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論文(編輯修改稿)

　

【文章內容簡介】 城市規模和占用土地面積迅速擴大。據統計，2000年至2010年全國城鎮建成區面積擴張了60%多，遠高于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而同期人均建設用地133平方米，超過國家規定限額3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表示，一些地方以加速城鎮化進程為幌子、以建設工業園區為名目、以獲取土地出讓收入及相關稅費為目的，從而大搞擴城、造城運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葉裕民說，如果說多造點房子、多修點路、多建幾座摩天大樓就算城鎮化，這樣的理解太膚淺了。新型城鎮化必須以民生改善為根本目的，不單純追求城鎮化的速度，更關注人們的生活品質。“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專家們表示，一定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城鎮化建設，走一條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和水平。土地權益市場化：開啟城鄉之間的財富之門 土地問題是新型城鎮化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不少專家呼吁，應加快推進我國土地制度改革，通過統一的土地市場確定價格補償，實現城鎮化過程中利益分配關系的平衡。在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土地征用過程中，可允許農民以土地和房產出租、入股，使他們得到足夠的補償，讓土地繼續為失地農民提供生存發展、增收致富的長久支撐。新型城鎮化，應該用土地為農民開啟一扇財富之門。要讓失地農民成為獲益主體采訪中，一位專家告訴半月談記者：“近年來，我國的城鎮化步伐不斷加快，城市的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但失去土地的農民卻很少獲益。甚至可以說，個別地方的城鎮化就是對農民不斷盤剝的過程。”“地王”不斷刷新，地價不斷攀高，推動商品房價格大幅上升??這是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凸顯的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將土地作為生財之道，用較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拿到土地，再經過拍賣，以高出成本數倍甚至十多倍的價格轉手賣出，從中賺取巨額收益。江蘇淮安的失地農民朱海成告訴半月談記者：“當時政府征地時給我們的價格是1畝地1萬多元，家里所有的地一共才不到10萬元，這些錢根本維持不了生活。”南京市建鄴區的拆遷戶黃勝利有同樣的感受。他告訴記者，盡管拆遷時通過市場評估給了他一個補償價，但實際上政府將土地拆遷后的拍賣所得遠遠高于拆遷成本，這對拆遷戶而言并不公平。城鎮化圍繞土地必定產生大量的投資和建設，這就需要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讓農民享受到城市發展的成果。在2012年12月28日召開的《中國土地政策藍皮書》發布會上，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院長鄭凌志表示，在近年來出臺的各項土地政策中，都首先強調保護農民利益，尊重農民意愿，保障農民的用益物權，實現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2011年12月，國土資源部印發《關于嚴格規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工作的通知》，特別強調要切實維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充分尊重農民主體地位；確定增減掛鉤項目，必須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履行農村重大事項議事制度，依法聽證、公示；凡集體組織和農民不同意的，不得強行開展；嚴禁強拆強建，嚴禁強迫農民住高樓。“推進新型城鎮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必須跟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顧益康說，要實現農民土地財產可股份化、可交易化，讓進城農民有機會將農村的財產變現和交易，從而在城市能夠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擰緊土地融資閥門要想新型城鎮化不再走“經營土地”的老路，就必須轉換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權威研究報告表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機構都承擔了融資功能，以貸款方式取得的土地儲備資金用于股權投資、出借和市政設施建設等。雖然這種模式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和建設，但這種模式既不合規，更存在風險。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究室副主任汪德華指出，土地財政加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機制，是地方政府經營城市的“魔法杖”。這種融資機制是“成就”與“爭議”的結合體，它既給城鎮建設飛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也使得以房價高企為代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難以承受。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政府經營土地獲利，政府成了市場主體，以管理手段實現經營目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國家四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土地儲備與融資管理的通知》，要求土地儲備融資要嚴格執行融資規模控制卡管理；土地儲備機構貸款不得用于城市建設及其他與土地儲備業務無關項目。汪德華表示，發展市政債將成為化解城鎮化融資難的突破口。市政債是國際通行且公平的籌資手段，它是通過某種制度安排，把城鎮化建設未來收益平移到目前來使用，將來再逐步償還。這將有利于緩解土地財政模式的收入沖動，解決地方融資過程中平臺公司隱性負債問題。探索土地權益市場化，從確權開始 當前進行的集體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被視為保障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土地權益的重要手段，其關鍵在于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2012年11月28日，國務院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該草案對于現行的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征收補償制度進行了修改，主要內容是提高征地補償數額。相關專家認為，這不僅對于保護農民權益、提高農民收入具有積極作用，也將為新型城鎮化鋪平道路。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表示，今后要進一步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性質，將土地要素與產業資本、農業企業有效聯系起來；進一步完善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能，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有償使用制度，顯化土地資產價值。浙江省紹興市委書記張金如說，城鎮化過程中要通過城鄉土地統籌，實現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權、同價”，讓農民在土地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屬性不改變的情況下，也能分享到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土地紅利。土地權益市場化的改革千頭萬緒，但首先應從產權明晰開始。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被認為是圍繞保護農民土地權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礎。最近，四川巴中市平昌縣元山鎮中嶺村村民羅正祥領到三本產權證：《集體土地使用證》、《房屋產權證》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有了這些證，羅正祥就可以在農村信用社以農村產權作為抵押進行貸款，也可以和全村其他人一起將村里的農用地整合起來，引入社會資本進行現代農業項目開發。新型城鎮化：集約、智能、綠色、低碳 未來的新型城鎮化，到底應該遵循一條什么樣的發展路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明確指出：“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走集約用地之路，保障資源長久支撐 由于中國的耕地資源有限，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是新型城鎮化的必由之路。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介紹說，目前中國城鎮化的速度在不斷加快，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0%，但用地粗放浪費現象卻依然突出。一些城市新區建設盲目擴張，部分工業園區重復布局，這種粗放的用地方式更加劇了我國的用地矛盾。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設時，不顧自身財力，不顧土地等資源的承載力，已經造成很多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說，由于缺乏產業支撐，一些地方出現“睡城”現象，每天早晚高峰，有數十萬人在同一時間往返十幾甚至幾十公里上下班。“更有甚者，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鎮化進程’為幌子、以建設工業園區為名，以獲取土地出讓收入及相關稅費為目的，大搞擴城、造城運動，粗放式占用大量土地，其危害比單宗違法用地事件更為惡劣。”業內專家表示，過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土地資源的粗放方式必須得到改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說，中國是一個人均占有耕地面積較少的國家，必須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政策。針對此，國土資源部要求，各地要基本建立起符合本地區特點的節約集約用地制度體系，積極拓展建設用地新空間，加大閑置土地的處置力度，逐級分解落實“十二五”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建設用地下降30%的目標任務。在節約集約用地過程中，加強規劃、提高產業聚集度和用地強度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還需注意防止走偏。一些地方將推動農民轉為高層、多層居住作為集約利用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卻忽視了農業的產業特點和農民的就業問題，結果影響了農民的生存發展。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我國一些地方在城鎮化過程中盲目撤并村莊、將農民趕上樓，以為可以節約很多耕地。須知許多農民雖已上樓，但還在務農，上樓后農機具、糧食、種子和肥料等沒有地方堆放，只能堆在樓下綠地中。農民種地是一種循環經濟，如果一味趕農民上樓，不僅造成農業循環鏈斷裂，而且還忽視了庭院經濟的收益。專家表示，土地是農民的核心權益，在集約發展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重視保障農民的權益，才能為城鎮化利用土地資源提供長久支撐。走綠色低碳城鎮化之路，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城鎮化的綠色低碳發展趨勢，將為綠色人居、建筑節能產業帶來巨大的發展機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李佐軍認為，新型城鎮化建設一定要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道路，這是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同時，也意味著需要進一步推動建筑的低碳化、節能化，建設生態城市。仇保興表示，生態城市是系統地降低城市對自然生態系統干擾的發展模式。具體而言，可通過綠色建筑、綠色交通、綠色基礎設施、綠色小區、綠色產業等，共同構建生態城市。同時，仇保興提醒，我國地形非常復雜，氣候條件差異大，不同地方的生態城市應該因地制宜，像綠色建筑一樣應具有當地氣候適應性，需要立足于當地實際，這就要求生態城市的模式是多樣化的。生態城市的建設，不能一窩蜂上，不能搞一刀切。實現低碳、綠色的城鎮化發展之路還需注意成本問題。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一些地方發展低碳城鎮的模式存在成本太高、不易推廣的問題，并且容易被形式化。單純追求視覺方面的綠色、低碳效果，不能從根本上降低能耗、節約資源。國外經驗表明，實現低碳發展要把握三個因素：政府引導、市場作用、正確的消費觀念。在建設新型生態城市群過程中，黑龍江墾區大打“低碳牌”，建成100多座低碳城鎮。該區域在城市規劃建設中，注重配套使用太陽能熱水器、節能燈、節水及綠色交通設施，取締小鍋爐、小煙囪，大力引進地源熱泵和水源熱泵等供暖新技術，推廣使用清潔能源，使百姓過上低碳生活。走智能城鎮化之路，讓人們生活更加便利 智能化發展被確定為新型城鎮化的路徑之一，這一面向未來的提法激發了人們對于智慧城市的想象空間。據專家介紹，智慧城市可以使人們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城市運轉更高效、更敏捷、更低碳，涉及面包括智能樓宇、智能家居、路網監控、智能醫院、城市生命線管理、食品藥品管理、票證管理、家庭護理、個人健康與數字生活等諸多領域。人們可以用手機移動接收和發送關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信息，看病、上班、出差、休閑都變得輕松愉快，而城市也隨之更加智能、綠色、高效、美麗。令人欣喜的是，智能化城鎮正在走向現實。近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了“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并印發《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和《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試行）》，著手開展我國智慧城市試點工作。這些文件指出，建設智慧城市是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創新驅動發展、推動新型城鎮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據了解，目前我國已有超過50個城市提出建設智慧城市的目標，覆蓋了東中西部地區。“讓城市做到真正的智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城市需要兩三年，有的城市需要十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業內人士、IBM大中華區副總裁范宇說。中國工程院院士劉韻潔認為，智慧城市建設一定要有遠景、總體規劃和實施步驟，而且要結合當地的環境和條件來實施。此外，在信息網絡方面，國家要給予高度重視，因為這是智慧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從長期來看，智慧城市建設在政府投入支撐下將保持高速增長，智能交通、數字城市管理、城市安防、醫療信息化等領域前景廣闊。據業內人士估算，隨著我國更多城市啟動智慧城市建設，“十二五”期間各地智慧城市建設將會帶來2萬億元的產業發展機會。（《轉作風亟需破除三大行政文化積弊 ——專家建言新型行政文化建設近期，中央出臺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引發社會強烈反響。不可否認，當前在一些地方和黨員干部中，仍存在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漠視群眾、浮夸鋪張等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這些都屬于行政文化范疇的問題。多位專家指出，增強與群眾的血肉聯系，破除長久以來的行政文化積弊，改進作風，培育先進科學的行政文化，任重道遠而又刻不容緩。三大行政文化積弊亟待破除行政文化事關民心向背。南開大學MPA中心主任、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孫濤教授指出，行政文化不僅影響政府的行政價值取向和施政方式，決定了行政組織結構和行政權力運行方式，而且對官員的行政觀念、管理模式和行為規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直接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隨著政府改革的持續推進，行政文化不斷改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的行政文化仍存在三大積弊。南開大學副校長、政治學家朱光磊指出，當前我國行政文化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在于：第一，缺乏足夠的科學意識與規范意識，專業意義上的全局意識不夠強。行政人員當中部門本位主義思想還比較嚴重，部門之間缺乏合作精神，部門之間爭權力、爭管轄范圍、推卸責任等現象還比較明顯。地方保護主義情結還比較濃重，一些官員為了政績不顧大局的現象普遍存在。第二，級別觀念過重，甚至將其作為思考行政問題的前提基礎。當前，一些官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已經演變成為級別關系、身份關系，個別時候甚至超越了正常的業務關系。第三，官本位愈演愈烈。在官本位導向下，一些官員對上采取追求政績的工作方式，對下采取“高人一等”的行為方式，而對于社會民眾的認知與回應能力則比較低，尤其對社會公共服務訴求的反應太遲鈍。孫濤等專家指出，我國傳統的行政文化重權力分配、輕權力運作，對權力運作過程中表現的問題重視不夠。隨著全民文化素養的提高和群眾有序參與民主政治的意識日漸增強，在一部分官員頭腦中存在的“大一統”式集權行政文化思維，將對公共服務的持續改進和行政改革產生嚴重阻礙。群眾呼喚“民本”行政文化群眾期待怎樣的行政文化呢？專家認為，結合對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理解和當前的歷史條件，先進科學的行政文化應該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重視權力的運作和監督，政府機構之間關系科學、官員人際關系理性化，著眼于精細的行政管理，更加適應人民需求和社會發展需要。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教授艾躍進認為，為民服務應該是社會主義行政文化的基礎。我們黨的性質和政府的職能決定了為民服務的理念應該是行政文化的主流。“培育‘民本文化’是行政文化建設至關重要的內容。”朱光磊說，這對改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