勿以暴力抗惡”和“道德自我完成”的說教,嘲諷他為“一個傻頭傻腦的地主”。我們能因此說《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是愚蠢的地主階級的政治宣言嗎?曹雪芹的政治觀,我們不得而知,憑什么說《紅樓夢》是他的政治宣言呢?《紅樓夢》中是有對封建大家庭現(xiàn)狀的種種不滿和揭露,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他也有留戀、惋惜和為大家庭不可挽回的沒落而灑下的“一把辛酸淚”。這種矛盾現(xiàn)象,又是一個值得我們繼續(xù)研究的課題。從《紅樓夢》中節(jié)選下來的文字,是與一篇主題明確的獨立文章完全不同的。通常情況下,一篇文章都有中心思想,或稱主題。文章每一局部、段落,都圍繞著主題展開,并為其服務。與主題無關的話多了,便成“枝蔓”,或叫“跑題”,是應盡量避免的。可長篇小說,特別是像《紅樓夢》這樣的作品,就不一樣。從小說的表述來看,作者是想把他家族的興衰、前輩的經(jīng)歷和他自己知道和感受到的相似家族世代的榮枯變化,融合起來,寫成一個“繁華夢”的故事,讓讀者也能與自己共鳴。至于這個故事是說明“色空”觀念,還是封建制度的衰亡,他是不去想的。這也非小說家的職責,小說家不是為表達某種思想觀念而去寫小說的,他只求把想要再現(xiàn)的生活場景生動、逼真、合情合理地描繪出來。所以,長篇小說的主題,往往就是它所選取的題材。前蘇聯(lián)作家康西蒙諾夫創(chuàng)作的《生者與死者》三部曲長篇小說,暢銷一時。作者自己說,小說的主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也許有人會覺得他說錯了,把“題材”當成了“主題”,主題應該是“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我倒認為作者講得很對。他一心想要重現(xi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場景,所以設計了一個美國校級飛行軍官,飛來飛去,將德、英、美、蘇的首腦活動都串聯(lián)起來。至于同盟國最終戰(zhàn)勝了軸心國,這是歷史的定案,小說當然這樣寫,不必將它說成作者的思想。所以,有人為作者設想的主題,至多只能說是他自己的讀后感,其他人的讀后感則可能是另一種,比如說:“戰(zhàn)爭是多么的殘酷!人類應避免再發(fā)生類似悲劇,必須堅決維護世界和平。”“香菱學詩”在《紅樓夢》第四十八、四十九回,那正是描寫榮國府處在風月繁華之盛時段的章節(jié)。盛況不僅要表現(xiàn)在“三宣牙牌令”“兩宴大觀園”等物質(zhì)生活的豪奢上,也得寫人物的精神文化生活,于是就有結社吟詠和香菱學詩等情節(jié)。此外,黛玉早期懷疑寶釵是其“情敵”和內(nèi)心“藏奸”的誤會,經(jīng)“金蘭契互剖金蘭語”等情節(jié)描寫后,已完全消釋了,兩人彼此以誠相待,不再有針鋒相對的譏刺語,關系是相當融洽的。這一點也是我們在分析人物性格時必須注意到的。只有一點沒有變,那就是作者所堅持的“按跡躡蹤,不敢稍加穿鑿”的創(chuàng)作原則。一切都仍然是如此的真實可信、合情合理。我想,我們今天讀《紅樓夢》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科學地總結和借鑒其成功的藝術經(jīng)驗,我以為也就是作者如何用合情理、不穿鑿的創(chuàng)作原則,來描繪這一歷史場景、塑造人物形象和刻畫人物性格。既然如此,何不就以此為主線,將必須講到的幾方面內(nèi)容串聯(lián)和組合起來?“李文”提到的幾種“教學內(nèi)容的確定”,其實都有講述的必要,只要位置擺得恰當,不以一概全就好了。比如“為什么一首比一首寫得好,好在哪里”,就是非講不可的,不講,怎能理解課文?講到第三首,最好不要說“它絕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好詩”。因為這話概念不清楚:怎樣才算“真正意義上的好詩”呢?黛玉、寶釵寫的詩算不算?是否要寫成李白、杜甫那樣才算?如果大觀園女兒們的詩寫成李白、杜甫那樣,《紅樓夢》就毀了。她們只能寫些吟風弄月、傷春悲秋、相思別離的內(nèi)容,這才真實、合情理、不穿鑿。在我看來,香菱的第三首詩,一點也不比釵、黛、湘的詩遜色,眾人稱贊“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的話,也非言不由衷。再如黛玉對香菱的“詩教”,有些確是知識性的,給學生一些“詩學”知識,雖有益無害,卻不宜講得太多太深。否則既無必要,也不是今天的中學生所能完全領會的。至于講黛、菱是好老師、好學生,我看沒有什么不對。我很贊同“李文”標題中所說的讓她們“走回‘大觀園’”的話,但大觀園里也能有好老師、好學生啊,不能一提這話,必定是把她們當成今天的“模范教師”“三好學生”,這是在“硬套”。我很難設想,倘不講教得好、學得好,又如何還能教好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