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職業生涯之環境手冊-資料下載頁

　　

【正文】 章節。每一部分都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內容。而且咨詢公司也會不斷根據市場需求來調整自己報告所涵蓋的內容。例如客戶需要“工資＋津貼”，即比較固定的那部分現金調查（也稱為至少每年能夠拿到的現金收入的調查），那么咨詢公司就會將這部分數據抽出來單獨做一份報告； 如果客戶要“工資＋津貼＋獎金”即年總收入的調查報告，那么咨詢公司同樣也可以做一份客戶需求的報告出來。咨詢公司還會根據市場對某種人才或某些方面的需求程度不同而單獨制作更加細化的調查報告，如專門的福利報告等。對市場需求強烈的研發人員的薪酬調查也成為咨詢公司的一項新的調查項目。 從另一層面看，薪酬調查報告市場的紅火除了需求單位日漸增多外，還有一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市場本身的利潤空間，一份報告按照1200美元的中間價來計算，如果一年進行12次薪酬調查，平均每次參加企業30家左右，那么光是報告的收入就可以達到432000美元！所以，眾多咨詢公司對這個市場趨之若鶩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而面對形形色色的調查報告，需求者自然得睜大眼睛，辨別良莠。二十一、畢業生創業成當前就業“熱”中的“冷”選擇 新華網重慶8月28日電（記者 張琴、季明）　華東師范大學對上海高校5４0名本科生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有77．6％的學生表示有創業意向，可最終創業的不足2％。記者近日在采訪中了解到，盡管今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大學生創業的優惠政策，但由于大學生創業者本身條件的限制，以及缺乏全社會的關注和幫助等原因，大學生創業成為當前就業“熱”中的“冷”選擇。 　　大學生創業，理性與激情并存 　　記者在重慶市人才大市場詢問了在此應聘的8名大學生，無一人表示會選擇創業。他們認為，等工作幾年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后才會考慮創業。 　　2002年畢業于重慶大學計算機系的肖曉有一家網絡科技公司。他說，選擇創業是因為自己曾組建過一家網管公司，有創業的經驗和社會資源，而不是一時沖動。 　　上海交通大學應屆畢業生楊丕一是上海第一屆大學生創業培訓班學員，兩年前他組建了上海交通大學Ｋａｎ實驗室，現在的公司里有25名交大計算機系畢業生，其中60％的人是碩士及以上學歷。他說，這樣一個有著良好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市場運作經驗基礎的公司是具有發展潛力的。 　　談及國家今年出臺的優惠政策，肖曉認為，這些政策對大學生創業肯定有促進作用。但其中的有關為學生創業公司提供創業小額貸款和擔保的內容意義不大，因為銀行不愿意貸款給學生創業公司這樣規模小、風險大、還貸能力弱的企業。 　　楊丕一認為，靠國家給的優惠政策是沒辦法讓公司生存的。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找準市場定位和開辟銷售渠道才是生存的不二法則。 　　大學生創業的先天不足 　　在上海舉行的一個“創業大獎賽”中獲獎的20多名大學生最終都遭遇創業“滑鐵盧”。專家指出，好高騖遠、資金渠道不暢通、缺乏財務稅法和市場經濟等相關知識及經驗是學生創業的“軟肋”所在。 　　清華大學視美樂公司的“多媒體超大屏幕投影電視”技術曾獲首屆全國大學生科技創業大賽一等獎，并以此得到了上海第一百貨公司250萬元的風險投資。然而第二年由于沒有得到五千余萬元的二期投資，最終公司將其技術以三千萬元的價格賣給了澳柯瑪集團。 　　上海市創業教育培訓中心校長徐本亮指出，資金瓶頸是大學生創業的最大障礙。華東師范大學的調查結果也顯示，35．９％的學生認為資金是創業的最大困難。創業的大學生常常覺得融資渠道窄，銀行貸款難。但投資商卻認為，大學生對于創業資金的認識不成熟，總是急于得到資金，給小錢讓大股份或賤賣技術和創意，這是對風險投資的不負責任，是在燒別人的錢圓自己的夢。 　　有了好的技術和項目，也得到了風險投資，學生創業公司是否就能一帆風順呢？“中國女大學生創業第一人”、原華中理工大學學生李玲玲憑借其發明專利得到10萬元的創業風險金，并成立天行健公司。可從股權的糾紛到融資渠道和產品開發的分歧，李玲玲和投資公司最終合作破裂，公司也宣告破產。 　　專家指出，缺乏成熟的企業模式和管理經驗也導致許多學生創業項目走向失敗。因為大多數學生局限于本專業知識中，缺乏財務、稅法和市場等相關知識和經驗。 　　大學生創業，渴望社會的關注和幫助 　　大學生創業難固然有其先天不足之處，但社會和家庭的不信任、學校創業教育的空白、相關政策的完善和落實情況、銀行貸款難等問題也是制約大學生創業的重要因素。大學生創業者們在懷著激情與夢想勇往直前的時候，他們也渴望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和幫助。 　　國家工商總局近日通知，高校畢業生從事個體經營的，1年內免交五種行政費用。然而今年6月創辦“卓人軟件公司”的杭州電子工學院畢業生高靖等3人卻屢屢碰上“閉門羹”。工商局和人事局都回復他們 “具體辦法還要等落實的細則出來，可能還得等上一段時間。” 　　重慶市工商局個體私營經濟管理處處長陳速說，重慶市工商局是根據工商總局發文的內容實施優惠政策，目前還沒有關于享受這種政策的大學生創業者的具體統計。但他認為，行政費用的減免是國家促進大學生創業的一種導向，并不是主導學生是否創業和能否創業成功的決定因素，對創業的刺激作用可能也不如大家的期望值那么高。此外，減免的這些行政費用總體來講并不是一筆大數目。 　　重慶人才大市場發展策劃部梁晶告訴記者，關于創業大學畢業生的戶口、檔案和職稱評定等問題，現在還沒有相關的政策和具體的措施。目前也沒有專門為大學生創業者提供咨詢和服務的部門或機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學習的“第三本護照”是創業能力。徐本亮說，在學校里進行創業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創業培訓只是在學生的心中播下創業的種子，如果在校園里學生就能受到這方面的教育，并引導大學生把創業作為今后就業的一種途徑，盡早做好準備，將更有利于大學生今后的創業。二十三、職業經理人出身“歧視” 郭晉華 沒有職業化的隊伍當然沒有職業化的管理。 如果按照“曾經管理過至少一家企業”為最簡單的衡量標尺——這個標尺一方面說明該人有資質可管另一家企業，另一方面也告訴老板這個人曾定價多少，老板們恐怕很難找到副總 人選。 今年年初張藝謀帶著他的寶貝《英雄》到美國參加奧斯卡評獎的時候，對一個美國導演說這部片子是專門為李連杰量身定造的，除了他，別人都演不了。美國人很詫異，因為在美國隨便那個類型的演員，都能找到9個人選。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在很多地方人才卻短缺得要命。職業經理人就是一個短缺的人群，因此也是一個參差不齊的人群。 7月的一天，在杭州舉行的一個企業人士沙龍，參會者的話題逐漸集中到職業經理人問題上。這是浙江這個經濟熱點地區的企業最為關心的幾個問題之一。座中一位經濟學者發表觀點說，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和企業實際價值悖離過大，造成職業經理人無法被準確定價。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CEO能使一個上市公司的市值增加，增加的這一部分就可資參考，來為這個CEO定價。而缺乏明確的定價標準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約束，是中國職業經理人市場無法形成的本質原因。 那么，在輿論普遍認為職業經理人市場尚未形成的今天，那些已經長大了的、需要以“讓別人來管別人”作為擴展秩序的必然方式的中國企業，是由一些什么樣的人在幫助創業者打理？在以上本質原因無法得到解決的狀況下，這些人與企業主之間如何形成合作關系？ 旁觀者下意識地把職業經理人想像并界定成職業背景光鮮的、跳來跳去的那群人，并對他們與企業主之間碰撞與磨合的故事很有興致。事實是，大多數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公司中，在職業背景、價值承認等等方面都很含糊、不大符合想像標準的人，正在行使職業經理人之實。因為如果按照“曾經管理過至少一家企業”為最簡單的衡量標尺——這個標尺一方面說明該人有資質可管另一家企業，另一方面也告訴老板這個人曾經定價多少，老板們恐怕很難找到副總人選。在不成熟的內外部環境中，這些真實存在的準職業經理人成分參差不齊，目前還很難抽象為一個完整的階層。 政府官員恐怕是這個模糊階層中一個非常重要也極有特點的組成部分。溫州知名鞋業企業奧康集團5位副總裁之一的吳守忠，上一個身份就是奧康集團所在的溫州永嘉縣縣委常委。吳守忠的老板王振滔似乎對政府官員情有獨鐘。今年3月份，溫州市兩位副市長及正副兩位秘書長共4名官員集體辭官到企業就職的新聞轟動一時。其中的副秘書長、上個世紀80年代任永嘉縣縣委書記的王運正，如今就與吳守忠同在奧康集團任職。而此次辭官事件中最具看點的副市長吳敏一，這位曾于2001年被中組部派至哈佛學習、溫州市政府高層中唯一能以流利英文演講的干部，則被奧康在溫州的競爭對手——紅蜻蜓公司總裁錢金波請去做了副總裁。就在去年，吉利集團李書福也成功地將CEO寶座讓給了浙江省最年輕的副廳級干部之一、省地稅局總會計師徐剛。 由企業經營環境的營造者變成民營企業家的左膀右臂，這種從政到商的跳躍在江浙一帶已被泰然接受。而政府中一般干部到企業謀職的更是司空見慣，牙刷大王江蘇三笑集團的常務副總裁王寶勤，1992年前就曾是揚州市計委的工作人員。 這些很有些級別的官員在任時，大都以“親商”形象出現，與民營企業家的關系更像是朋友。基于對當地經濟的了解以及自己所擁有的資源，他們為企業家出了不少點子、幫了不少忙。江蘇瓊花集團老板于在青之所以聘請前揚州邗江縣副縣長顧宏言做總經理，就是因為主抓科技和工業的顧宏言此前與當地企業老板交往甚密，而且常常以授課的方式扮演了“企業培訓師”的角色。摘自《IT經理世界》企業吸引官員，自然不能排除利用其多年從政鋪就的“路子”的原因。但總體而言，這種選擇與一些企業包括外資企業雇傭官員單純為“公關”的做法相比，有相當的理性成分。這些輔佐企業老板的前政府官員，通常具 備駕馭復雜局面和制訂規范的能力，客觀上也對這個階段的企業起了積極的作用。 這種選擇相對理性的原因還在于，盡管政商有別，但這些本地的官員比起那些來自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的管理者來，可能更易與當地的企業家找到共鳴，因為他們與當地企業有先天的接近性，對這些企業的資源、長處和“短板”、瓶頸有相對清醒的認知，甚至熟悉這些企業家的脾性，通常不會有明顯的“改造落后”的高姿態。更為企業家看重的一點是，在合作之前，他們與前官員彼此間已成功建立了基本的信任關系。雙方潛意識中都抱有“對方不至于坑我”的預期，老板們對于這些前官員的道德考察就輕松得多了。 如果這些人能完成政府官員到企業的角色轉換，他們將得到較高的價值承認。只旁觀而未曾深入介入的劣勢，是阻礙這種角色轉換完成的最大障礙。大多數人在企業中呆下去還是不困難的，少數人會成功完成蛻變。另外，這些人此前沒有被市場明確定過價，而未經定價的前政府官員，其心理價位與老板的估價很可能有落差。據說吳敏一剛辭官時，有企業開價年薪百萬，被他一笑置之。 前政府官員效力于民企，進一步說明了現階段經理人市場發育幼稚導致的可選擇范圍狹小，但也有其現實的和可操作的合理性。奧康集團副總裁吳守忠強調說“我并不是職業經理人”，不過，這群人已具備了職業經理人的某種特征。 準職業經理人的另一個來源是企業內部培養起來的人。這樣的人最了解企業情況，但與老板的背景很接近，提升空間往往有限。而真正有實力的人，獲得明確定價包括股份上的承認就更為困難。伊利前副總裁牛根生拉出一撥人馬單干，幾年就起來一個蒙牛，這里面自然有創業沖動的因素，而知情者認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牛根生當年沒有得到與其匹配的價值承認。 創業者的第二代是被忽略了的準職業經理人。在目前這些創業者基本都沒有充分放權的時期，協助父親打理家業的第二代扮演的其實就是職業經理人的角色。沒有道德風險、價值承認的糾纏，兩代人可能成為最理想的搭檔。廣東江裕集團董事長歐伯賢與總裁歐國倫之間，就是一種類似于“君主立憲”的關系：自君之下，皆職業化。中國首家民營上市公司浙江天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潘廣通和他的兒子天通總裁潘建新的關系，一直以來也很像是企業主與職業經理人的關系：父親主內，兒子在外打拼。以生產注塑機起家的寧波海天，老板張靜章現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這家外地鮮有人知的企業在1999年后發展迅猛，如今已是國內注塑機業的老大。張靜章的兩個兒子分別擔任負責營銷和技術的副總，一位曾接觸過海天的管理咨詢師評價說，因為父親不放權或只是有限放權，父親與兒子之間因思維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分歧，就與企業主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沖突十分相似。 在中國的廣大民營公司中，符合輿論對于職業經理人想像——擁有服務于名企最好是外企或咨詢公司的閃光經歷——的不多。即便這些罩在光環下的職業經理人已被證明曾成功地管理過國有企業或外資企業，但在進入民營公司后，和官員出身的管理者一樣，全部都要二次學習。“不論出身如何，經理人必須具有個人創業的意識。是否具備這種意識，決定了他們與創業者之間的鴻溝有多大。另外，創業者其實很難放手，或者說，不知道該如何放手，導致授權過大，職業經理人撐死了；或者授權過小，又餓死了。”北大縱橫高級管理咨詢顧問陳江說。 徐剛成為吉利集團CEO后，又將邀請到前上海大眾總經理南陽這樣的汽車業內高級管理人才任副總裁當作自己不到一年任期中的重大業績之一。在南陽之前，徐剛已經打造了一個堪稱豪華的管理團隊：出身某知名家電企業的財務總監、原任武警部隊高職的行政副總裁、服務于臺灣某知名企業的品牌形象總監、出身跨國IT企業的人力資源總監以及多名領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汽車專家，而一位經常在集團走動的顧問則任職于某國際汽車企業。但徐剛仍認為南陽的加盟對于吉利集團來說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是吉利集團發展到更高階段的必然結果。 超豪華團隊的建立，對吉利集團的形象打造的確十分有利。但吉利能否順利消化并真正讓這個團隊為自己所用，也許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回答。 有人認為，職業經理人不是請來的，是自己培養起來的，不要以為跳來跳去才是職業經理人。但正因為各類出身的準職業經理人的價值普遍被低估，跳來跳去也許才是明確身價的一個有效手段。從行事作風非常職業化到土生土長，國內企業的所謂職業經理人群落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以落差極大、生存狀態迥異的形態存在。而做大后的企業主，從“找到合適的人幫自己管別人”的階段，再成長到需要投資并充分信任和有效約束別人的階段，必然要接受更大的心理考驗。二十三、C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