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區居民感懷建國60周年征文(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婚姻法修正案》規定，同居不再非法，但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中國人離婚也再不需要審查期和介紹信。中國成為了世界上離婚最自由的國家之一。自建國前的包辦婚姻，到后來的婚戀自由；自改革開放前的嚴格限制離婚，到現在的離婚充分自由；自單一模式的婚姻選擇到多元化的社會寬容下的選擇自由，在這60年的時間里，我們對待婚姻的態度發生了最深刻的改變，而我們的婚姻制度也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婚姻從來就不是人性的產物，它必須符合人性，但它也必須抑制人性里最陰暗的一面。在制度與人性的齟齬間，強調自己責任成為婚姻立法的最后選擇。然而，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實現自我的負責。1949－1957：婚姻革命“《婚姻法》是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于憲法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一”，這是毛澤東在建國之初曾經說過的話。1950年5月1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基本法付諸實施的時候，這句話成了最好的腳注。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最初幾年里，這部政治色彩頗濃而革命意義極大的《婚姻法》為中國人的婚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就在《婚姻法》頒布的前一年，法國著名女權主義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國出版。籍這本女權主義的“圣經”，波伏娃表達了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敬意，她堅信社會主義終將消滅男女不平等現象。波伏娃的觀點似乎很快就在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得到了證明：公有制經濟體制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勞動制度激發了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工作的熱情，《婚姻法》則賦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財產權。對此，社會學家分析，獨立的經濟地位是男女平等的重要基礎；而在作家筆下，這種獨立又令妻子與丈夫的平起平坐顯得那般理直氣壯——帶著“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出嫁的姑娘在婚禮上掏出一本紅色封面的小冊子給大家看，“我把勞動手冊帶來了，今年我有兩千工分了。”在一片贊譽聲中，這位新娘接著說，“我不是來吃閑飯依靠人的，我是過來勞動的。”周立波在《山那面人家》中如此寫道。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對于妻子而言，這份平等其實并不輕松。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的形勢下，生產建設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似乎比提高婦女權益顯得更迫切；另一方面，傳統家庭文化并沒有因為婦女投入社會工作而為其赦免任何家務勞動。于是，在實為“義務平等”的“男女平等”的名義下，新中國的妻子們事實上肩負起既主內，又主外的雙重壓力。與男女平等相比，婚姻自由顯然來得更加艱難。在《婚姻法》頒布的最初幾年，中國父母們曾對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允許子女自主婚姻的規定普遍感到不滿，而在廣大農村地區，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的老人也絕非少數。于是，包辦如故，買賣依舊，“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1953年發布的一份調查甚至顯示，當時全國每年因要求離婚而遭虐殺的婦女竟有七、八萬人之多。有鑒于此，中共中央和政務院于1953年3月在全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貫徹婚姻法運動”。1955年，國務院又批準了《婚姻登記辦法》，這意味著男女雙方只需到政府登記即可辦理結、離婚事宜，這意味著新中國的制度進一步鞏固了中國人的婚姻自由。更多的父母之命于此后宣告作廢，當代中國的第一次離婚熱潮也隨之達到頂峰，很多中國人正是在此時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女人是有權“休夫”的。婚姻自由使嫁娶何人成了嫁娶者自己決定的問題。于是，婚姻的選擇對象成為了下一個問題。戰場上的英雄無疑是姑娘們心中的最佳人選，從《小二黑結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鮮戰場上那些最可愛的人，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女人而言，嫁給軍人便等于嫁給了光榮。同樣炙手可熱的還有職場上的模范。“上一次勞模會上我愛上了人一個，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都選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從那天看見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上我偷偷地就愛上他。”劉巧兒在大柳樹下的這段告白，道出了那個年代不少姑娘的心聲。“我愛他，身強力壯能勞動；我愛他，下地生產，真是有本領；我愛他，能寫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來，他能給我作先生。”勞動互助和共同進步成了彼時“愛情”二字的隱喻。只是那時，充滿理想主義情結的中國男女還很少對與“政治進步”或“勞動生產”無關的愛情心生向往，也許是并不富足的日子還難以讓人們有如此奢侈的情調。1958－1976：婚姻即政治自反右運動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處于一個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為一切的主題，婚姻如是。那時的中國人在政治上被劃分為三六九等。作為“紅五類”的革命干部、軍人、工人、貧農和下中農，由于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普遍受到青睞；被打入“黑五類”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則因其令人畏懼的政治身份而遭遇冷落。“紅五類”之間的通婚是理所當然的，而企盼改變命運的“黑五類”也無一例外地希望能與“紅五類”聯姻，以便借此獲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書鐵券”。少數“黑五類”女的努力獲得了回報，于是一些政治婚姻便在兩個素昧平生的人之間得以締結。缺乏魅力的“黑五類”男則只能與落敗的“黑五類”女結合，更有命途不濟的“黑五類”，甚至永遠也沒能獲得結婚的資格。與政治條件相比，當時人們對財富、職業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許在那個均貧富已被制度化的時代，經濟方面的任何期待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人們連愛情也少有期待。事實上，婚姻之于當時的人們首先是革命精神的結合，至少在公開的場合人們普遍認同于此；而愛情這種被理解為浸透了資產階級情調的東西，則顯得與無產階級的生活理想格格不入，即便有，亦多以政治的名義。于是，愛人，首先應該是革命同志。“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文革”時期寫在中國人結婚證上的話。那個年代，婚姻與政治的隸屬關系就這樣被烙入幾代人關于婚姻的記憶。“血統論”是當時特殊環境造就的特殊理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對這種理論最為通俗的解釋。“血統論”的“創舉”在于將政治身份認定為生物遺傳信息，這使得當時的人們不得不用“根正苗紅”或“劃清界線”的邏輯去考慮婚姻家庭之事。一位在“文革”中離婚的女教師回憶道，“血統論”在當年迫使她與丈夫分手，因為他們不想讓一對正上小學的兒女再被人罵作“狗崽子”。“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他的導師是杜威。1950年，他拿著教育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到中國，然后就一直在北京一所大學教書。‘反右’和‘文革’的時候，他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次被打倒。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