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108108國資國企改革調研范文合集-資料下載頁

　　

【正文】 由國有企業“控制”，其中一個理由是國企更有社會責任意識，可以實現國家調控目標。實踐中出現了三個問題，一是給企業設定多元目標，使它們無所適從；二是行政性壟斷意味著低效率，全社會將被迫為其埋單；三是企業的國有化與政府監管是不同的范疇，沒有替代關系。例如，在成品油與石油價格倒掛時，企業惜售，導致大范圍“油荒”；通信運營商利用壟斷地位，長期維持高收費、低網速；一些處于天然壟斷領域的企業自行擴大壟斷范圍，把與天然壟斷相關的業務泛化為壟斷領域，謀取利益。如上種種，一方面廣受社會質疑，另一方面，企業利用政府給的條件謀取利益無可厚非。問題在于，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制壟斷企業，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效益的領域，企圖依賴國有壟斷、而非制度和監管實現社會目標，是不可靠的。宏觀經濟失衡，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出現了較大的不平衡。把國有企業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工具，以干預微觀來調控宏觀，不是科學合理的途徑；除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外，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經濟效益的領域，可以設立特許經營，但科學合理的法規和有效的監管是關鍵。法制不健全、監管不到位，國有企業一樣可能違背公共利益；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不一定不能進入特許經營。八、關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與一個個國有企業的目標是有差別的。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把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局限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產生誤導。在決定國有資本進與退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發問：“在賺錢的行業為什么要退？”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例如，政府向國企大量輸送稀缺資源，構筑壟斷地位；維持電信高收費；銀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負利率的情況下繼續出臺收費項目等都是資產增值的辦法。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國有資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類投資是追求財務回報，以投資收益彌補社會性赤字，保住社會底線；另一類是實現公共目標。例如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引領社會投資、推進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保障經濟和國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設項目等。再如，亞洲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為救股市，以上千億港元敞開收購恒生指數股，在市場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出資幾百億美元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結果發展出了一個完整的航天產業，至今保持領先地位。這些都是國有資本實現公共目標和矯正市場失靈很好的案例。盡管在良好運作情況下，大多數可以獲得高倍率的回報，但政府投資的出發點則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實現經濟社會的公共目標。九、政府與企業的親與疏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按企業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隸屬關系區別政策，是改革過程遺留的問題，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強化。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有親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國有企業處于絕對強勢地位。一是它屬“體制內”、有“行政級別”和從政府那里獲得稀缺資源的優勢。如獲得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獲得電網、電信等特許經營權，獲得政府投資項目的能力也最強。二是可以方便地獲得銀行貸款。國企產出大約占三分之一，但獲得的銀行貸款約占70％。三是國企在一些上游產業、基礎服務業形成寡頭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四是即便在競爭行業，也有市場準入和行政審批兩道門檻。一些重要產業的準入條件往往是為大型企業“量身定制”；而行政審批則和與政府的親疏程度相關。很多民營企業因此被擋在門外，稱此為“玻璃門”。五是政府承擔了過多的建設職能，在既有國企之外，通過“融資平臺”又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民營企業大都被擠了出去。實際上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地方國企處于次之地位；外資企業有較強實力和話語權，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民營企業則處于最為不利的地位。近年來，為“躲避風險”，國企更傾向于在內部進行交易、形成配套。如為發展電動車，央企在自己圈子內組成聯盟，大手筆投資，建立產業鏈，對民營企業形成了市場壁壘。銀行顯性或隱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業群，為規避“政治風險”，都有遠離民企的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預，來“做大”國有企業，甚至強制盈利的民營企業被虧損國有企業兼并。在鋼鐵、煤炭、民航等領域屢屢出現民企被擠出的案例。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十、關于“國進民退”與“民進國退”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這個爭論是沒有意義的。作為執政黨和政府追求的絕不是誰進或誰退，而是鼓勵所有企業公平競爭，都做強做大、所有資本資源都迸發出發展的潛能。爭論的實質不是這個問題的本身，而是競爭的公平性。在我國漸進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區別對待、輪番政策調整的做法沒有及時改變，有些一直延續至今。輿論、政府管理和涉及企業的許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經上市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每家企業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簽”，分作“體制內”和“體制外”，并對其有親有疏。這就在市場中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近來，這種對立在社會上進一步情緒化，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非常值得重視的體制障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場。不平等的競爭條件和政府對國企的干預，使民企和國企都有諸多抱怨，都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場效率來源于市場主體的公平地位和機會均等。從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角度看，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各類資本都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應當受到公平的保護；各類資本投資的企業都會創造就業和稅收，應當獲得平等的競爭地位。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積累，國有經濟的比重呈下降趨勢，有人開始擔心民營經濟發展是否已經碰到了“天花板”？面對種種現象和輿論，民企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財產向境外轉移的數量和規模日益上升。針對這些現象，有人提出，在我們的體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納和留住本土成長出來的李嘉誠、王永慶、郭鶴年和李秉哲？我們正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重要的途徑是鼓勵創新創業、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此時，非公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多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的理論觀點中央早已確認并闡明；國務院“老36條”、“新36條”也已發布多時，但進展十分有限。近來，有關所有制的爭論反而再起。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姓資姓社”問題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增長潛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新時期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十一、探索親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實現形式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在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同時，中央一直特別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國有資產管理如何能與市場經濟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提出，“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的合理形式和途徑”。1997年十五大進一步指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強調“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監管和經營的有效形式”。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將國有經濟等同于國有企業，在產業領域把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作為國有經濟的唯一實現形式。盡管在部分市場失靈的領域仍有實際意義，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領域繼續以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群，作為國有資產實現形式，使企業和政府不斷遇到各種困惑。將經營性資產資本化，選擇可以用財務語言清晰界定、計量，并具有良好流動性、可進入市場運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資本化的實現形式，具有重要意義。銀行業國有資產資本化管理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一是國有資產資本化意味著國家從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轉向擁有和運作國有資本；意味著頂層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持股機構與投資的企業建立股東與公司的關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業依法成為獨立市場主體，聚焦于財務業績，在董事會指導下，在競爭中做強做大。這對政府和企業都是又一次解放。二是資本化的國有資產具有良好的流動性，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將通過國有資本在行業和企業間的“有進有退”來實現。這種進退，原則上不影響企業的經營范圍和業務結構。三是政府擺脫了與“國有企業”關聯關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脫地位，進行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有助于改變按所有制區分企業的政策，公平地對待各類企業，消除“所有制鴻溝”，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四是國有資本可分作兩種投向，兩種運作機制。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國家委托專業投資控股機構投資運作，實現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標。在一般領域的投資，委托專業的社會性投資機構運作，追求更高的財務回報。兩類投資各有明確的目標，有利于提高效率。五是國有資本投資收益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用于彌補體制轉軌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那些需要公共財政支付的歷史欠賬，保障經濟社會平穩轉型，并使“全民所有”回歸全民分享的本性。六是國有資本預期功能主要通過市場運作實現，而不是以破壞市場機制為前提。這就使國有資本具有“親市場性”。規模較大的國有經濟的這種存在，原則上沒有扭曲市場的動因，而是維護市場的力量。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改革的任務并沒有完成。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指導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將為體制轉軌、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企改革再清源本文來源于《財經》雜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9 我要評論（1）打印| 字號：國企改革初衷，即擺脫經營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經得以實現。如今改革到了新的階段，這已經不是國資委層面可以駕馭的國企改革，而是圍繞國有資產戰略布局和國家戰略層面財政體系重構的國資改革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國的國有企業替代人民幣匯率，成為中美對話核心議題。在5月4日公布的成果清單中，中方承諾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利潤的國企數量，并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國家預算體系，這讓外界頗為意外，懷疑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而在業界看來，美國擔心中國國企利潤節節攀升，造成不公平競爭，大量利潤留存企業，會抑制中國國民收入，進而影響消費升級，阻礙通過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因此冀望從外部給中國國企改革施壓。而中國高層也意識到，借此外力，以紅利上繳為起點，優化國有資本布局、實現財政體制重構正當其時。重啟國企改革呼聲再起國企改革是中國改革進程中一個頗受爭議的話題。今年以來，重啟國企改革的呼聲再次鵲起。2月27日，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涉及國企改革與紅利返還問題，一時輿論熱議；“兩會”期間，“國企要不要再改革”亦成為代表委員討論的焦點；4月初博鰲亞洲論壇上，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指出，國企改革事關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成敗，破除國企壟斷，降低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輿論之所以如此關注國企改革，深層次原因是憂心國企改革方向模糊，動力減弱，利益固化。如今“做強做大”的國企高管似乎沒有繼續改革的動力，實現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國資委也缺乏繼續改革的動力。一時間，國企改革要不要繼續推進？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何選擇改革路徑？國有資本變現如何與財政預算體系重構相協調？坊間諸多爭議引起高度關注，一個基本共識是，已經到了必須厘清改革思路，再啟國企改革的時候了。回顧國企改革30多年來，從上世紀80年代的“放權讓利”，到90年代的“抓大放小”、“三年脫困”、股份制改造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今，國有企業數量減少而經濟效益顯著提升。在市場化浪潮的錘煉下，國有企業不再是政府的附屬體，而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到2010年，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 2002年到2011年，；，成績是顯而易見的。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曾指出，在“三年脫困”之前，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的包袱和社會穩定的隱患。1994年，中國最大的500家國有企業全年銷售收入的總和，還不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的銷售收入。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央企業已有38家榜上有名。一些國有企業已經成為國內市場“巨無霸”，在世界上也越來越引人矚目。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術落后、資不抵債被迫破產的困局業已紓解。也就是說，國企改革的初衷，即擺脫經營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經得以實現。不過，改革附帶的歷史遺留問題依然在發酵，諸如國有經濟布局分散、戰線過長、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前不久發布的《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做了新的部署，高層推進國企改革的決心很明確。那么，下一步國企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業內人士認為，中國國有企業追求市場化、商業化以及利潤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行為，已成積習。這也意味著，改革到了新的階段，這已經不是國資委層面可以駕馭的國企改革，而是圍繞國有資產戰略布局和國家戰略層面財政體系重構的國資改革。不過，目前坊間論及國企改革時，多將國企改革、國有資本布局、國家財政體制重構、政府監管模式改革等不同層面的問題混為一談，而相關爭論也因議題失焦，往往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由此，曾任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也抱怨：“為什么國有企業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我，現在我們國有企業搞好了你們還是罵呢？”新的改革難點是國資進退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等學者提出，國有資產應首先從“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際方知國有資本的盤子究竟多大，國有企業應該存留多少家。他主張，對競爭