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建設共五則(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收私人物權采用不同標準勢必重新引入城鄉征收法律的二元體制。專家認為，作為一種基本的財產制度，土地政策和管理制度要有效地在多樣的、相互聯系甚至相互競爭的土地各種功能中尋求一種平衡，需要一套綜合、完整的措施。專家分析，土地政策改革的目標應該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促進農業的發展，包括對農田進行保護，通過土地的市場化流轉促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支持人口從農村向城鎮的流動，有序的城鎮化。第二，促進制造業、服務業和房地產部門的發展，在一個綜合考慮經濟、社會和環境的規劃框架下，通過市場機制為城市的擴張提供土地。第三，為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以土地資產作為可持續的公共收入的基礎，為公共服務和投資提供資金。第四，完善利用土地作為抵押來獲得資本的政策工具，增加可抵押資產的選擇，支持金融部門的成長。第五，提高土地利用規劃決策與快速經濟增長的一致性，并把生態文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第六，促進土地管理體制和土地權利安排的協調、一致、完整和保障產權的穩定。2，“如果按戶籍來算，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遠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農業部新聞發言人畢美家表示，%的城鎮化率，是按城鎮常住人口統計的，其中還包括。2012年12月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理應要享受城市公民一樣的待遇，這是新型城鎮化需考慮從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所在。”專家認為，現在所謂超過50%的城鎮化率，只是統計意義上的城鎮化，絕大部分被統計為城市人口的農民工并沒有在城市實現永久定居。3，盲目造城運動致城鎮化效率低下我國城市化在加速，現在從省級城市、副省級城市直到地級、縣級城市，都在建造大馬路、大廣場、大建筑。但不少地方采取“攤大餅”的方式推進城市化，把各種產業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運動”。結果不論城市建設還是城市運營，都效率低下，使城市化和工業化受到了成本過高的阻礙。首先，土地資源大量浪費。中國是一個土地短缺的國家，但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浪費非常嚴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過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萬元GD P耗用土地面積超過發達國家10倍以上。而且用這樣的辦法進行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和大量雖然進了城卻并沒有真正成為市民的“農民工”，于是出現了雙重二元結構。其次，用攤大餅式的發展推進城市化，因為專業混雜，所以并不能夠發揮專業集聚效應，導致了城市的專業化水平很低，這樣就很難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徑變得非常長，交通擁堵，城市運行的效率變得很低。為什么會發生低效率的問題？一是由于價格扭曲，使得土地被大量浪費。二是政府職能錯位。“城市”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來源。我國城市大多是從“城”即“都”(政治中心)發展而來，而其他國家的城市大多是從“市”即市場發展而來的。一般而言，市場自發地使得城市的空間布局趨于合理化，形成了相關行業支脈繁多、關系密切的金融業集中在大城市，行業間關聯度不高的制造業集中在既能發揮專業化的集聚效應，又能帶動周邊農村發展的小城市的格局。而在我國，政府在城市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規模愈大的城市行政級別愈高，支配資源的權力愈大，行政級別愈高的城市也就有更大的權力動用資源來擴大城市規模。這種體制推動了近年來風起云涌的攤大餅式“造城運動”。五、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大方向是什么？方向一：土地流轉試點新型城鎮化將啟幕農村新一輪改革，土地流轉乃大勢所趨。為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用地“瓶頸”，土地配置市場化、農村土地資本化，優化農村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為實現統籌城鄉發展探索出一條新路。“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征地補償被置于首位。”北京大學著名法學專家姜明安認為，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將為《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的制定和農村的土地改革提供法律保障。推進城鎮化的一大難題就是農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力度也越來越大。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極大風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鮮紅的手印，小崗村包產到戶拉開了中國土地改革的序幕；1992年，廣東省南海市下柏村農民將承包經營的土地以股權形式，流轉給村集體成立的經聯社統一經營。而最近的一輪土地改革始于2008年，當時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土地流轉”成為此輪改革的主題。本報記者了解到，在農村城鎮化方面，很多地方的土地改革試點“摸著石頭過河”積累了不同的經驗：重慶的地票式交易、成都土地流轉、廣東佛山的股權分紅、天津宅基地換房，不同的地方做法不同，但都為全國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借鑒。比如成都在新一輪農村產權改革中提出，“確權”是基礎，“流轉”是核心，“配套”是保障，這樣的改革贏得農民的支持。但在取得經驗的同時，確權、監管、收益和小產權房等棘手問題也暴露無遺。在北京打工5年的農民工楊雄稱：“政府如果不把土地和就業解決好，將戶籍遷離農村的農民就會覺得不踏實，還不如留下土地種莊稼更有保證”。這已引起決策層的重視。農業部最近就明確表示，2013年將擴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范圍，爭取用5年時間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工作。方向二：戶籍可能是新型化城鎮推進的突破口“戶籍改革看似簡單，但要落實與城市戶口相掛鉤的利益卻很難。”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分析，戶籍改革之所以難以推行，就是因為城里的福利政策太多了，且繼續和居民戶籍密切相關，進城的農民很難同步獲得社保、就業、教育的機會。資料顯示，全國將近2億進城農民工中只有200萬左右通過買房、結婚等方式獲得城鎮戶口。如此一來，城市空間擴張過快，而農村人口由于戶籍、購買力等限制，被拒于城市大門之外，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而現行戶籍和土地制度，正是阻隔在城鄉之間的主要壁壘。“打破戶籍肯定是未來城鎮化改革的方向，但具體操作問題十分復雜，各省差異很大，只有逐步試點逐步推開。”黨國英表示，2020年若要達到50%以上的人口城鎮化水平，關鍵在于以農民工市民化為重點的相關改革到位。大力推進城鎮化是新一屆政府施政理念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多次強調，中國要依靠改革實現沒有水分的真正發展，而城鎮化是發展最大的潛力。方向三：實施“城市群”戰略十八大之前，對于城鎮化建設，十六大提出了“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十七大的進一步補充是，“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業內人士普遍的說法是，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鎮化”，是在未來城鎮化發展方向上釋放出了“轉型”的“新信號”。目前中國城鎮化率統計是以常住人口計算，按照這樣的算法是已經突破了50%，但如果按照有城鎮戶籍的人數，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水平來說，中國的城鎮化率大概只有35%36%。官方統計的數據是，真正在城市購房的還不足1%；“半市民化”狀態。在2010年底中央向各省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決策層就釋放出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信號，其中最為明確的是提出了要構建以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的“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要在推進環渤海、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優化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